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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庐陵子
制作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限期办理税务登记证和申报纳税），我叫上地税局的小张和小肖驱车奔指阳乡而去。
车行二十余分钟，我们来到了行政行为针对的主体——指阳乡顾礼村的泰鑫毛刷厂。
老板不在，在厂办公室，李老板的妻弟接待了我们，在得知了我们的来意并看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他立即电话告诉了他的远在宁波出差的老板姐夫，在办公室，由于他开始使用了免提通话，因此我也就听到了他们的大部份通话内容，在电话中，他姐夫在听他念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全部内容后说道：既然法律是这样要求的，你就签字吧，等我回来我会去国税分局办理有关纳税事宜的。于是，在送达回证上，老板的妻弟在签章一栏内签了字并盖了章。
由于我还想再了解工厂目前的具体生产情况，于是，我坐在办公室和老板的妻弟继续聊一些生产方面的内容，大概十分钟的样子，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老板的妻弟在接听了电话之后对我说：“啊，实在对不起，刚才我不应该签这个字的，指阳乡罗书记打来电话，说这件事由乡里来处理，等一下乡里分管招商引资的肖书记会亲自来，你在这等一下。”我一听鄂然，继而严肃的对他说：“纳税是你这个厂自己的事情，乡里是没有权力干涉我们的执法工作的，我等一下会和肖书记解释，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几分钟后，听到汽车声音，我知道乡里的肖书记来了，在简单的函喧后肖书记要求我不要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我对他解释了一些政策，没想到他竟然说：“政策，跟我谈政策，谁不知道政策是人可以随便挪的？”一听这话，我的脸当即一沉：“肖书记，你说话要注意场合！”或许是我平时就很狂，也或许肖副书记不想出丑，他的态度立大转：“对不起，你不要生气，我们因为太熟所以我说话就太随便，这样吧，我让你接一个电话。”说着他拔了一个电话让我接听，我一看号码，是我国税局的一位上级领导的电话：“是你吗？罗书记刚才和我讲了这件事情，这个厂确实也有实际困难，你就暂时收回这份行政文书吧，以后再说这件事情，当然，具体情况以后再调查。”现官不如现管，我可以不卖书记乡长甚至县长的面子，但我直接上司的面子我不会去反驳的，于是，我悻悻的撤回了这份文书。
坦诚的说，在指阳乡的经历不仅使我感觉到失去面子，而且觉得受到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羞辱，这种羞辱不仅仅针对了我，而且针对了至高无上的法律，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之中，我也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渎职者。
泰鑫毛刷厂——一个生产已经一年的工厂，仅仅因为是指阳乡政府通过招商引来，在没有林业部门生产许可的前提下由政府通盘罩着让其非法生产一年，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制止。
本来，既然经营，当然有他经营的合理性，所谓潜规则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形态，作为经营者，既然存在并且有经营收入我们对其征税是合乎法律的。
毛刷厂开设在顾礼，那是一个离指阳乡政府有数公里远的偏僻小村，路况崎岖狭窄，典型的山间村道，那个村子庇邻泰和县的一个小镇。
毛刷厂的主要原材料是荷木，那是我区一种分布比较广泛的树种，属于阔叶林，树大叶茂，材质很坚实，耐用、无虫害、有淡淡的香味，是制造日常木用器具的好材料。
指阳乡的招商就是藉本地的这种资源而发布的，但实际上在我县的所有林区中，指阳乡并不具有这种树种的优势，据当地人讲，整个指阳乡林区中自然荷木加起来就是两百余方的样子。
但不管怎样，名为泰鑫的毛刷厂还是应声而至了。
早在去年的八月份，当这个厂落户指阳顾礼的时候，我就去了该厂一次，当时我不知道老板姓什么，后来打听才知道姓李，并且是指阳乡政府黄乡长的同学，此前在东莞打工并利用打工期间的积蓄投资办了一个小小的也是生产毛刷的工厂，当然，因为在东莞的投资很小，因而在那边的经营实际上也是艰难蹒跚的。
这几年，我县象全国所有内陆不发达的地方一样，对乡镇政府的招商非常重视，其下达的任务在我们这样的穷乡僻攮来说是几近天文的，然而，对于依靠信息、技术、产业工人以及幅射消费群距离要求比较高的投资商来说，这样的地方显然不具备任何投资优势的要素，除非你有特殊的能够象磁铁一样吸引资本的魔力。
在当前中国，这种魔力就是公然的与法律的对抗但又不受法律任何惩罚的享受。
从社会的本质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有犯罪的欲望，同时每个人又都希望这种犯罪不要使自己受到伤害，正是人的这种对犯罪的渴望与恐惧促使人类结合成社会，并制订出预防和惩罚罪犯的法律以使自己不受伤害。
经济方面的法律也是一样的，有人希望破坏它，有人则希望维系它。
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好处，维系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有益于自身。那么，对于投资商来说，在东莞，因为仅仅只有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资本，在那个几乎用金钱堆彻了整个城市的“世界制造工厂”，这点点的资金在当前的官僚体系和法律面前几乎与乞丐无异，更不要说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恩宠，加上“世界制造工厂”也必然云集了形形色色或大或小的同业竞争者，在同样的一个地方的竞争者其获得国家法律的保护和惩罚当然应该也是相同的，那么，胜利的前提就是技术、资本、管理能力。
显然，李姓老板在东莞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之下，因为他有的别人也有，他没有的别人仍然拥有，如此，他才会概叹创业的艰难，因此，打破这种平衡使之有利于自己竞争的环境就成为了他对投资地域的选择。
在我分管的这个小小区域，私有企业不到十家，全部是被挂上了“外资保护牌”的外商，毛刷厂的李姓老板就是这少数的“外商”中的一个，一年来，我仅仅见过他一次，也仅仅在这一次当中，我了解了一些李姓老板所以来到这里投资的小小一些内幕——还有投资过程中难以言说的伤感。
政府招商总是去发达些的城市，在那些城市里，举办正规的招商会并不是一个小小乡镇政府有能力做的到的事情，于是，依靠在外打工乡亲的牵线或者直接找到多年打工事业已有小成的老板（稍大些的老板是县政府和市政府的攻关对象）是乡政府的主要招商手段，李姓老板就是众多被各地政府领导套上的一个。
李老板是泰和县人，据李老板介绍，黄乡长在东莞找到他，要他来家乡办厂投资，由于他的厂主要生产木制柄的毛刷，原材料也是从各地林区来的供应商购买，甚至也有供应商将江西的原木资源运往东莞，想想，在东莞打工和办厂也形成了固定的销售渠道，在外设厂的艰难也深有体会，算算在原材料产地直接设厂不仅不会增加其它更多生产和销售的麻烦，反而因为厂房、材料、产业工人等的更为价廉而减少不小的成本，商人为利益驱驶的本质使他心动，只是由于林业产品因其特殊性必须得到有关林业资源管理部门的许可审批方能生产让他犹豫不决，因为近年来国家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较过去大大加强，因此其对林业资源的获取在审查方面就更为来严苛，作为如此之小的投资商，李老板为此而表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但是，政府的一席话让他彻底的没有了顾虑：放心，手续的问题政府邦你去办，你只管去投资生产好了。于是，李老板才将自己仅有的资本悉数迁往指阳乡，在我前面提到的这个隐蔽的地方设下了属于他个人的工厂，作为对他在家乡投资办厂的鼓励，村里将村委的办公楼免费提供给他做厂房。
这是指阳乡数年来招到的第一个“外商”，乡里的欣喜不言而喻，我在政府招商简报上看到他们报往县里去的材料是号称投资百万，当然，我知道夸大了近十倍。
这个厂的所有设备我都看过，十万元足足有余，虽然陪同我观看的李老板的妻弟在介绍那设备时滔滔不绝的吹嘘是韩国产，然我看那机器钢材的材质以及焊接油漆铆钉等工艺水平，典型的是江浙一带作坊式工厂加工生产出的痕迹，于是，我凭我对市场以及对机械的基本常识，不客气的点破了他，其实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暗示他我不是一个乡巴佬，我也有我的自信与虚荣心，还有对日后工作的气势方面的考虑。
他最终承认所有的设备都产自浙江的海宁。
在政府看来，毛刷厂已成功引入，其招商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剩下的就是如何扶持该“外商”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出效益就是。
但是，接下来的困难仍然让投资者焦灼，这些困难也许是政府没有想到的，也许政府早就料到却为了将“外商”引来而刻意以掩饰，更或许小小的乡政府在招商时就有着足够的自信去克服它。
林木产品的生产运输有极其严格的放行条件，依我们国家对林木资源产品的管理是这样的，林区有林木资源管理站以及林业公安分局，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检查林木的砍伐和生产是否有林业资源管理部门的许可，以及是否符合核发的采伐配额，如果没有，他们还负有打击那些违法者的责任，在出入林区交通要道的交界处，一般都设有由省政府批准的林木检查站，以对付那些弁利者的偷盗和非法贩运。
毛刷厂的软肋就在这里，投入生产后，李老板发现办理林木产品加工许可证件的过程并非如政府招商时承诺的那么顺利，换句话说，依他们自己的能力根本就无法办到，如果这样的话，则他们的生产就有极大的风险，因为虽然收购林木以用来生产这个环节有当地政府的保护，但运往港口则风险重重，一路上不断的检查站，报送出口时所需要的各种证明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李老板在我面前大叹苦经在我看来虽然是一个经营者面对征税者惯用的伎俩，但“政府骗了我”这样的话还是使我因感受其实际困难而生出同情之心，不过，我仍不忘用安慰性的语言去相劝：“政府不会置之不管的，因为你是外商。”我说这话并非空穴来风，在我这个分局所辖的三个乡镇，自然林木资源和矿产资源都是相当丰富的——有一个省属大煤矿，还有山上郁郁葱葱的森林，在资源贫乏但又依赖资源创造财富的任何地方，这种资源无疑使那些市场经济体系下寻找获利商机的投资者涌动着投资的欲望。
从税收的角度，我分局在几年以前都是全县伍千万税收收入任务仅次于县城分局的一个大分局，只是由于全国各地煤矿事故的不断使得政府滋生出对个体小煤窑的恐惧而限制了小煤窑的开采，因此，在新的“发展观”的指导下，招来利用其它资源之商成为了这几年这些乡镇发展经济的主流。
木材厂、衣夹厂、竹木制品厂、香粉厂等相继从外地引入，并且以不可思议的优惠政策助其发展，以体现政府“安商、扶商、富商、亲商”的热诚。
但是，国家政策总是会从大局着想的，况且，各地自行的对国家政策的曲解滥用也在生态上被自然的报复体现了出来，从2003年起就流传的不再新批林木产品加工企业并将整顿关闭“五小企业”的消息不久得到了证实，因此，那些已经被批准生产并生产了一段时期的木材厂、香粉厂等企业相继被停业审查，并且也确实关闭了几家这样的厂，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惊讶的发现，那些被关闭不获批准的私企全部为本地人投资的，而政府招来的“外商”则在这一轮争夺“许可证”的洗牌中重新得到了这类企业必要也是致命的许可。
此情此景，不由使我想起了中国人性格里那种“宁与外贼，不赠家奴”的劣根性思维和行为。
我对毛刷厂李老板的安慰正是基于这一现象发出的，因为他是外商，虽然他是纯粹的本地人，但由于他从广东东莞蜇转而来，路线不同，则与本地投资者的境遇就一定不同，就如中国的“海龟”总是比本土派更能得到尊重一样，“沿海龟”也要比家里的“土龟”金光灿烂的多。
可不幸的是，正因为李老板是从东莞回来的，因此其经营作派就要比本地草莽实业者要显得正规些，在简陋的村委办公室里安上了几张在老区农村不多见的老板椅、商业信息往来必要的传真设备，还有设计的还算整齐雅致的样品陈列柜以及车间黑板悬挂出的订单生产技术细节提示，可能更重要的是“百万”的投资吹嘘让来参观的一位副县长眼睛大亮，因此，当乡政府恳求这位副县长一定要为这位招来的“外商”在生产所需要的手续办理提供政府协作的要求时，这位副县长就指示这家企业应该放在县城的工业园区，如果迁到工业园区，则一切手续不用担忧，这下李老板犯了难，尽管他找出种种的理由来陈述搬迁对生产的不利，但是衙门的官员没有松口，最后的妥协也是必须搬到该乡靠近省道路边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样好看。
李老板虽然在我面前重复了他向县长陈述的不应该去工业园区的诸多理由，但有一个理由他没说，或许是不好意思说，在办公室仅有我和他时，我又忍不住点破了这个致命的理由：“去开发区你是找死，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资金，虽然那里有整齐划一、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厂房，但你可能连租金都不一定付的起，并且，在那个地方，比你大的老板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环境，你想得到政府的恩宠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当前的私企，无论规模大小，无政府宠爱必会危机四伏。
一年过去了，毛刷厂就这么断续的生产经营着，没有林木生产加工许可证，没有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办理国地税的税务登记，在那样一个偏僻的小村，资源的来源正好是生产的优势所在，只要有政府罩着，山上的荷木会源源不断的被砍伐，运到这个工厂，这个乡的资源没有了，还有邻县邻乡的荷木会辗转而来，我依据他们在考察时对投资的评估外行的替毛刷厂算了一下，三年的生产应该不成问题，而三年足可以为老板积累出100万元以上的利润，资本积累基本可以完成，皆时，再转产塑料的就行，李老板承认这也是的计划。
一年来，我去过很多次该企业，当然都是出于税收征管的目的，在我分局所辖的三个乡镇，月经营收入只有数千元人民币的个体户都需要办证纳税，如果眼睁睁的看着这样一家还算有点规模的私企都不办证也不纳税的话，不要说工作责任心这样的大道理，就是从良心上讲也过不去，况且今后在工作中又如何说服那些小本经营、起早摸黑的弱势纳税群体呢！
但是，一次次的都要遭到来自包括乡政府书记在内的推萎和阻碍，当然他们是有其理由的：正在办许可证，待林业许可证批下之后就可办理工商执照，这样税务登记的办理也就合理了，现在因没有许可证，就没办法进行生产，没有生产怎么纳税？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只有搜集该企业生产经营的证据，财务帐我是看不到的，订单也不可能看到，我只能一次次的看到他们在厂门口堆集着数十方的荷木在十来天之后又销声匿迹，在供电所，我抄到了他们的用电记录，远不是生活用电的消耗，从去年办厂至今，除了春节，显示出每个月都有开工生产的用电证据。
出口产品是有税可退的，当然，这需要各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纳税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在和老板之弟的交谈中也发现他们对出口的程序异常的清晰，虽然他们并无直接出口权，是委托有出口权的外贸企业进行代理出口的，但是，我还是不清楚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手续的企业产品是如何出口的，如何退税的，因为至少在我这个环节他是没有交税，除非，除非有人或企业专门为他们的出口开具这些证明。
而更让人也许大或不解的是，这个无任何手续的企业产品又是用什么运输工具如何在上千公里长途运输中逃避各专业检查站检查的。
也许我这里讲述的一些事实可以解开其中的一些奥秘，在离我工作地仅有三十公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省属木竹检查站，在这个检查站，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定集体的渎职着，但我却知道，我镇一个由九江人办的铅笔厂很多次夜晚运货时，老板可是当着我的面给检查人员打去电话千之装货的车将在几点钟通过检查站并让他们不要拦截的通话内容。
对我来说，这是一篇不算太愉快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虽然文字不优美并显杂乱，但我仅求真实，真实的表达出基层公务人员的艰辛和艰辛背后的另一阴暗面，我无意去贬损哪个单位哪个个人，因为从文中也可以看出，追究起来的话，我也是这些渎职者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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