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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鸣
当官是否有风险?当然有。从理论上讲，世界上就不存在完全没有风险的职业，连品尝师也有食物中毒的可能，饭店跑堂，也有滑倒摔死的。是职业，风险总是有大有小。按道理，野外作业的工人风险大，在办公室里的官员，安全得多。人们之所以将风险与官员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吃饭能噎，走路也摔，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显然这一阶段国家反腐力度加大，官员落马者有落叶之势，跟这个话题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过，中国当官是否已经成为高危职业姑且不论，但就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而论，当官本不应该具有太大的风险。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存在官僚制的地方，其政治体系对官僚制的基本要求，除了效率之外，就是队伍的稳定。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存在，本身就因为政治系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操作者群体，以保持政策和政治操作技术层面的连续性。其实古代国家也是如此，以提供了现代官僚制选拔机制样本的中国为例，虽然皇权高高在上，但皇权的表达，却必须依赖官僚体制，天下固然不可一日无君，但真的没有了君主，天下其实照样转，可官僚系统不玩活则肯定天下大乱。明朝万历年间，皇帝成年累月不上朝，但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崩掉，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皇宫还是那个皇宫。所以，官僚系统的稳定是皇权政治的基本需要，稳定压倒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是第二第三位的。在历史上，正常的朝代（军阀割据除外）除了在某些非常的情形下，比如武则天为了消除李家的势力，明初朱元璋为了慑服士大夫和为年幼的皇太孙扫清障碍，一般不会大规模频繁地清洗官僚队伍，以清朝论，官员虽然被参掉的不少，但只要不丢了脑袋（这种情况很少），一般都可以通过某些途兜玫娇矗恢匦缕鹩谩？梢运担糯闹泄拖执奈鞣剑僭倍际且恢肿纯鑫榷ā⑹找媪己茫梢匀么右嫡吖咸迕嫔畹囊恢种耙怠?/P>
正因为如此，在绝大多数时代，当官都是社会精英的一种具有较大可能性的选择，大多数人都要挖空心思往“干部队伍”里钻。抛开社会制度不谈，社会精英之所以选择进入（大多数的时候需要挤入）官僚体系，主要是基于这个体系能够满足他们和家人物质上的富足，精神上的荣耀（包括权力的行使、地位的尊贵、荣誉的获得等等）和生活状态的稳定。换言之，他们当官就是为了这些，这是他们的初衷和动力。俗话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谓的“货与”就是交换，用自己的文武艺，换来封妻荫子荣华富贵（当然，这里一般不可能包括通过非法途径得到的东西）。
自然，无论什么时代，都不乏道德理想主义的固执追求者，古代有甘愿粗衣疏食、而拒绝半合法的隐性制度收入安排的海瑞，今天我们有公而忘私、舍生为民的焦裕禄和孔繁森等一系列先进模范官员，但是，这些人的存在，无论我们怎样提高他们的价值，宣传他们的精神，也遮蔽不了精英们选择官僚体系的初衷和内生动力。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我们有着多么高远的道德追求和理想，官员作为人，其实也一样有作为人的世俗性追求，有着跟一般人差不多的欲望，饮食男女，光宗耀祖。一个合适的制度安排，是在满足这种欲望和追求的同时，将之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可以使他们在不必要冒犯规的危险，就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合理的程序实现他们大多数的期待，过上一个体面有尊严同时稳定的生活。严格来讲，这一点应该是所有围绕官僚体系防腐败制度设计的前提。
毋庸讳言，所谓官员的风险，就在于因腐败导致的被惩罚。而所谓的腐败，其实就是以触犯法规为代价，为自己和家人亲属牟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员的腐败与一般的以获利为目的的犯罪，比如走私、贩毒和抢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仅有巨大的人身风险，而且有道德破产，脸面丢尽，为所在群体抛弃的危险。事实上，尽管人的贪欲有时可能是无限的，但多数的人，尤其是能进入官僚体系的人，毕竟是理性人，如果有不冒全盘皆输的风险而获得有限富足之路，多数人是不可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
我们追求或者揄扬公而忘私、舍身为公的“公仆”精神，固然无可厚非，但在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追求至少在目前相当长的阶段里，是不可能作为官员的普适性道德的。可悲的是，我们有高妙的道德、有感人的榜样，却缺乏起码可以操作的官员职业操守。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居然没有意识到，靠那种感人的精神，其实并不能真的遏止或者消减官员的腐败，道德榜样的感动，即使有，估计也难以化为多数官员长时间的自律，因为他们有冰冷而世俗的现实需要面对，妻子儿女的攀比和抱怨，往往比任何教育都更能起效。道德提倡悬得太高，而具体操作又行之过卑，因此榜样的宣传自然落得个飘在半空的下场，非但不能激发起官员遵纪守法的天良，反而成为某些人堕落的借口（反正大家都高攀不上榜样，那么所有人做的，也就没有多少高下之分了）。对比其他职业，尤其是从事工商业的人，官员的收入可能不一定比人家高，但绝对应该风险更小，收益和地位更稳定。这一点，恰是官员这种职业吸引社会精英的魅力所在，职业道德的设计，理应从这个基本现实出发。
长时间以来，尽管我们一直在一面高高树立正面典型，一面高高举起反腐败的大棒，两手抓，两手都硬了，但是腐败却愈演愈烈，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员的违规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所区别只是违规的程度，五十步还是一百步。即使再义愤填膺的愤青，面对贪污万把千的小把戏，恐怕也有点“审美疲劳”，激不起义愤了。我们的制度没有给官员们一个合适的途径过体面生活，但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或明或暗地鼓励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者小单位设租寻租，超额获利，只要管哪个领域，那里就变成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所有这一切的借口，不过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了官员队伍越是精简，越是膨胀，在膨胀过程中还手伸得越来越长，甚至经常捞过界。而在机构膨胀，队伍不断加长的情况下，国家给予官员正常渠道满足欲望的可能性就越发小，官员的犯规冲动只能日见其强。反过来，遵纪守法的官员，则或多或少有种被剥夺的感觉，违规甚至违法官员用来说服自己、让自己心理平衡的“腐败理由”，也越来越充分，以至于消减了羞耻感，大家脸皮比着厚。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反腐败力度只好加大再加大，以求得人心和结构的平衡。于是，当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风险投资，人们不仅没有因反腐败的举措加大而有所收敛，反而加快了腐败的速度，以求尽快收回投资（买官和卖官，恰是这种风险投资的直观解说，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收回投资）。被抓着的，算倒霉，因为风险投资本来就有风险，亏了本也是应有之义，抓不着的，就算投资得到了回收。正因为有风险，所以“收费”必然增加，风险越大，收费增加越多，这正是贪污受贿规模越抓越大的原因。在较为普遍的违规违法的情况下，官员的道德耻辱感也大大降低，违规违法的心理障碍也大大减小了。
从另一方面讲，由于目前中国的反腐机制并不是建立在有效的权力制衡与制度监督之上的，因此在对腐败现象的打击过程中，往往存在盲目性，打击效率不高。在腐败案件的处理中，往往并不区分恶性的贪污受贿和并不损害制度运转的“灰色收入”，用老百姓的话说是胡桃杏子一起数。结果是加剧了吏治走向恶化，官场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最终使得当官的风险又大了些许。
事实上，在某些地区，反腐已经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媒介，在某些含金量特大的官场域，更是直接蜕变成为某些人争夺权位的有效手段。倒台的人，虽然罪有应得，却往往不见得是最恶劣的腐败者，满肚子的倒了，空肚子的又来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某些职位（如交通、金融）不断上演前赴后继、相继违法，一浪更比一浪高的闹剧。而黑吃黑的争夺，也在反腐败的同时展开，一个又一个官员倒在别人的刀枪之下，倒在自杀的血泊中，到了这步田地，这种官员的风险，已经跟打劫银行没有多少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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