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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清涟
1994年末墨西哥金融危机使墨西哥踏上“去地狱度蜜月”之途，至今这个国家还在那场灾难的阴影中徘徊。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韩国人民却长期生活在社会性腐败制造的痛苦之中，韩国也因此获得“腐败、舞弊的罪恶王国”这一“美称”。高度腐败最终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世界银行在1992年年度报告中将韩国从“四小龙”队伍中剔除出去。1997年7月泰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又震撼了世界，这场危机对整个世界影响的“边界”在何处，至今还没人能准确预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称“遍地都是腐败”，而这两国政府还严格控制传媒，极少有贪污腐败案件曝光，并被提交到法庭进行审判。总之，“夹生饭”式的改革（纯经济领域的改革）虽然使东亚和南美一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产生了“经济奇迹”，但长期的集权政治和封闭的经济体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传统使得亚洲大多数国家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今天，腐败仍然大行其道，并使其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
墨西哥和泰国的金融危机虽然只表现为经济领域的问题，但其背后却蕴含着这两国所有的社会矛盾，并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推到人们面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奇迹”面临严重挑战。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有关贫穷、分配和增长的政策及其哲学、政治和经济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检验和评价，对“美洲狮”和“东亚龙”那种“效率优先”的发展道路进行深刻反思。
“效率优先”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近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关心的话题。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研究第三世界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经济学”，相继提出了两个有参照意义的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样板：“巴西模式”与“四小龙模式”。而这两个模式在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都选择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
所谓“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战略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是效率优先，其观点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对GNP的努力追求，对高速度的强烈攀比。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大规模地增加投资，而大规模投资，又要求有较高的资本形成和储蓄率，这方面的理论代表是“哈罗德—杜马模型”。这一理论模型的伦理支持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曾流行一时的看法：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尚不足以从社会公正方面思考并付出平等改革的代价。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这种思路在我国改革初期被演绎成这样：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腐败也有利于消解旧体制，GNP的高速增长就是一切，为此甚至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代价。只要把蛋糕做大了，经济增长的效益就会通过“涓滴效应”自动流入社会下层，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自动改善。这种观点在政治学上的反映，就变成了“实力论”。“实力论”者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就应只以军力、国力、GNP等作为发展的指标和尺度。总之，效率优先的增长模式和实力论者的共同特点就是将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丢在一边不予考虑。
这种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战略，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刚赢得民族独立，希冀迅速摆脱贫困的后发展国家中风靡一时。联合国也与此相配合，于六十年代初制定第一个十年（1960——1970）国际发展战略，强调把经济增长、GNP和工业发展速度作为最主要的发展目标和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并具体提出发展中国家GNP年均递增5%的数量指标。
夹生的改革和跛足的发展“效率优先”增长模式的提出，从世界范围来说，有它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收入分配领域，发达国家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确实曾经历了为效率而容忍一二代人的不公平分配，甚至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付出了惨痛代价，如丧失尊严、品质恶化、金钱压迫、不安全感、社会动乱等等。但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在前，人民的福利意识普遍增强，大家认为，贫富差距过大远比普遍贫困更难忍受。今天广大贫困国家的人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平等是一个应该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政策目标。也正因如此，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实施结果令人失望，因推行这一战略而陷入困境的典型就是拉丁美洲以及南亚诸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以高通胀、高失业率、高度腐败、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和累累外债为代价，虽然换得了GNP的高速增长，但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贫穷、人口激增、资源短缺、分配恶化、政局不稳等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南亚的巴基斯坦到了1958年，由于大规模的腐败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而导致了“民变”。这些国家共同的特征是：民众只是政治的对象而不是政治的主体，政府亦不能有效地通过法律和民主手段来进行利益整合，官僚、商人、内阁部长等组成了一个个剥削民众的联盟，这些带垄断性的恶性分利集团，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影响政策制定，操纵舆论，向政府寻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好处广大民众没有享受到，相反却流向富裕阶层，种种社会病反过来又严重阻滞了社会发展。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因此也就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战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受到了严重挑战。在时间上，代表南美诸国发展道路的“巴西模式”在国际上的传扬及影响要比“四小龙模式”早一些，但其致命缺点却也暴露得充分一些。
巴西、墨西哥等国在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虽然也曾取得年平均7%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但却在沿海少数大城市与内陆腹地之间，以至城市不同社会层次之间造成了断裂性的发展，贫富悬殊极为严重，据法国学者杜蒙（Rene Dumont）与莫坦（Marie Frane Mottin）著作中的统计资料，八十年代初，巴西3万多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1000万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贫富差距是法国的21倍，在巴西全国的1.6亿人口中，没有固定收入的“社会边缘人”竟高达50%；美国著名的发展社会学家柏格尔发表评论说：“巴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国度，……巴西8500万穷人在巴西‘现代化’过程中所陷进惨境的人类代价，真可谓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民因贫穷而过早死亡。”“巴西模式”的失败，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如过分依赖外资等等之外，在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阶级缓和与社会平衡、人民的基本权力，尤其是政治民主权力等方面，都淤积了大量严重的问题，当矛盾集结到一定程度时，便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衰退，现代化发展进程受阻。
紧步巴西的后尘，被誉为“美洲狮”的墨西哥与被列为“东亚四小龙”之一的南韩，也都因其政治体制的严重问题而出现种种社会危机。这两个国家总的特点是黑金政治当道、特权经济盛行、红包文化泛滥、贪污贿赂成风，最终造成了经济资源严重错置，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鼓吹国家控制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以及认为在这些国家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与经济上实行自由主义二者结合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现代化之路的观点，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在专制式的管理、苛刻的雇佣制度、缺乏信任的劳资关系、缺少有效的雇员代表制，以及权威主义的甚至镇压型的政治制度下，现代化道路到底会延伸到何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经济地位上升，曾推动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不懈地努力解释这些经济的出色表现，并试图从“经济奇迹”中为其他后发展国家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成了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种主要解释理由。但到了今天，人们确实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重新进行批判性的审视。
从“人的缺位”到“以人为中心”强调“效率优先”，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由于自身的缺陷而受到了挑战，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战略性调整，相继为发展战略引进了“公平”这一社会因素。1963年，美国人率先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的GN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经济学发展观。也就在此时，罗马俱乐部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虽然罗马俱乐部是从技术性角度以人口、工业化资金、粮食、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五大方面预言经济增长已达到极限，但实质上的深刻含义却是宣告效率优先的传统经济增长战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束，为人类认识未来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
在未来学提出“增长极限论”不久以后，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TOES）提出了生存经济学。这一观点和罗马俱乐部报告有相似之处，他们强调健康的经济发展要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将自己这一派的论点称之为“持续发展观”。其要点是重视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重视改革社会关系，改革权力结构，提倡社会公正，提倡人民参与。在持续发展观里，实际上已隐含着把个人的充分发展当作追求的目标。有人将这一理论观点简单概括为：“发展=经济+社会”。但到了八十年代，各国学者继续就发展观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一种“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法国学者写的《新发展观》为代表，对持续发展观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
到了九十年代，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但是各国的社会紧张程度却在增加，全世界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国家近年来经历过民族冲突。自从1990年以来，全世界发生八十多起战争和武装冲突，政变此起彼伏。在财富增加的同时，穷人越来越多，失业队伍日益庞大，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和平与发展因此也就成了全球关心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将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社会+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
1、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发展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3、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性发展应当列入当前和跨入第二十一世纪的最优先事项。
上述观点是对综合发展观和持续发展观的继承和突破，并被世界各国作为今后社会发展方略的主要精神。
我国改革之初，正好是东亚经济奇迹方兴未艾之时，效率优先增长战略曾是我们的首选方案。这一战略在我国的实践，使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引起了种种社会不良反应，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边缘人数增多、贪污腐败面急剧扩大、社会犯罪浪潮迭起、经济领域问题丛生等。如何看待上述问题，是一个亟待厘清的理论问题。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认识的人，都会清楚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体制根源，只不过它们是在改革进程中集中暴露而已，是改革还不够深入全面的具体表现。要想解决这些矛盾，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和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如因为改革进程暴露了种种问题而否定改革，无异于因噎废食，这种“倒洗澡水时连浴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的做法，必将使我们再度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但是如果对改革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尤其是腐败对改革侵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那种权钱交易、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为手段而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性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基于此，我们需要对前十几年的改革进行真正的反思。首先一定要放弃那种以效率优先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思路，确定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对改革的认同不应只认同“名”，还要注意其实质内容。
作为国际大家族成员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在1994年已经提出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段话表明我们已找到社会发展的本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点。而要落实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公平与效率”这一亘古常新的话题上来。
公平与正义：评判社会制度的阿基米德支点公平与效率，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它能否为地球村的全体居民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可以说，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人类寻求公平的大规模实践。我们从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这些十九世纪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中，以及本世纪不少杰出学者的著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冈纳。缪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亚洲的戏剧》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社会公正”这一人类理想的张扬和追求。尤其是冈纳。缪达尔对平等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他在考察了南亚十一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后，明确地提出，“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是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在这些国家，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追寻改革的轨迹，就会发现在十八年的改革中，权力寻租活动领域是随着改革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商品的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双轨制（股票交易和土地的批租）——买卖中小国营企业。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到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在操纵着利益的分配。越到后来，这种权力寻租活动越明显，越肆无忌惮。大量俯拾即是的事实表明，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权力市场化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并为改革埋下了许多隐患，这些隐患一旦爆发，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谈公平、仅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学”已无力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所谓公平和效率，二者并不是种简单的并列关系，以何者为先，隐含的是一种价值选择。因为从动态操作上说，公平和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以哪个目标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后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我们必须从墨西哥危机中总结经验，从南美国家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化所造成的农业凋敝、通货膨胀、全社会高度腐败、政治不稳和突发事件频繁等问题中认真吸取教训，既要避免墨西哥式的危机在中国出现，也要避免近百年来在中国不断重复的社会危机再一次出现。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困难都表明，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政府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与正义，将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国家获得真正的发展，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因为公平与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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