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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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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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管理学院 张春阳 吕元礼 【内容摘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构建社会和谐的过程中，确立了民本理念、包容理念和法治理念。这些理念的确立，为新加坡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认同基础、共生前提和廉平环境。研究这些执政理念，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谐社会；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是执政党以执政宗旨为核心的一整套执政观的价值判断，是关于执政理想、执政准则、执政思路的深层次理性认识。【1】执政理念作为执政党对于执政活动所形成的理性认识，反映的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整体态度，一旦形成，就会贯穿于执政主体的全部执政活动之中，转化为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融化在执政目标、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所有构成执政活动的要素之中。执政理念决定着执政活动的总体方向和最终成效。40多年来，在构建新加坡和谐社会的征程中，人民行动党确立了民本理念、包容理念和法治理念。这些理念的确立，为新加坡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认同基础、共生前提和廉平环境。胡锦涛指出:“对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2】因此，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民本理念：奠定和谐社会的认同基础 没有民众的认同，和谐社会的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要获得民众的认同，政府必须以民众为依归。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人上台伊始就明确地把“我们必须为200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隽刻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构建新加坡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始终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理念。具体说来，人民行动党的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全民就业 一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社会，和谐将遥遥无期。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开始，便一直扛着失业问题的包袱。用当时国防部长的吴庆瑞的话来说，就是“每当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自己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自己不知道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荷兰经济学家阿尔贝特•温斯敏博士更用“正走在刀刃上”来形容新加坡当时的失业状况。【3】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人民行动党把解决失业问题摆在了和谐社会构建的突出位置。由于旅游业可以制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人民行动党便设立了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为了吸引外资前来办厂，制造就业机会，1961年8月，人民行动党又成立了经济发展局。“一切都是为了促进投资”成了经济发展局的行动指南。为此，经济发展局官员四处奔走，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71年英军撤离新加坡时，新加坡已基本度过了失业难关：虽然英国人解雇了三万人，另外四万替英军服务的工人也连带丢了饭碗，但失业人数并未增加。由于招商引资的成功，新加坡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5％上下。【4】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新加坡已经把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老问题远远抛在了后头。由于胸怀草根，倾情民生，时至今日，人民行动党治理下的新加坡仍然是世界上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全民就业的实现，使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其它各项工作的展开成为可能。 2、居者有其屋 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如何让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是一直萦绕在人民行动党人心头的大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诸如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实施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为此，人民行动党实施了居者有其屋计划。 早在1963年9月，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有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李光耀就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由于有意买房的国民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0％的首期付款，当时计划推行的并不成功。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人的“让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的决心更加坚定。为此，1968年，人民行动党修改了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中央公积金法令，把这一储蓄计划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与此同时，建屋局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规定工人可以利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0％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20年内按月分期缴付购屋贷款。为了兑现让每个工人都有机会拥有住房的诺言，人民行动党在执政过程中一直都很关注这个计划实施的情况，不时根据工资、建筑成本和土地价格的市场变化进行计划调整；为了改善组屋的质量和设计，使新的组屋不至于千篇一律，建屋局推介了建筑上的变化，并充分利用地势、池塘等等与众不同的地形特点，以增加特色来加强组屋的独特性；为了避免在跟新组屋区比较之下，老旧组屋区看起来像个贫民区，从1989年起，建屋局推行了一个动用公款的翻新旧组屋计划，使旧组屋的外观和周围环境都得以改善。目前，新加坡有８７％的人居住在组屋里，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正是通过这点点滴滴的为民办事，人民行动党才赢得了人民的心理认同。也正因为此，李光耀在回忆人民行动党构建新加坡和谐社会的历程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5】 二、包容理念：构建和谐社会的共生关系 人民行动党构建新加坡和谐社会的成功还在于建立了良好的种群、劳资政关系，实现了种族关系和劳资政关系和谐。 1.种族和谐 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对实现社会和谐极为重要。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新加坡独立时，国民中华人占总人口的77％，马来人14％，印度族7.6％，其余为阿拉伯人、苏格兰人、荷兰人、阿富汉人、菲律宾人、缅甸人以及欧亚混血种人。面对着如此复杂的种族构成，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人深知，种族暴乱频繁的社会与和谐是绝缘的；他们深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为此，在具体施政过程中，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国民服役令的施行，使国民明白，无论自己的父母是部长、银行家、专业人士、劳工还是小贩，不管自己是信佛教、印度教、回教、锡克教、袄教还是基督教，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只能依个人表现而定。组屋提供方面，为了增加各种族之间的了解，人民行动党政府把华、巫、印和其他种族打散，使各族混杂而居；为了公平，人们必须通过抽签的方式申请组屋。针对后来同一种族居民通过种种方式重新聚居的现象，1989年，政府为同座组屋居民的比例进行限制，任何种族比例一达顶限，该种族家庭就不能再申请购买同个邻里的组屋单位了。语言方面，新加坡独立后，为了在语言方面不引发争议，政府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同时也为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教学，以平衡整个局面。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基础上，政府一方面要求平等对待各语言源流教育的教师和学生，另一方面又精心培植马来语作为新加坡的国语和共同语；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在推行一种共同语的过程中又给了各民族教育自由发展的空间。 在人民行动党的精心策划下，种族欺侮和种族暴乱已远离了新加坡；如今的新加坡国民已学会了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在一起和谐相处。 2.劳资政和谐 新加坡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有赖于工友、厂方经管人员和政府三方共生关系的确立，这种关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便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来改善劳资政关系。1966年11月，在国际劳工组织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上，李光耀促请工会领袖改变工会的一贯作风，破旧立新。1968年，在职总代表会上，李光耀尽力说服工会必须同政府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为了求取平衡，李光耀又在一雇主会议上告诫雇主，要工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就必须公平对待工人；工会和雇主的基本目标相左，结果只会毁灭国家的经济。1968年1月，当英军宣布撤退加深了国民的不安时，人民行动党政府抓紧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革除那些导致雇主的特权被剥夺、资方统筹业务的能力受侵蚀的工会陋习。1968年4月，当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凯歌高奏之后，国会在同一年立法通过雇主法令和劳资关系（修正）法令，后来又修订了职工会法令。这些法令奠定了劳资关系和谐的基础。为了让工会不再那么好斗，政府精心物色职总秘书长人选，使职总秘书长成为政府和工会之间沟通的桥梁。随着劳资关系的改善，1972年，政府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理事会每年利用政府收集到的精确资料，就新一年的加薪和其他服务条件，提出大家能负担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联合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为一切劳资谈判的指导原则，不同的领域再根据个别情况进行调整。为了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政府制定了公平的架构监管劳资关系，一方面对工会过火的行为加以节制，另一方面通过协商和仲裁程序，让工会能够保护工人的利益，以便平衡整个局面。经过政府的多年努力，新加坡好斗、对抗的劳资关系终于变成了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与劳资之间也变得日愈共生共荣。 由于人民行动党一开始就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和平等的社会，由于人民行动党正确驾驭了劳资政关系，所以，每当新加坡被评为亚洲最佳航空公司、世界第一机场、全球第一集装箱海港时，这种成就便会一再告诉世人，正是有了有容乃大的包容理念，人民行动党执掌下的新加坡才得以和谐。 三、法治理念：营造和谐社会的廉平环境 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人坚信，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廉平环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法律应是秩序的先锋，政府官员应是廉洁的楷模。为此，人民行动党在构建和谐社会之初便确立了依法治国的理念。 1.严肃法纪 为了让法律成为和谐社会的秩序先锋，人民行动党无论是对传统东方社会的人治管理模式，还是19世纪以来英国的法治传统，都立足于新加坡国情进行修订、调整和改造。一方面，立法严密，形成了严密的法律体系。在新加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大到政治经济体制、商业往来、公民权利和义务，小到旅店管理、停车规则、公共卫生、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例如，为了扭转市区的混乱局面，政府制订了相关法规，依法取缔了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针对养牛的印度人把牛赶到市区放牧，政府规定，从1965年1月31日以后，放牧于市区的牲畜将被送往屠宰场，屠宰后的鲜肉将送给各个收容所；针对车辆和建筑工地打椿，以及露天娱乐活动的扬声器、电视机和收音机传出的噪音污染，政府实施新条例，促使人们把音量放低；1970年华人农历新年因放鞭炮导致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政府从此便明文规定放鞭炮是犯法行为，并禁止一切形式的鞭炮进口；为了防止年轻人染上烟瘾，政府自70年代就开始禁止一切香烟广告，并逐步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电梯、巴士、地铁车厢和地铁站，最后是所有冷气办公室和餐馆。因为有人把吃过的口香糖随手乱丢，1992年1月，新加坡通过法令，全面禁止在新加坡生产和出售口香糖。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对陪审制度的弊端深有体会，1959年，李光耀出任总理之后不久，即废除了除谋杀案以外的一切刑事案的陪审制度；在此基础上，1969年，律政部长埃迪•巴克在国会上提出动议，把谋杀案的陪审制度也废除了。 另一方面，执法严正、惩罚严厉。除了很重的罚款、徒刑，还有鞭刑和绞刑。由于人民行动党领导人亲眼目睹过日治时期人们在艰苦严酷的环境里的所作所为，那时候刑法严厉之至，即使在1944至1945年那种吃不饱的年代里，窃案也很少发生。那种有效的吓阻作用给人民行动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人民行动党上台后保留了英国人过去在新加坡施行的笞刑。当政府发现处以笞刑比处于长期徒刑更能发挥威慑的作用时，政府于是规定凡与毒品有关，或走私军火、强奸、非法入境或破坏公物等罪行，一律处以鞭笞。这些严厉的刑罚的存在，使人们在从事违法活动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以上种种措施使新加坡治安得以良好。世界经济论坛的《199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把新加坡形容为“团伙犯罪不会严重损害公司营业”的国家；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也把新加坡推选为最安全的国家。正因为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初便着手严肃法纪，现在的新加坡，“人民都信心十足，认为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有所保障。”【6】 2 .肃清贪污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新加坡政府，把廉政作为如此重要的执政理念。众所周知，新加坡刚独立和建立自治政府的时候，它周围的亚洲国家领袖都是贪得无厌，官员腐败、堕落、贪污、贿赂、敲诈无所不在。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国民党政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新加坡，政府一个比一个腐败。这些原为受压迫的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都堕落成为人民财产的掠夺者。人民行动党也是在亚洲革命浪潮冲击下，为摆脱殖民统治为同胞争取自由建立的，但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并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他们对这些腐败深恶痛绝，他们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李光耀曾经感言，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将不能生存。于是，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时，人民行动党成员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以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从执政的第一天起，人民行动党政府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时，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所以，人民行动党特别注意过去被利用便宜行事权中饱私囊的领域，强化了能防止、发现或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工具。举例来说，1960年，政府修改了1937年殖民地时期通过的已经过时的防止贪污的法律：赏钱的定义扩大了；调查人员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当局不必证明受贿者能够给予行贿者所要求的便利；任何人一旦受到调查，所得税局局长就必须提供有关他的资料；法官有权接受同谋提供的证据；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1963年，政府又制订法律，规定任何证人若受贪污调查局传召，都必须前往据情实报。1989年，贪污罪的最高罚款从1万元提高到10万元；因提供假情报或误导性情报而被提控者，罪名一旦成立，最高罚款1万元，同时面对监禁的惩罚。针对一些职位比较高的贪污分子，人民行动党政府决不姑息，原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都因贪污行为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随着经济的繁荣，政府相应地提高了公职人员的工资，并制订了一个公式，使部长、法官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私人企业界的报税额挂钩，自动进行调整。由于薪酬可观，公职人员靠薪金就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这样就从源头上杜绝了贪污的可能。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得9.18分，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也正因为此，每当提起新加坡构建和谐社会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时，李光耀才敢自豪放言：“新加坡的精力和魄力能够保全下来，是因为我们的行政机器是有效力的。这机器当中没有沙铄，（在新加坡）你不必给别人一些‘油水’来发动这机器。”【7】 参考文献： 【1】黄立营：《论执政理念的战略地位与时代内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1期，第14页。 【2】《认真总结执政能力建设经验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N]1人民日报,2004年07月01日。 【3】《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世界书局，2000年9月第1版，第66页。 【4】《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世界书局，2000年9月第1版，第70页。 【5】《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世界书局，2000年9月第1版，第7页。 【6】《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世界书局，2000年9月第1版，第247页。 【7】《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32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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