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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距离中国何其遥远，但是，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不是生活在孤岛之中，就不会不知道美伊战争。中国传媒的首次电视直播，使得它成为一场透明的战争（个别人甚至整天在电视机前观看，因此而被称之为战争失眠症）。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令人第一次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中国传媒把美伊战争带回中国。然而，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事实上又并非一场透明的战争而是一场不透明的战争。中国传媒格式化了美伊战争，构筑了一个如马克·波斯特所说的“战争剧剧场”，使之成为一场在中国传媒中被再释义的战争，从而为美伊战争附加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身份。
一、写作
战争是传媒的狂欢节。众所周知，即使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条件下，“西里西亚战争的消息，仅仅通过民间的口传电报，转瞬间就从欧洲飞到了亚洲”（马克思语）。因为，战争天生就是头等新闻！因此，一场战争一旦爆发，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传媒无不尽可能传递着关于战争的信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甚至断言：对未来战争苦苦思索的人们都知道：未来某些最重要的战争将发生在传媒战场上。
美伊战争尤其如此。它真正成为一个弥漫全球的媒介事件，并且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电视直播的战争。因此，在这场战争真正开始之前，它已经在全球的传媒想象中落下帷幕。
也因此，写作本文的目的，只能是力求拨开层层迷雾，辨析、聆听在意识形态话语置换与修辞背后的声音，以超然于中国传媒之外的第三只眼解读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从而揭示一种误读，防止某种遗忘，并丰富中国受众通过传媒以阅读战争的经验。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美伊战争：2003年3月20日，战争爆发。4月14日，美英联军攻陷巴格达、伊拉克民众推倒萨达姆雕像后战争由战败方——萨达姆政权驻联合国大使杜里宣布结束：Game is over。至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从海湾返回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
面对这样一个恢宏的媒介事件，我们不可能探讨由之不可避免的引发的广泛的道德、社会、政治乃至美学问题，我们的探索必须更加具体：通过中国传媒对美伊战争报道的再释义的剖析，从而揭示中国传媒把美伊战争带入中国的真实景象。
研究方法：选取国内、国外的一些媒体，主要是对《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进行读解式文本分析。从美伊战争报道中中国媒体的种种意识形态话语置换与修辞背后的声音，解读它为美伊战争附加的新的意识形态身份。
三、中国传媒对美伊战争的再释义
关于美伊战争，中国传媒的报道应该说是空前的。从国内各大小纸质媒体到各级别的电台、电视台和网络，无不对美伊战争表示出强烈的关注和热情。中央电视台为了做到“及时报、充分报、客观报”、“将‘及时’变成‘即时’”，更是第一次用两个频道对战争进行直播[1]，而其他各媒体的表现也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是，在连篇累牍式的报道背后，我们发现：中国传媒所喋喋不休地诉说的无非都是同一个故事：美国人的霸权，伊拉克人的灾难，以及对人的生命、对世界和平的践踏。中国传媒所倾尽全力塑造的也无非都是同一个形象：美国所发动的一场不义之战。
这一点，不要说从报道内容上的有意突出伊的正面形象、美英的反面形象，就是在具体语言的运用上也已经看出。“美英发起二轮攻势伊军奋起反击进攻”[2]、“巴格达遭到多轮轰炸伊称士兵正顽强抵抗”[3]、“巴格达再遭猛烈空袭美英联军在伊南部遭遇顽强抵抗”[4]、“美英谋划新攻势伊方准备持久战”[5]、“美军官暗示大规模战役下周打响伊拉克声称‘胜利已经近在眼前’”[6]、“美军猛攻巴格达伊军阵地伊新闻部长表示决不投降”[7]“联军缩脖趴地叫苦不迭伊军凭借沙尘发动偷袭”[8]等，这些报道无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而在描写美军时写道：“美101师挨自己人炸”[9]、“美英大兵苦不堪言”[10]、“陆军弹药跟不上海军有人想跳海美军埋怨国防部长”[11]、“美女寄上照片官兵加薪涨钱‘花花公子’前线劳军”[12]、“青年男女难耐寂寞前线演绎浪漫故事美航母上面做‘爱巢’”[13]、“黑人参军为谋生穷人当兵为福利美军士兵多来自贫困家庭”[14]、“速战速决希望破灭战俘伤亡打击信心战况冲击美国人心理”[15]等；在描写伊军时则写道：“外长扮酋长出国开会青年背行装回国参战伊拉克全民上战场”[16]、“巴格达市民生活基本正常”[17]、“电视广播照样播出发号施令全不耽误伊拉克政府还在运转”[18]；而“为劝降煞费苦心遇诈降性命难保战俘拖美军后腿”[19]，更是给人以明确的暗示，从而，最终形成了如下褒贬不同的的鲜明印象：萨达姆是民族领袖，布什则是战争狂人；伊拉克军队是规整有序、同仇敌忾，美国军队是混乱一团、各自为政；伊拉克上层军官是团结一致，美国上层军官是勾心斗角；伊拉克士兵士气高昂、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受人爱戴、地位很高，美国士兵情绪低落、贪图享受、贪生怕死、粗暴野蛮、出身卑微；伊拉克市民处变不惊、泰然自若，美国市民积极反战、担惊受怕；伊拉克战争进程步步为营、计划周详、战果丰硕，美国战争进程招招失算、漏洞百出、死伤累累；伊拉克战争形势是得道多助，美国战争形势是失道寡助，等等。
同时，中国传媒还做了大量的话语置换与修辞工作。
例如，报道角度主观上偏向伊拉克。在战争进程的各个阶段，对美英的报道主要有两个主题，一是美军军队混乱、士气低落和不可一击，二是美英发动战争不得人心，美英之间矛盾重重。对伊拉克的报道则主要是突出伊拉克军队和人民齐心协力英勇顽强的抵抗，联军在报道中成了虚弱的过街老鼠，而伊拉克民众却成了义薄云天的打虎英雄，殊不知美军在巴格达没有受到共和国卫队实质性的抵抗正与伊拉克士兵的士气军心的涣散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这些在大陆媒体二十天的报道中丝毫没有得到体现。在中国传媒中，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多么的不得人心，美军的家属是如何痛斥布什害得他们家破人亡，丝毫听不进美国国内反战的声音。而对于伊拉克，中国传媒一开始便将角度定为“伊拉克人民奋勇抗战”，将战争的性质定为侵略与反侵略，于是占天时地利的伊拉克人“决不逃亡”、“海外伊拉克人纷纷回国参战”也就成为热点，儿童手持AK47替父站岗，伊妇女在被击毁的美军坦克前欢呼胜利也合乎情理，但是美军打着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旗号发动战争，其战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固然应该置疑，但是三十万装备现代化武器的美英联军毕竟掌握着战场的绝对主动权，伊拉克又怎么可能轻松地娱乐战争？《人民日报》2003年03月26日第三版曾刊出了“‘阿帕奇’被‘泥腿子’一枪击落”的报道，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伊农民打下阿帕奇等等都只不过是伊军方的炒作，这使得先前中国传媒的不加任何怀疑的报道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可惜的是，直到战争结束，中国传媒的这一立场仍旧没有改变。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就报道：“中国报纸也把萨达姆塑像落地的照片夹在内页，不像外界放置醒目头版处理。”“美军轻取巴格达，中国官方媒体‘技巧’处理萨达姆塑像被推倒的镜头，以免在观众脑海种下政权更迭的观念。中国官方媒体以‘谨慎的平衡报导’，播出美军进入巴格达的镜头，萨达姆塑像被推倒的画面一晃而过，透过精心剪辑，中国观众感觉不出伊拉克民众的欢呼和愤怒，旁白则力求简洁。”3月27日以后，国外各大电视台相继播放了大量民众欢迎联军的镜头──伊拉克民众向联军士兵招手，伸大拇指，和联军士兵握手，请士兵喝茶等。央视却压下了全部镜头，至今一次都没有播出。美军在战争结束后统计阵亡人数为117名，英军为56名。而共和国卫队卡尔巴拉一战便损失了60%的兵力，阵亡人数在6000人以上。对于前者，中国传媒花了一个版的篇幅报道“巴士拉成了英军的死亡地狱”，而对于后者，中国传媒却在头版一句话就淡然带过。
再如，突出伊拉克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其中，战争对平民和儿童的伤害的报道尤其频繁，伊拉克妇女的眼泪、儿童的哭号、平民的悲愤交织出现代人间的阿鼻地狱。“战争爆发难民堪忧”[20]、“巴格达平民在控诉”[21]、“人道灾难何时休”[22]、“巴士拉要死多少人目前，全城60%的人只能喝被污染的河水”[23]等报道从各个角度以各种不同形式极为频繁地在中国传媒中涌现，意在不断激发素有打抱不平传统的中国大众的同情与愤慨。图片的隐喻功能的运用也丝毫不减于文字，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美伊战争的片头、片尾都采用了一个受伤的伊拉克小男孩号啕大哭的镜头，人民日报也刊发了相应的同幅图片新闻，声称：“3月22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所医院里，一名在美英空袭中受伤的伊拉克男孩在哭泣”[24]。我在带领学生作问卷调查时，受众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或者图片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多答案，竟就是这个“战争中哭泣的孩子”，无疑也是一个例证。而从社会、经济、秩序、生态等角度再现战争罪恶的罄竹难书更是中国传媒的一个杀手锏。中国传媒为此不惜干脆翻出旧账，预言受禁多年的伊拉克还要穷上加穷。而社会秩序方面，“实际上，美英联军进入巴格达以后，有意无意的放任不法分子明火执仗的到处哄抢，就连医院等地方也不能幸免，导致以国际红十字会为首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举步维艰，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中遇到很大问题。”[25]“巴格达考古博物馆惨遭浩劫伊无政府状态继续”[26]则暗示着对于古老文化的破坏。历史文化生态等方面也如此，例如《环境是战争永远的牺牲品》：“如今的巴格达城，给世界印象最深刻的，想必是满城可见的萨达姆雕像与画像。攻入伊拉克境内的英美军队的附加任务之一，就是摧毁所有这些雕像与画像。巴格达的最高建筑是高203米的萨达姆塔，其内部有电梯直通塔顶，从那里可以清晰地看见总统府。可今天，它随时可能轰然倒下。”[27]黯淡的怜惜心态溢于言表。而与此相悖的报道则加以封锁。例如，3月28日英国政府的首批人道救援物资，经过艰难的航行，包括美军的扫雷、澳大利亚军人出色的海面以下的清理作业，胜利抵达伊拉克的南部港口城市乌姆卡斯尔。各大电视台都有泊在码头的货轮从全景到近景以及船内货物的镜头，可央视剪出的是一幅码头多于货轮且只有半个船舷的4秒钟画面。而且在解说词中删掉了英国，只说“人道救援物资抵达港口”。27日，约旦的第一批人道物资在运往巴格达的途中受阻的画面，经央视的剪接，镜头未改，解说词改为：伊拉克政府的救援物资运往各省。科威特的第一批救援物资在联军掩护下到达伊南部小镇，场面异常热烈，联军向民众分发食品，与民众交谈。这些镜头，央视当时没有播出，三天后播出时在前面接上的画面是两辆国际红十字会的汽车,解说词也改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到达伊拉克”。
又如，在对国际反响的报道中，负面和反对的声音要远远大于正面和支持的声音。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前者为后者的几倍之多。在战争的初期，美国国内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5%的美国公民支持“倒萨”，但上述报纸所有的有关美国国内反应的报道的指向都十分一致：布什发动战争不得人心。在对国际反响的图片报道方面，反战的图片也要远远多于支持战争的图片。从美国国内来看，《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美国广播公司在战后不久相继公布了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出兵伊拉克的支持率达到70%，但在中国传媒，各个国家的反战态度、席卷全球的反战示威浪潮、联合国的努力、反战人士的奔走呼号等与美国及其联盟的一意孤行、不听劝阻却成为展示的重点。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些国家支持美军事行动”的消息，但是“各国民众和媒体抨击美对伊发动战争”、“大多数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动武”“纽约城：紧张又平静白宫外：和平呼声高”等报道紧随而至，并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伊拉克战争后果堪忧”[28]评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环球时报》在报道“各国反应”时，也特别强调了“俄罗斯对美国动武表示遗憾”、“德国对战争感到震惊”、“法国尽力避免平民受苦”[29]等等。而在“国际社会呼吁尽快停止对伊战争一些国家爆发反战示威活动”[30]报道中，又重点报道了全世界大约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反战示威游行，“反对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31]。同时，世界性的包括美国国内自身在内的反战示威活动、联合国的努力、反战人士包括“人体盾牌”等也一直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其结果，就是似乎全世界都走到了美英政府的对立面：澳大利亚、土耳其、英国、韩国等国家国内的反战游行不断，类似法德俄强烈谴责美英行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拒当殖民地官员的报道也层出不穷，而支持倒萨战争的45个国家的声音在报道中却几乎没有涉及。而且，即使在联军内部，反战之心似乎也使得军心不再是是铁板一块，拒绝执行任务的飞行员有之，炸自家军营的士兵有之，精神要崩溃的士兵有之；而伊军却战斗意志坚不可摧，众志成城抵抗侵略。不是“血战”、“誓死保卫”就是“肉搏巷战死守”，逃兵根本没有见到，这其中有多大的可信度也很让人怀疑。
最后，是对于美国的霸权的批判。美国的霸权是中国的最大担忧，伊拉克的现在是中国曾经的历史，也未必就不是中国可能的未来。一家英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网站上围绕伊拉克战争所发出的不同声音时就注意到，在主战与反战的争论中，中国传媒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转移主题，把反对伊拉克战争与反对美国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战争的争论演变为亲美还是反美的口舌之战。在争论中，一些人士将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了反美的左派和亲美的右派，少数人甚至用极其刻薄的语言对左派人士进行攻击。它蕴含着一种倾向，如果不反美，世界和平将受威胁，中国将受威胁。于是，在这里美伊战争的形象被进一步“修辞化”，一切都是那样的明确而不模糊：美国的霸权。在中国传媒的下意识里，民主的美国是一个虚构，我们完全可以在战争中看到它的非民主、不人道、无人权。它是一个霸权者，它放肆地屠杀伊拉克的无辜百姓，仅仅为了自己的一国利益。而中国传媒抓住的美国的一个软肋，就是石油。从战争未爆发起，这种推测就已经开始。战争越是临近结束，这种种推测就越是趋向肯定。信手拈来一篇文章：人民网《冷眼布什的“战争秀”——战后重建纯属画饼》（作者季元宏）：“为石油打仗不必遮遮掩掩：发动这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伊拉克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第二大国，每天的产量是250万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25亿桶，另外估计还有超过这个数量的未探明储量。石油是现代工业与经济的命脉。为石油打仗，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个极为充分的理由。二次大战时，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钢铁、橡胶贸易禁运。日本政府曾言：“这是对日本宣战”，并因此而决定冒险发动袭击珍珠港的太平洋战争。现在美国为石油与任何一个国家开战，其动机与背景是谁都能理解的。控制本国和别国的石油源地、通道和市场，意义与控制一个交通要道一样。”而美国的传媒报道也是中国传媒抓住的美国的一个软肋，“战争中的（美国）媒体操纵”[32]，“西方媒体承认战争报道片面”[33]，“（西方）‘新闻自由’原形毕露”[34]欢喜雀跃的心情溢于言表。同时，出于竭力渲染反美气氛的需要，传媒甚至还想方设法在两国人民的身上大做文章。由于反战，其他居住在美国的外来人员包括穆斯林、德国人、法国人以及一切反对美国战争的人也都受到了战争的无辜牵连，就是那些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德国孩子，也遭到美国同学的不理解、奚落、谩骂和排挤[35]，这样的美国人，难道还不“可恨”？而中国人自己，则坚持正义，与美国不共戴天。河北省安新县同口镇同口二村的陈继严宣布：“我觉得应该提醒世界各国注意：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愈演愈烈”[36]，93岁离休干部刘大同控诉：“自美英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战争以来，我日夜寝食不安，……我大声疾呼……如果美英这种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单边主义继续下去，其危害将祸及全世界人民”[37]，陕西省汉阴县蒲溪中学初二（1）班16岁学生沈山水也大声呼吁：“身为一个中国公民，同样也是世界公民，我是热爱和平的”[38]。这样的中国人，难道还不“可爱”？
四、关于中国传媒的反思
显然，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与官方规定的报道基调直接相关。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中强调：“战争必将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影响地区和世界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这可以说是贯穿大陆所有报道的一根红线。其要点为：全面准确报道战事；二是反映世界各地反战呼声，三是反映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灾难。毫无疑问，中国传媒对美伊战争的报道正是完全遵循这一立场的结果。
但是，传媒毕竟并非政治的传声筒。面对战争，着眼于公众的知情权，它所提供的应该是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准确的正在进行的战争全貌。而且，在事实上无法做到“纯客观”的情况下，尽量贴近报道客观的做法只能是努力进行“平衡”报道。即媒体引用信源保持平衡、报道选题上保持平衡、电台播出双方声音在时间上保持平衡、电视采用画面保持平衡，对来自不同信息源的信息不封锁，不设限，让各种声音同时存在，彼此碰撞，又相互补充，以提供一种多样化的报道视角和全方位的战事新闻景观，等等。保证世界多元化的声音能够得到体现，特别是保证少数人的声音不被埋葬，以体现传媒公正平衡的信息平台这一根本的角色定位。
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在这个方面做得显然不足。
从对于伊拉克方面的报道来看，战争是一场灾难，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是中国传媒所塑造的美伊战争形象却暗示人们，这种残酷超过了萨达姆的残酷统治，这显然不是事实。伊拉克人民确实应当不受侵略，但是如果伊拉克人民为了不受侵略就应当永远被萨达姆奴役，主权就应该成为遮羞布，“国家”就应该成为盾牌，这无疑更为错误。何况，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的死亡是维护伊拉克主权的代价，而几百人乃至上千人的伤亡就成了侵犯伊拉克主权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这在逻辑上显然说不通。哈姆雷特诅咒道：“如果世界是一座大监狱，丹麦便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事实上，伊拉克也是“其中最坏的一间”！可惜这一切在中国传媒中根本就没有全面涉及。关于萨达姆也是如此。萨达姆是世界公认的坏孩子，可惜在中国传媒中并没有全面涉及。一位伊拉克人在针对“大规模杀伤武器”接受采访时说：“大规模杀伤武器？是不是找得到那是你们美国人的事。对于我们伊拉克人来说，萨达姆政权就是大规模杀伤武器！”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在他的身后不是拥有100%的民众支持、上百万党员拥戴、几十万武装保护、数万敢死队誓死孝忠吗？甚至，不是还有上万的号称萨达姆幼狮的少年兵的爱戴吗？“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这是央视嘉宾张召忠先生的经典名言）为什么被捕时的他竟然会是一个可怜的孤家寡人？中国传媒中统统都没有全面涉及。因而，一味不断重复反战这一主题，没有同等数量的报道去分析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这显然不妥。就以《伊拉克受害儿童》图片为例，确实，这令人痛心。而且，在战争中受害的孩子肯定还不止画面上的这些，但是，死于萨达姆暴政的孩子是否更多？死于生化武器的库尔德人的孩子是否更多？死于缺乏医疗和食品保障的伊拉克孩子是否更多？而从美英军队空袭巴格达时夜晚全城仍然灯火通明；白天全城仍然起居如常，从联合国在约旦为伊拉克准备的难民营中竟然几乎空无一人，本来就已经不难看出，巴格达根本就不是那些央视佳宾张召忠先生等人心目中的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而就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因此，不是“伊拉克就是萨达姆，萨达姆就是伊拉克”，而是“伊拉克不是萨达姆，萨达姆也不是伊拉克”。这实际上是世界上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最强大的国家与一个独夫民贼即萨达姆一个人之间进行的战争。力量对比绝对悬殊，胜败在战争在开始之前就已经一目了然。但是，这一切中国传媒始终未能一目了然，因此国人也就始终被蒙在鼓里，根本对一切都盲然不知。
再从对于美国方面的报道来看，美国发动战争，显然越过了两个底线。其一是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的底线；其二是在遵循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秩序的底线，美国到处推行全球霸权，这无疑都是应予批评的。但是，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却十分复杂，绝对无法一言以蔽之。例如，布什这次确实扮演了一个坏孩子的形象——他不是一个依法行事的警察，而只是一个拔枪复仇的牛仔，但是不合法的事情不一定都不正义。这场战争确实缺乏程序正义，但是在实质上是否存在正义的因素？是否一场不合法的正义战争？是否可以被称作一次正义而不合法的未婚先孕？倘若推翻专制的成本小于专制继续下去的成本，那它是否就应该是正义的？通过战争来改变现实这的确是最坏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其它的选择，那么这是否仍旧是我们所可欲的一个好结果？这一面是否应该让公众知道？作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合法政府假如对民众犯下践踏人权的罪行，就难道可以作为内政而不得干预，并迫使国际社会保持沉默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可耻的沉默？当一切制裁和谴责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当罪恶每时每刻都在重演的时候，当事实上除了军事干涉已经别无他法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味坚持“和平”而拒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那么这种“和平”对于那些即将被屠杀的民众来说就是灾难。还有，美英有肆无忌惮的侵略的一面，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无可避免地使伊拉克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但是他们为此也竭力在做安抚民心的工作，如即使在前线美军后勤保障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仍比较及时地恢复了巴士拉的供水设置，如联合国的救援物资也在源源不断地通过美军到达伊拉克居民手中，如美军的战地医院也在积极救治在战争中受伤的伊拉克平民，这一面是否应该让公众知道？
而从战争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来看，也不能简单处理。例如，伊拉克被制裁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是全世界决定的，中国也投了赞成票，它造成了伊拉克无数贫民儿童被饿死病死，那它是否有违人权？是否可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也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是否可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也应当为伊拉克无数儿童妇女的死亡负责？如果美英的几千枚导弹造成了几百伊平民的伤亡是可悲的，那么，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这十年造成的数十万的人被饿死病死，且大部为婴儿妇女老人，这是不是更可悲？是不是更是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如果中国传媒是一个人道的传媒，它是否也应该为伊拉克平民因为制裁被饿死病死而大声疾呼？再从追究杀人的责任来看，是否全世界联合起来杀人就比美英单独杀人更有合理性？看看萨拉热窝市场大屠杀，看看斯里布瑞尼卡大屠杀，联合国为这一切都做了什么？索马里，中非、卢旺达、科索沃、黎巴嫩...联合国的哪一次维和使命不是以失败告终？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和稀泥的场所，事实上根本就不要指望它会真正有任何作为。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异常复杂，需要的是全面的反省，而且无法以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可惜的是，中国传媒却应之以简单的“是”或者“否”。
至于褒奖法国德国俄罗斯的反战，那就更颇为可笑。法德俄反战并不是因为伊拉克的主权和人民生命，而是因为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例如法国是萨达姆政权第一贸易伙伴，例如德国有大量的土耳其移民掌握政府选票，例如俄罗斯斯控制着目前伊拉克百分之七十的石油。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美国的胜利。无疑，这些原因显然不是他们反战的唯一原因，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些基本的情况，是否应该也让中国公众知道？
五、关于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的反思
1、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的意识形态话语置换与修辞。美伊战争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意义浓缩的“新闻聚像”。置身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会通过这一“新闻聚像”来构筑不同的关于世界秩序、国家利益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叙事话语。中国传媒自然不能例外，从中国传媒的美伊战争叙事中，我们不难提炼出其意识形态叙事的基本话语特征：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主权绝对大于人权、生存权必须先于民主权，这无疑是中国传媒评判国际事件的唯一思想资源。然而，倘若一个国家不能保障自己的主权，那确实根本谈不上人权。但是主权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大于人权？或者，是否有必要把主权与人权如此对立起来？拥有自然权利的人们（所谓“天赋人权”）把自己的权利让渡出一部分以组成国家，使得国家因此而获得由每个人的权利转换而至的权力。前面的权利就是“人权”，后面的权力就是“主权”。因此，应该说，它们的关系只能是：权利乃权力之母。这样，倘若主权与人权一致，干涉主权无疑就是干涉人权；但是，倘若主权与人权背离，那么不干涉主权是否就是背弃人权呢？
再从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的意识形态话语置换与修辞来看，中国传媒的报道大多强调了“第三者”的立场，然而，这种从主观立场向客观立场的话语置换尽管強化了“站在客观的立場上”的媒介形象，弱化了“站在主观的立场上”的真實立場，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的隐型延伸，通过编辑机器的蓄意缝合、修补，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话语特征仍旧清晰可见。对此，中国传媒事实上也未加隐讳：“立场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但无论从事哪方面报道，无论从事哪一类新闻工作，也无论在哪一国从事新闻工作，没有政治立场的新闻工作者是不存在的。相同的新闻事件在不同的记者笔下大相径庭，这不是记者的眼睛出了毛病，而是记者的立场使然。在苏东剧变、阿以冲突、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中，我们看到某些外国媒体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也领教了他们所标榜的‘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我们从不讳言新闻的党性原则。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说话，这一点应当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对某些新闻的认识有差异是正常的，但立场决定导向，有了正确的立场，就知道写什么，不写什么，从什么角度写，写到什么程度。如果一个新闻工作者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赞成，对人民群众改革和建设的生动实践不热心，那么它的报道必定是片面的、扭曲的，甚至是阴暗的，必定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格格不入”[39]。意识形态话语的修辞也如此。注重用事实来说话，这无疑在传播理念、传播效果上都是一个巨大進步。然而，“事实”只是一个共用空間、共用文本，“事实”本身不能自我說明，而只是用来说话的，也只是意义生成的一种方式。不同的立場对于事实必然会存在不同的解读。因此，倘若不是提供全部的事实，而只是提供部分的事实，所谓“事实”就无异于一个温柔的陷阱。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不能不说，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意味着一场文字和影像的战争，而并非一场真实的战争。中国传媒通过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与修辞，为美伊战争附加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身份，从而把它所再释义的美伊战争形象带给中国公众，并且内在地塑造着中国公众的生活。其结果是，每个中国公众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我的判断能力，听任传媒成为自己的眼睛和喉舌，并且被诱使着进行任意的褒贬。但是，当战争真相逐步展现而出，当我们在中国传媒中了解到的一切都竟然是“事先经过选择的”或“事后经过处理的”[40]，还能够再相信中国传媒中的“真实”吗？如果真是这样，会不会激发起人们对“真实”的极大焦虑和失望？更何况，“真实”的炊烟一旦变成了中国传媒嘴里吐出的香烟缭绕，吸食者难免就会在享受中慢慢地中毒死去。须知，历史证明，传媒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误导”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误导”一些人，但是却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内“误导”所有的人。
2、即便是从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来看，也仍旧有其不足。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多种因素磨擦碰撞的合力所导致的某种结果。因此任何对于历史事件的简单判断都可能会适得其反。这类似于对于中国象棋作为文本的两种读法。从目的论出发，老将的生死存亡最重要。由于现象背后有本质、表层背后有深层、能指背后有所指，老将的存在相当于寓言文本的“超验”本质、“超验”深层、“超验”所指，而其余的一切则只是因为老将的存在而存在，只是现象、表层、能指；但是若从存在论出发，若把一盘中国象棋看作多种因素磨擦碰撞的合力所导致的某种结果，则必须承认，所有棋子的生死存亡同等重要。现象背后没有本质、表层背后没有深层、能指背后没有所指，棋子彼此之间相互指涉、互为规范，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生产着整个棋局的意义，也修订着整个棋局的意义。而中国传媒所再释义的美伊战争形象却只是出之于某种简单判断。以中国传媒津津乐道的石油问题为例，事实上对于初级产品的直接控制犹如对于实物经济的控制一样，在美国主宰世界的蓝图中已经不再举足轻重。事实上，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只有10%，再把包括天然气、煤炭、原子能以及水力等能源消费也包括在内，则中东石油在美国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率则连5%都不到。相比之下，全球金融贸易体系、高科技、文化产业等非实物经济方面的优势倒更为美国所觊觎。因为现在早已进入“知识型经济”、“象征型经济”，因此不惜直接通过穷兵黩武对海外领土进行侵略以争夺石油这类初级产品之类，很难说就是美国出兵的真正动机。再以中国传媒背后所隐含的反美情绪为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以美国为假想的敌人，这次无疑也不例外。从反战演变到反美，这样一个演进的逻辑脉络众所周知。这无疑也值得我们警惕。美国的文明、文化确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美国文化的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从反战到反美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的。而且，值得深入反思的还有中国传媒的某种对于美国的过度警觉：其中折射的是一种由于长期为敌而形成的过度反应，一种自虐式的神经质，它使得我们总是不必要地夸大对手的罪恶动机。其结果，就是将复杂的中美关系简单化、脸谱化。也因此，反省中国传媒所再释义的美伊战争形象，关键就不在于作为阴谋者的美国的心理动机究竟是否存在，而在于将中国传媒对于美国的想像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加以还原，从而发现中国传媒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并进行象征性求解的自慰心态，以及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化为某种阴谋者心理的种种弊端。
3、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还意味着我们距离真正的传媒目标尚相差很远。战争，是人类文化的试金石，也是人类传媒的试金石。事实上，无论是站在伊拉克一边去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还是站在美国一边去反对伊拉克的区域霸权，都并非真正的传媒“所欲为”与“所应为”。传媒所面对的是战争，而不是被美国所发动的战争，也不是因为伊拉克所导致的战争；是作为人类最残忍、最丑陋、最可怕的利益分配行为的战争，也是作为人类文明顶端的另一种野蛮的战争。因此，它所应该更多采用的，也必须是一种在评判美国的全球霸权与伊拉克的区域霸权谁是谁非背后的人性的、人文的、人道的视角。这，才是真正的传媒的“所欲为”与“所应为”。路透社战地记者在《城市战火蔓延沙场尸体散布》一文中描写道：“美军向记者展示了一个掩体，他们说这里曾经躲着一个伊自卫队员。那个士兵只用一张肮脏的毛毯抵御沙漠夜间的寒冷，只靠一塑料袋生肉为食。当他撤离时，落下了一张他两个孩子的照片。”这就是一种在评判美国的全球霸权与伊拉克的区域霸权谁是谁非背后的人性的、人文的、人道的视角。再如对3月31日美军在一个公路检查站枪杀七名妇女和儿童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是这样描写枪杀现场的：“鸣枪警告……约翰逊上尉有些急了，一旦是汽车炸弹怎么办？‘停下来！’约翰逊大喊。但丰田车仍然急速向前。‘用7 .62毫米的机枪瞄准发动机射击！’值勤士兵照做。丰田车仍然没有减速……数辆M2布雷德利战车7 .62毫米的机枪一齐开火……‘因为你们没有早点鸣枪警告，一家普通百姓被我们杀死啦！’约翰逊上尉朝旁边的一个值勤排长吼叫，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无疑也是一种在评判美国的全球霸权与伊拉克的区域霸权谁是谁非背后的人性的、人文的、人道的视角。这种细节化的描写，突出的是事件全过程的真实记录，通过直面美伊战争背后的人性、人文、人道本身，却将战争本身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们心灵以深刻震撼，并且使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丧钟正在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相比之下，中国传媒中关于美伊战争的报道却并非如此。它更多地斤斤计较于美伊双方的是是非非、胜败得失，而并非战争本身。于是，一切都不再感动，一切也都不动声色，因为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丧钟无非或者是在为美国人而鸣，或者是在为伊拉克人而鸣，而国人作为局外人可以完全置身事外。于是，我们不能不说，如果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使得国人不再怕流泪，而是怕留不出泪，如果中国传媒中的美伊战争形象没有激起国人的反省与沉思，而是激起冷漠与无谓，那么，就实在是中国传媒所再释义的美伊战争形象所留给我们的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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