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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岛，原文节选自作者所著《重新发现中国人》
二十一世纪的序幕刚刚拉开，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但是，中国人是谁？
生活在中国的许多人富起来了，或即将富起来。但是，富起来的人还是中国人吗？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和价值观？或者换一个问法，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
每个人都生存在自己的观念中，这种观念常常通过体认历史得以形成。认同一个伟大的过去，意味着未来的自己将会更加伟大；相应地，可悲的历史决定一个人甚至一个族群可悲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了日本人。日本人为了重构自己的国民性，不惜歪曲历史、生造或虚构历史，企图以此来改造国民的灵魂，塑造民族的神圣精神。这是日本人淡化侵略历史并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些在他们看来“禽兽化自己”的原因，也是他们不顾周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而在“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的动机。尽管这种“神圣”在别人看来恐怖而无耻，并且遭到国内国际的惊恐和质疑；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们对“理想自我”的认同决心。反对或抗议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可笑的。你没法阻止一个民族透过选择历史来选择自己的未来。不客气地说，你甚至无权这样做。
我们故且将“五四运动”以来生活在中国或更进一步说为中国而奋斗的人们称为新人类。整整一个世纪，新人类都在为如何将自己与华夏传统文明割裂开来而挣扎着，他们以“现代化”的名义拼命地西化自己，并为马克思取代孔子或凯恩斯及别的什么信仰代替了马克思而兴奋不已。当所有的舞台谢幕以后，孤独和困惑从眼前的一片狼籍中升腾并笼罩着新人类。我是谁？这一前所未有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地萦绕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上空。
新人类应当反省：当日本人企图通过美化过去使自己显得不那么难看时，为什么中国新人类却为远离母体文明而兴高采烈地丑化自己的出身？当中国的新人类们丧失了对母体的自信并选择西方时，为什么却又惧怕或憎恶日本人对历史所做出的选择？
事实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在做着美化历史的事情。美国人对美利坚文明的骄傲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故意淡忘了曾经有过贩卖黑奴及灭绝印第安人的历史；大英帝国子民们的自信是因为他们宁愿相信自己靠蒸汽机而非海盗起家，至于那场卑鄙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他们压根就不愿再提；犹太人从未打算为自己的祖先集体出卖耶稣而忏悔，更没有听到他们中的哪一位因自己的民族做了几千年的亡国奴，又历经纳粹的侮辱屠杀而准备放弃传统文明，放弃再做犹太人；同样做过亡国奴的还有印度人，他们甚至因此丢失了自己的语言和那宝贵的哲学，他们内部的腐朽、上层的无能与愚蠢更是让印度人大吃苦头，然而，所有这一切也不足以让他们因为自己是印度人而感到耻辱。今天，我们看到韩国人，甚至俄罗斯人也在大胆地按现代文明中“人”的要求重新建构本民族的历史，然后，又用这种历史观来培养他们的族群自豪感和时代荣幸感。可是，唯独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在徘徊犹豫。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人早被批倒批臭了，以致我们不得不用怀疑的神情问：中国人还存在吗？
人们的确已经模糊到很难说清中国“人”是谁的地步了。如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言：中国历史是一个镇压人、扭曲人的漫长过程，是一部如何把人不当人的记录。难道这是华夏历史的本来面目吗？显然不是。事实上，中国历史是秦汉以来帝国集权的产物。这说明被新人类所接受的历史也有剪裁和歪曲的嫌疑。
当我们考查那些决定新人类“自我”的历史文本时，发现它只将以儒术统治过“中原”的族群称为中国人，只将具有农业性格的统治手段和知识称为“中国文明”；曾经活跃一时并可能对华夏精神影响更大的女娲、伏羲、神农、蚩尤、犬戎、匈奴、突厥、靺鞨、鞑靼、西夏、金辽等等几乎都被视为主流中国的虚无传说甚或称为麻烦制造者，所有那些波澜壮阔的游牧文明、惊心动魄的航海文明、由流动的商汤至晋徽商人开创的商业文明、以及散布在民间的杨朱个人主义哲学和世俗宗教等等，统统被排除在正统的历史文本之外。事实上，至司马迁绝笔以后，中国历史的性质已由意识形态化的中原政治集团史取代了良知主宰下的华夏诸族个体成长史，历史的时间维度也同时从上万年缩小为三千年。“五四”以后，在唯物主义和疑古主义的影响下，“中原”化了的中国历史以缺乏物证为由进一步矮化成秦汉以后二千二百年的时段（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种冒似科学的虚伪性），而这一时段正是华夏文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再加上每一个新政权都有一种用“旧”社会的恶来证明新政权之善的倾向，使得整部中国历史越描越黑。也就是说，新人类选择了华夏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作为自我认知的对象。于是，与世界各族历史的美化倾向相反，中国的历史客观上倾向于自我虐待、自我丑化，好像一部历史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人是何等地阴暗、狭隘、愚昧、贪婪、保守、短视、肮脏、丑陋以及热衷于自相扼杀。不幸的是，新人类也在反复地证明他们的确就是这一历史的创造者；譬如就狭隘与愚昧而言，当社会发展举步维艰，急需引用市场经济的时候，一个根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它究竟姓资还是姓社而出现，直到邓小平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说出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时，十二亿官民才恍然大悟，感叹老邓的伟大！实际上，这些官民未必真觉悟，因为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比如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等就又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卡住了。这些现象常常让我们怀疑中华民族真的有几千年的历史？事实上，总被如此愚蠢的问题所困扰，也很难让人不对华夏文明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毫无疑问，新人类的“自我观念”就是由这一段黑暗的“中世纪”历史决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历史下的新人类却在讨伐日本人的类似行为。也许国人听了不高兴！仔细想来，两国对历史的取舍意图还是有差别的：日本人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大和民族的丑陋，塑造未来日本的国民性，而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则着眼于证明统治地位的合法性、粉饰太平、掩盖集权下主体缺失的尴尬。
中国历史的黑暗与丑陋就在于它不是一部“人”的历史。《易经》表明，在华夏文明中原化之前，“天地人谓之三才”，人可参天地之化育；在与天地相互参化相互制衡所达致的和谐中，人体现出独立与自由的本质。显然，这才是先秦华夏文明的传统，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华夏的千秋文明。然而，很可惜，秦汉以后，人的这种历史性被历史本身从中抹去了；出于集权的需要，中国“人”被镇压、扭曲、变形，成为皇家的奴隶（“臣”在古代就是奴仆的意思），成为抽象的国家之“器”（语出孔子“君子不器”），能够以化育的方式制衡天地的中国“人”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对于处在集权处境下的所有中国“人”而言，司马迁被阉割的事件极具象征意义。所以，《史记》以后，我们很难再看到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你若看到，那肯定是些乱贼逆寇，其生命的价值不为主流社会所承认。在中国历史中，个人只有在国家或皇权的影子下才显出若有若无的形状来，譬如祖逖、岳飞等辈；个人的成功皆是意识形态胜利的佐证而已，譬如王阳明、曾国藩等辈。
自秦始皇开创“CHINA”二千二百年来，中国的国民性就是奴器之性。典型的事例就是一旦失去了集权统治，这些以“奴器”为质的“中国”人就会像乱了程序的机器一样失去控制，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天下大乱”，直至新的征服者出现为止。久而久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深信，除了集权，治理中国别无他途。它成为中国特色。
人一旦化为权力的“奴器”，只要集权的形式不变，即使改朝换代，皇家换成“党国”，甚至独裁改成民主（民主完全可以脱变为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也难以让一个民族起死回生，难让一个古老文明发扬光大。一个无“人”的国家，即使它崛起于世界，也会显得脆弱不堪，昙花一现。秦汉初期，真正的中国“人”还未来得及被集权全部阉割，即使阉割，也还有些“人”在挣扎，如司马迁；所以，“文景之治”的和平崛起就显得稍具历史意义；然而，愈到后来，那些由集权支撑的一个个“崛起”总是引来无数野心家或强盗前来掠夺、瓜分。比如“贞观之治”引来血腥的改朝换代、“开元盛世”引来暴虐的安史之乱、以至“康乾盛世”引来了让全国一半以上人口死于判乱的太平天国运动。
事实上，由于主体的缺失，整个中华帝国的崛起已经注定了它被瓜分的命运。从1842年开始，这一命运果然降临了。首先，一直生存于帝国光环下的日本人像躲瘟病一样与中国拉开了距离；仅仅三十年后，当他们再次回来时，已经不是那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兄弟，而是比西方列强更凶残暴戾的一伙强盗。接下来，“中国”人自己也纷纷逃离病态而丑陋的“自我”。我们看到，“五四”运动以来，新人类一直以自己身上还有“中国”人的痕迹而耻辱。因为那是保守、愚昧、落后和软弱的象征，是被欺侮和被凌辱的记忆。为了洗清自己身上这股子可恶的中国味道，他们就像使用漂白粉似的，引进西方许多革命牌的主义和信仰将自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洗刷了一个底朝天。他们还特意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现在想起来，那情景被许多人描述为一场“集体大抽疯”。如果说“文革”是为了让新人类与母体文明彻底绝裂，那么，这种绝裂在今天的台湾已经发展到见“中国”人就要人人喊打的竭嘶底里状态。
中国历史是一部伪历史。伪历史下的新人类已经失去了先秦华夏传统中“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语）的并存与制衡哲学，沉浸于一元化的“统治”模式中。因此，他们对“天下定于一”（孟子语）的理解也只是要么兼并，要么分裂（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裂的意图是为了选择意中的统治者，所以，这种分裂更像是一种另类选举，而非对自己命运的选择，更谈不上个人的独立与解放。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依旧寻找被统治而非主动参与制衡的可怜虫究竟要走向何处？我发现，即使那些移居西方的华人，他们欣慰的也只是自己幸亏成为自由制度下的被统治者，很少听到他们说自己成为那个制度的建设者或一支中坚力量（李光耀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例外）。我相信，即使到了天堂，中国的奴器们庆幸的也不过是自己成为“神的子民”，而非自己成为神。所以，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群不知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自己是谁的奴器，如何能知道自己去往何处？
就像西方那样的现代化吗？新人类们大概不会忘记，当他们结束倒霉的二十二个漫长世纪，兴冲冲地乘着GDP突飞猛进的增长而来到新世纪时，还未来得及体会工业文明带给自己的喜悦心情，就遭到严重的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人性异化、艾兹病及其它恶性病毒肆虐等人与自然的双重病态迎头痛击，这还不包括与资本主义纠缠在一起的族群分裂、恐怖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打扰。新人类以为国家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然而，他们错了；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缺乏“个体”的自由与独立，国家与民族皆是虚妄的概念而已。新人类的处境与“中世纪”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在极度繁华的物质下面与无限扩长的欲望上面，他们更加痛苦、更加破碎、更加受到奴役。
无疑，新人类必须寻找另一条属“人”之路，它同样富有开拓进取性，却不攻击；它同样充满激烈的竞争，却不杀戮；它能展示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却又不与自然相冲突；它更能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却绝不将人本身也物质化。这条路不应当接自西方，而应当从华夏文明自身的历史中生成，它也许没有自由、尊严与权利等“字眼”，但是，它绝不会没有自由、尊严和权利等这些属“人”的涵义，否则，它就不能被称为文明。找到这条路的关键是回到“中世纪”以前，重新发现华夏文明的根本，重新发现中国人。比如，笔者认为，盛行于先秦时代的“自然”这一概念，就远远超出我们今天“自然界”的范畴，包含了当代政治哲学中“自由与法则”这一重大命题。事实上，自由与法则相互制衡形成了古中国人所谓的“道”，今天的“自然”范畴则被古中国人称为“天”，自古以来自生自发的伦理、法律及社会秩序被古中国人称为“地”；“人”则是秉天地之正气、合自由与法则的“万物之表率”（孟子语）。于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成为解开华夏文明的一把钥匙，忽略了这把钥匙，我们就难以理解老子提出“小国寡民”式的有限政府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能理解庄子追求的逍遥“自游”之涵义。如果站在这一立场来阐释华夏文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秦汉以来儒道二家对所谓“天人合一”的理解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实际上，类似这种将“自然法则社会化、社会法则自由化”的思想充斥先秦八千年。然而，当今中国的知识界却冒着政治风险从西方的哈耶克那里吸取营养以救济“自由资源匮乏”的中国社会。
即使按照马克思的教义：自由属人的本质。新人类需要在华夏近一万年的历史真相中寻找他们的先民是如何认识人的这一本质的？文明在何种情况下放弃了对属“人”的独立、自由、尊严与权利的追求，并从此走上不归路？自秦始皇开创帝国以来，甚至在这之前，是不是当时的知识界及其政治精英就被一些世俗利益和抽象目标所迷惑，从而代替了“人”的宗旨，将华夏民族拖上一条长长的“中世纪”歧途呢？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将揭示一个事实：中国“人”和他们所行走的古典道路就埋在“秦——清帝国大厦”的废墟之下。
据我所知，这堆废墟曾由列强的铁蹄践其上，内战的炮火焚其前，革命的烈火毁其后，市场的海水淹其迹——直至今天，在这堆凌乱不堪的废墟上又要和平地崛起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当然，依旧没有中国“人”！
我们需要重新发现这条尘封已久的古典道路，以便从它那里发展出属于华夏民族的现代文明。这让我们想到流行于港台和东南亚地区的“新儒家”。有二个原因注定了“新儒家”的失败，一是他们将二千二百年陷于歧途的帝国文明视为华夏文明的全部，这等于进一步掩盖了真正的华夏古道，妨碍了中华民族通过先秦思想进行现代启蒙；二是他们以阐释集权的程朱陆王为基础，企图在帝国的废墟中寻找出路，以便与现代西方嫁接。这两个原因表明，虽然“新儒家”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对待民族“自我”的态度上针锋相对，然而，由于他们都以“伪中国历史”为认知基础，所以，这两股所谓“保守”与“革命”的思潮所推动的现代文明都是“伪现代文明”，他们不但无法解决现代化与人的紧张，而且还使中国人失去了本来面目，模糊了自己是谁的命题。
新人类需要反省：当我们面对更悠久的历史长河时，当我们重新思考祖先所走过的道路以及在这条道路上的各种试错经验和教训时，我们不禁要问，仅就一个运行了二千二百多年的社会制度之失败，或一个统治阶级及其统治体制的堕落是否就意味着上万年的“自然文明”本身也是失败的呢？“秦——清帝国”的覆灭难道是对华夏万年文明的否定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的覆灭又如何解释它们在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再生和复兴呢？我注意到，人们并未因古希腊的萎靡不振和古罗马的腐败与暴政而将它们彻底抛弃。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文明火种就是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被掩埋了上千年后于十六至十八世纪重新发现的。反观华夏文明在二千年前被秦帝国的颠覆和被毁灭并饱受蔑视的过程，与欧洲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态度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结局，西方世界通过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挖掘出来，并给予发扬光大；而中国虽也有过所谓的“五四”启蒙与白话文运动，但是，结局却是对自己的彻底否定与对西方的全面投降。
历史绝不只是为了供后人“以史为鉴而知得失”。历史是文明的根，它隐藏着一个族群的灵魂。比起日本的历史，甚至比起世界各族群的历史，古老的华夏文明史绝没有“新文化运动”所描述的那么可怕；某种程度上，它完全可以担当得起“辉煌”二字。我们不提倡复古，就像西方世界于十六世纪回到古罗马、十八世纪又进一步回到古希腊不是为了复古一样；但是，找回自己，认识自己则是新人类走向未来的前提。面对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或者说文明认同的危机，仅仅谴责那些不思悔改的日本人是不够的。新人类必须全面回到自己的历史，回到华夏文明的真正传统中确立民族和个体的“自我”。反传统不是否定传统，而是否定对传统的陈旧解释，重新发现传统文明中埋藏的真理，用现代的理性及其语言将它们阐发明亮，让它们重放光芒。我深信，先秦思想中“化成人文”的自然价值观、“道法自然”的自由法治原则、“特立独行”的个体精神、“仁以为己任”的责任意识等等，它们都包含着华夏民族对“自由、尊严和权利”的独特理解和阐释。
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当是以华夏文明的复兴为标志，其主体应当是真正的中国“人”，而非钢筋水泥垒成的高楼大厦和畸形的物质繁荣，否则，这种崛起充其量不过是西方文明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又一个胜利而已；和平崛起的中国应当是自由个体的集合，是十三亿独立意志的崛起，而非乌合之众在集权的强力撮合下冒出的一颗虚肿头脑；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当给人类文明带来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正可用以弥补西方文明之不足，而不是进一步加剧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未来所构成的危险。坦率地说，我不相信一个“只见国家不见人”的怪物之崛起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福音，更何况它还是一个法律不振、缺乏诚信、权力私有、腐败肆虐、人权不保、自由难彰的国度。显然，由于中国“人”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和平崛起失去了它本该具有的崇高价值和伟大意义。
按照先秦华夏文明的传统思维，集权的敌人不是分权，而是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二者组成一种相互生成的敌对状态，分权不过是“中庸”的一种方式，它是对集权力量过分扩张的防范。现代政治哲学也已表明：集权皆集自一个个具体的人，因此，所集之权越强，意味着个人之权越弱；当一个集体或国家撑控了无限的集权而成极权时，也就意味着这个集体或国家完全失去了“人权”。
人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如果权利全部上缴或被没收，那它还能叫“人”吗？当然，集体或国家的代言人会振振有词，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集体的安全或国家的富强，最终还是为了每个人的权益——这是非常老套的解释，它的核心是“以国为本”的国家主义。当我们回到先秦，会发现，老子不接受这种解释，于是，他攻击；《道德经》说：即使真有交权（或授权）的必要，也应以“小国”为限，绝不能让政府的权力强大到让“民失寡”而成为其附属物的境地。孔子暂且原谅了这种解释，于是，他喋喋不休地提醒集权者不要忘记了权力的源渊，以便快快完成目标，还权于民；为此，他还谆谆教诲所有交出权利者不要忘记失去尊严（即仁义礼智信），以便当权利收回时，自己还会使用。不幸的是，整个中世纪，集权者将集权的目的和渊源忘的一干二净，还弄出了一个“君权天授”，竭尽消灭个体之能事；而交权者也把尊严同样忘的一干二净……
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国家为本”正确与否，也不在于它是真理还是谎言，而在于这种理念一旦转变成信仰，就会异化为一种宗教式的怪物，它是那么强大，以致于它像一个“黑洞”，所有的光都难以逃脱它的引力，所有的真理都会被它扭曲，就连批判它的武器也会被它用来提高自身免疫力的养料。老子的自然哲学、孔子的君子之治、甚至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要求消灭权力集团或国家组织以达“人的解放”，都成为强化国家和政党集权的意识形态，更不要说西方的选举民主、凯恩斯的干涉主义，它们简直就是为国家主义量身定置的升级版程序。
可悲的是，在现代社会，以国为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国家自身走向强大的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崛起以集权为支撑，而美国至少在宪政上确保以人权为基础的崛起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一有权利，就会变得强大，以人的强大为主体的国家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这是苏联帝国以令人目瞪口呆的倒塌方式给我们上的新课。有人开始预言美国何时走向衰落，依笔者看，在人与国家的天平上，当美国的国家集权高过了美国“人”的自由权利之时，正是它走向衰退之日。
尽管新人类在中华帝国覆灭了八十年后，再次目睹了苏联帝国缺乏主体支撑的结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终于从中领悟到了什么。直到现在，也无几个新人类意识到五十五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绝不是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是得益于它曾经敢于将本属于人的权利部分地归还于人（非“人民”）。虽然“放手发动群众”仍有牧民的味道，但是，它必竟也是一种还权。遗憾的是，后来在否定“文革”对法治的破坏时，竟连导致共产党战无不胜的“群众路线”也当洪水猛兽一并否定掉了，而该否定的意识形态却依旧被沉淀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背景中保留下来。
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为智？”这个仁，就是人权，就是人的独立与自由。美苏争霸以及国共两党的斗争经验表明，在大陆与台湾的统独斗争中，甚至在突破美日的重重封锁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武力，从长远看，也不是支撑武力的经济实力，而是看哪一方敢于还权与人，也即哪一方的人更独立更自由。事实上，这正是华夏文明传统中“德收四方”（《尚书》语）的现代版。
今天，我们有幸听到了中国的执政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我们把这视为一个好的息信，它给新人类一个想象：中华民族终于从“以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为中心向“以人的独立和强大”为中心转变。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将彻底否定自管仲、墨子、商鞅和荀子以来关于“民弱国强、国强民弱”（见《商君书?弱民篇》）的“双输”式统治思维，以强民为强国之本的思想基础来构建“人与国”双赢的现代文明社会。如此，才能重铸中国未来民魂，才能补中国和平崛起的主体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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