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东南亚马来半岛上彼此相邻的两个国家，历史上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独立，两国曾在1963年一度合并筹组“马来西亚联邦”，直至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两国分别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国阵”长期执政50多年。进入本世纪以来，两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发展都呈现出重大的转型趋势，执政党虽然获得多数议席，但在2011年新加坡第12届国会选举和2013年马来西亚第13届国会选举中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从总结长期执政政党的经验教训角度，客观分析两国的大选特点与政局演变趋向，或许会获取一些耐人寻味的启示。

　　不仅要坚持发展经济，更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国际社会以廉洁高效著称，连续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2010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4.7%，人均GDP高居世界前列，失业率降至2.2%。然而，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国会大选中的得票率却降至历史新低，仅为60.14%，比历史最低年份1991年大选的61%还低，更低于1997年的65%、2001年的75.3%和2006年的66.6%。马来西亚近年来也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2011年和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保持在5.1%和5.6%左右。但在2013年大选中，连续执政56年的执政联盟“国阵”在222席国会中只赢得133席，与2008年相比下降7席，为历年来最低，其全国得票率更是不到半数，只有47.42%。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当今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不是因为其干得不好，而是民众要求其干得更好；不是因为其政绩不彰，更不是因为贪污腐败，而是民众不仅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在增长，而且对公平、正义、民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一些选民批评人民行动党作风“傲慢、自恋、自傲、自满”，开始对新加坡传统的“高薪养廉”和“高薪揽才”政策提出质疑，对新加坡部长级薪金位居世界第一，并与GDP增长挂钩，2010年普涨5%，而普通民众收入仅增长1%的重大差距表示不满。反对党甚至喊出了“我们不是用来成就经济增长的工具，我们不是一堆数字”和“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的口号。

　　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占全国人口的55%、华裔占24%、印度裔占7.3%、其他民族占13.5%（2012年）。在“国阵”的长期执政体制下，马来人有种族优先的传统特殊地位，虽然大部分的华裔选民在城市中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但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直较低，在考录公务员、担任政府要职等方面存在诸多约束性条件，事实上属于“二等公民”，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平等政治地位之愿望日益强烈。因此，大部分华人在大选中把选票投向反对党，从而导致“国阵”得票率在华人集聚的城市地区的持续下降。

　　为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巩固执政地位，李显龙总理在大选揭晓后明确表示“行动党必须有好的政策，也有好的政治”，决定将人民行动党自我改造成一个更具活力，更能了解及满足国人需要的政党，以便在新的政治时代中继续获得选民的委托。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大选后为国阵成员党民政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也强调“国阵”政府会继续秉持中庸、进步、温和、包容及公平五大原则的施政路线，拒绝极端政治及任何会破坏国家基础的举措，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已开始改革，要相信我们已走在正轨上，我们会继续转型的道路，直到目标达成”。

　　既要重视城市中产阶层的参与诉求，又要满足农民的民生需求

　　城市往往是中产阶层的聚居区域，随着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希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公民权利日益成为其主要诉求。而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活水平不高，农民对于改善民生的需求往往更为迫切。

　　如在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由于民众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增强，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经济增长而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其开始认为对于执政党，哪怕是一般的错误或些许瑕疵就理应承担责任。“干得好是应该的，干得不好就用选票给他们教训”“让反对党在国会有更多监督和制衡的力量”逐渐被新加坡较多民众所认同。

　　而在马来西亚，城市日益成为反对派活动的主要阵地，伴随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诸如吉隆坡、槟城等主要城市集聚了大量属于中产阶层的市民，这其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为华人，目前约占吉隆坡总人口的40%，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希望有参与改变种族歧视政策的机会。不但华人希图改变现状，而且随着城市中诸多属于中产阶层的马来人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独立判断政治体系的能力日益提升，不少民众对“国阵”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物价上涨、联邦政府债务快速增加、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等现象表示不满。

　　但是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占大多数，且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民的生活条件普遍较差，农村选民更多地要求执政党能够满足他们对于提高生活条件、改善基础设施、维护土地权益等方面的具体物质要求。执政联盟“国阵”有自主划分选区和行政动员的优势，在选区划分上有意保持了农村马来人聚居地区的比重，而限制城市选区的权重。“国阵”中的巫统也始终坚持马来人优先的立场，积极加强农村马来人居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使得农村的马来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最终虽然其全国得票率只有47.42%，但在222席国会中仍赢得133席的优势。而反对党联盟“民联”虽然获得全国50.83%的选票支持，也只能获得3个州的执政权和国会89个议席。因此，执政党的农村政策决定了广大农村马来选民的选票意向，加强农村的民生政策有利于巩固政权，对维护执政党在农村地区的政治合法性和实现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执政党必须保持内部团结，并有效遏制权力腐败现象

　　在新加坡，由于长期以来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绩效优异，执政团队廉政形象鲜明，长期蝉联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体上是团结的，人民行动党在现有政治格局中仍然位于主导地位，反对党并不能奢望马上成为更换执政党的“替代”性政党，而只是期待有机会成为国会中的“平衡”性政党，以增加在国会中的监督和制衡力量，为目前的“一党独大”体制提供一些竞争因素。

　　但是在马来西亚，主要执政党“巫统”由于内部权力斗争和政见分歧，曾任马来西亚副首相的安华，1998年遭时任首相马哈蒂尔革职，并被法院判定渎职和鸡奸罪入狱。由此逐步分裂出由原副首相安华为首的一部分马来人政治力量，其部分党内支持者“另起炉灶”组建人民公正党，执政党内的矛盾逐渐演变成公开的党外挑战。

　　而且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中，由于领导者的权力过大和缺乏有效监督，代表国阵的一些高级行政官员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传闻，个人生活腐化、奢侈现象经常被新闻媒体揭露。大选中反对党抓住执政党的此类腐败事例，对其执政能力和官僚作风进行猛烈批判和攻击，这也给选民留下了恶劣的执政印象，极大地削弱了执政党的权威，从而导致不少选票流失，其全国得票率创历史新低。

　　因此，长期执政的政党内部需要切实加强民主制度建设，让党内不同政见人士可以通过常态化的民主渠道和机制表达意见，避免由于路线之争导致党的分裂和体制外的分庭抗礼，未雨绸缪积极吸纳社会精英和民意领袖，尤需认真对待和切实解决各种腐败问题，加大反腐倡廉力度，重塑廉洁政府形象，以赢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不但要重视老年人需求，而且更要引领富裕时代的青年民意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数量增减趋势及其需求特点，往往对现代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具有重要影响。新加坡于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马来西亚的老年人口数为203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7.1%。随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总体上倾向保守，他们大多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艰苦生活，对新旧时代的天壤之别有着深切体会，希望维持来之不易的现有富裕生活和福利待遇，对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也能够保持“容忍”态度，往往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大选中老年人虽然不如青年人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地积极表态，也不热衷于在互联网上发表政见，他们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主流，但在投票的关键环节往往会选择执政党。因此，在老龄化时代，执政党积极的民生福利和养老保障政策，往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选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量在富裕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参与到政治过程，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更多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影响，对于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及其联盟以前成功的执政历史没有切身体会和政治依恋，也较少受制于传统威权体制下的人身束缚，而对现行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见解，因此相较于老一辈人，其具有更为强烈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意识。如2011年新加坡国会大选是其独立以来选民投票最为踊跃的选举，共有205.77万人投票，投票率高达93.06%，其中约有60万21-34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参与投票。在马来西亚，4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总人口的72%，年轻选民逐渐增多，而执政联盟“国阵”和反对党联盟“民联”传统“铁票”基本都有30%-35%的固定票源，而剩余的约30%选票属于青年人为主的“游离选民”，他们的政治倾向将逐步左右未来的政治走向。

　　为重塑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民意基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强调要更加注重赢取“年轻选民”的支持，行动党必须与新一代选民建立同样牢固的情感联系，才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他强调，行动党不只能跟老一代选民联系，更要与新一代选民联系，必须往前看，与年轻选民紧密合作，共同塑造一个有利于他们实现理想和改善生活的条件。同时，他还指出在争取年轻选民的时候，绝对不会忽略年长选民的期望和需要。

因此，关注年龄结构的数量变迁与政治倾向的关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注重老年人的福利保障，对于执政党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同时更要特别重视青年人的发展空间，切实了解其实际需求、生活方式和政治意愿，有效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积极培育和吸纳青年才俊成为政治精英以引领青年民意，并提高利用新兴网络媒体听取民声、疏导民意、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

2014年7月19日-24日，国际政治科学学会第23届世界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共有来自80多个国家30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盛会，我所所长黄卫平教授、陈文副教授与徐姗合著的《The Siege of Wukan:The Dilemma of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以及马卫红副教授撰写的《Understanding China's Neighbourhood Governance:A perspective of Homerowner's Action 》入选本次大会发表，陈文和马卫红副教授分别受邀在Innova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和Citizen Participation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分论坛上用英文发表主题演讲。 
  我所张定淮教授应美国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的Tan,Qingshan（谭青山）教授之邀担任本次盛会分论坛主持人。马卫红副教授也受邀担任本次会议分论坛专题评论人。

在会期间，国际政治学会亚洲研究委员会主席、美国立博尔大学政治学系张德光教授和Tan,Qingshan(谭青山）教授，宴请了出席本次会议的我所黄卫平教授、张定淮教授、陈文副教授，以及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候选人徐姗等，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国大陆学者共十余人，其中包括东北大学副校长娄成武教授等。

2014年7月15日上午，中央编译局举行2014年博士后出站研究报告专家评审会，评审会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担任评议主席，国家行政学院褚松燕教授，中央编译局何增科研究员、杨雪冬研究员、李惠斌研究员、陈家刚研究员担任评审委员，会上对今年出站的三位博士后同学的研究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评审和现场答辩，其中我所陈文副教授提交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与限度：以深圳为例——徘徊在“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之间》被评为“优秀”等次。

7月16日在深圳大学召开了“大都市基层治理创新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指导，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合作主办。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来之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和来自英国、新加坡、韩国、台湾及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的专家学者三十多人出席会议。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副教授对会议作了总结。会议议程紧凑，内容丰富，互动热烈，圆满实现了预定的目标。

日前由俞可平、李侃如（美）分别领衔的中美两国各十二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合作撰著的《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的英文版：《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已由Washionton,D.C的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出版、发行。该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为推动中美交流合作创设的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资助的专项课题。该著的十二位中方学者为：俞可平、王长江、时和兴、林尚立、王名、燕继荣、郁建兴、杨光斌、黄卫平、景跃进、周光辉、何增科；美方评论学者为：李侃如、拉里·戴蒙德、戴杰、约瑟夫·傅士卓、玛丽·加拉格尔、魏昂德、安东尼·赛奇、白霖、戴慕珍、李成、戴维·蓝普顿、墨宁。

 7月7日《南方都市报》报导，我所研究员吕元礼教授作客“南都公众论坛”，演讲的题目是《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挑战和应对》。

7月7-8日在厦门市海沧区召开了“共同缔造：探索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高端研讨会”，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媒体记者70多人出席会议，共同考察了厦门市海沧区一些进行居民自治改革探索的试点，并进行了深入研讨。厦门市及海沧区的有关领导和国家民政部、福建省民政厅的领导在会上或介绍情况，或表达支持，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和邓大才教授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为会议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邓大才教授就海沧的居民自治探索做了全面的学术分析和评论，徐勇教授对会议作了总结。北京大学燕继榮、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厦门大学卓越、南开大学唐忠新、中央编译局周红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何包钢、澳门理工学院娄胜华、香港中文大学萧今、台湾铭传大学纪俊臣、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张英阵等教授出席会议并发言，我所黄卫平教授、唐娟副教授、马卫红副教授也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

2014年7月1日下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杨沐博士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生进行了交流。杨沐博士向大家介绍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与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治理，并详细讲述了“新加坡国有企业何以取得成功”。同学们踊跃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问答热烈、认真。新加坡客人的讲解，让同学们收益良多。 
与师生交流完毕后，杨沐博士还与我所黄卫平教授、张定淮教授、吕元礼教授、陈文副教授、张万坤博士、劳婕博士会面叙谈，交流了对新加坡形势和中国对新加坡经验借鉴的一些看法，气氛亲切热烈。

2014年6月28日，2014年中国政治学会、各省市政治学会秘书长联席会议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江西赣州赣南师范学院召开。会议上，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杨海蛟教授和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高健教授发表了主旨报告。来自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西大学、云南大学、深圳大学、北京行政学院等国内十多所高校的5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我所副所长陈文副教授出席本次会议，并提交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管治、自治与共治的三维分析视角”会议论文，在学术研讨阶段发表了主题发言。

日前，国家社科规划办正式公布了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的立项，我所唐娟副教授和马卫红副教授分别成功申报了《城市社区群众积极分子的秩序链合功能与制度激励研究》和《群体维权与基层维稳的联动机制及治理策略研究》两个一般项目。据悉今年我校共获得四个一般项目，我所就贡献了其中的百分之五十。另外我校还获得六个青年项目。

6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组织部举行了扩大的中心组学习，由黄卫平教授代表中组部党建所和我所联合课题组专题汇报《西方国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该课题是由我所副所长陈家喜教授主笔完成的2013年中组部重点调研项目。会议由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同志等部领导和中组部处级以上干部二百多人出席了此次学习活动。中组部党建所施仁德所长在18日下午会见了我校李凤亮副校长，施所长感谢我校十多年来为中组部党建研究工作做出的贡献，李副校长感谢中组部为我校政治学研究在“智库”建设中提供了重要机遇。赵乐际部长和王尔乘副部长在学习活动前亲切接见了黄卫平教授。

6月11日《中国组织人事报》发表我所课题组去年承担的中组部党建所重点调研课题《西方发达国家党纪监督的启示》一文的内容摘要，该文由我所副所长陈家喜教授执笔完成，荣获了去年党建所课题调研一等奖。

《新华文摘》今年第10期和11期连续转载我所研究成果。继《新华文摘》今年第10期全文转载我所黄卫平教授发表在《学术前沿》今年第2期（下）上的《论中央授权下的改革局部先行模式》一文后，《新华文摘》又在今年第11期头条全文转载了我所陈家喜教授执笔，以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与我所课题组联合署名的《西方国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一文(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这也是我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6月12-13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两岸政治学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政治学者三十多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张明澍研究员主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杨海蛟，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研院政治所特聘研究院、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朱云汉分别以“中国大陆政治学的发展”和“突破与超越：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为主题作主旨发言，来自台湾的铭传大学教授杨开煌，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佑宗和副教授左正、黄旻华、助理教授童涵浦，中研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吴亲恩，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天津师大教授佟德志，深圳大学教授黄卫平，清华大学副教授郑振清，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周少来，周庆智，赵秀玲，副研究员韩旭，田改伟，李梅，《红旗文稿》总编李菱，新华社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詹得雄等学者出席会议。

6月7-8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梦：价值建构与制度建设”学术论坛，开幕式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主持，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尹冬梅致辞，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李形作基调发言。来之美国、丹麦和中国各高校的三十多位专家教授出席会议并发言。我所黄卫平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中国梦-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观察”的发言。

5月29日至6月1日，我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一行四人：黄卫平、吕元礼、陈文、劳婕赴新加坡调研，先后拜访了新加坡学界、政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杨沐、著名马来亚共产党问题专家、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剑，上届新加坡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之一、前资深国会议员陈清木医生、现任新加坡国会官委议员、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陈庆文，新加坡国民团结党主席张培源、副主席叶耀荣，前国会议员蒋才正，以及新加坡华文媒体的知名撰稿人李叶明、李慧敏等人，极大地拓展了我所课题组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全方位理解。

20日下午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执行长，台湾淡江大学陈一新教授，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孙扬明，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郑海麟教授，香港树仁大学莫世祥教授一行来我所交流，与黄卫平、张定淮、吕元礼、陈文、劳婕、王大威等研究人员和部分研究生座谈，就南海、东海局势，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等广泛议题进行交流，座谈气氛活跃，互动热烈。

5月19日，应本所邀请，香港岭南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张泊汇来我所讲学。张泊汇教授是德克萨斯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美任教多年，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心主任，对中国政治、东亚国家关系颇有研究。张教授对我所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发表了题为“香港的政治发展：问题与趋势”的演讲。我所张定淮教授、陈文副教授与张教授就香港特首直选、立法会直选、占中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16日在日本熊本大学召开了“全球地方治理现代化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由日本熊本大学政策创造研究教育中心、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由日本内阁官房行政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次长藤城真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何增科做基调发言，来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协作网络的中央编译局、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大、清华大学、深圳大学的十一位学者与熊本大学的六位学者在会上发言，会议向熊本大学的师生和熊本市民开放。熊本市副市长牧慎太郎、熊本大学付校长原田信志等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熊本大学校长特别助理，政策创造研究教育中心主任上野真也教授全程出席会议、陪同考察。上海交大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彭勃教授为此次会议的筹备做了重要贡献。深圳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黄卫平教授、马卫红副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

5月10日上午，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陈家刚研究员来我所就协商民主这一主题进行交流，黄卫平教授、陈文博士、劳婕博士及部分研究生出席座谈会。陈家刚博士就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进行情况、下一步工作安排、我所承担的子项目情况进行介绍。陈文博士汇报了我所研究情况及下一步计划。同学们也就各自的研究与陈家刚老师进行了热烈讨论。

5月6日下午中组部党建研究所组织理论学习，由所长施仁德同志主持，副所长彭立兵同志等全所三十多位出席，邀请我所黄卫平教授就党建所和我所课题组共同完成的中组部调研项目《西方国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做专题汇报，相关领导充分肯定了已有的成果，并就课题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2014年4月10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推进会在南京召开。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王建军、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蒋昆生、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刘勇等领导出席会议，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侯学元出席会议致辞并介绍了江苏省的经验做法。南京市副市长徐锦辉等领导出席会议并介绍了南京市工作情况。全国40多家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党政领导、民政局长应邀参加了会议。我所陈文副教授与深圳市罗湖区民政局梁锐局长一行出席本次会议，并参观考察了雨花台区、玄武区的社区治理改革试点单位和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4月17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舆情研究院主办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探索经验交流会”在南方传媒大厦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马兴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莫高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报系总裁曹轲等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介绍此项活动的相关情况。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会议给23个获奖项目颁奖并举行了南方舆情研究院专家委员会聘请仪式，俞可平、郑永年获聘为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胡伟，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暨南大学林如鹏、中山大学马骏、深圳大学黄卫平、暨南大学蔡立辉、华南理工大学莫道明、中山大学张志安、暨南大学张晋升等教授获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会议还分成三大板块对“政府治理创新”、“舆情引导”、“网络问政”的六个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案例进行了专家学者与地方政府创新实践者的对话交流。

2014年3月24日中午，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永远荣誉会长吴南祥先生、新加坡华文报业务总编辑蔡深江先生以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辉明博士与我所黄卫平教授、张定淮教授、吕元礼教授、陈文副教授、劳婕博士会面叙谈，交流了对新加坡形势和中国对新加坡经验借鉴的一些看法。气氛亲切热烈。

下午，新加坡、厦门大学客人还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生进行了交流。吴会长、蔡总编向大家介绍了新加坡最近情况，同学们踊跃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问答热烈、认真。新加坡客人的回答，让同学们收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