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建构

——基于2015年新加坡大选的跟踪研究

黄卫平  陈文  袁进业

摘要：执政合法性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统治正当性的认可，是特定政党能否有效执政的前提和基础。在领导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去殖民化斗争中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赢得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独立建国后，又成功引领新加坡从贫困的东南亚岛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绩效合法性基础；在长期的执政条件下，人民行动党始终根据特定国情和民意发展，坚持循序渐进实施竞争性政党制度，探寻在宪政法治约束下有效驾驭竞选的能力，不断迎接人民选择、反复接受大选考验，以量化的民意为指引，精准回应民众诉求，坚持把长期执政建立在多数选民法定选择的程序合法性基础之上；从而建构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三重合法性保障。

关键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合法性

“合法”（Legal）一词常被用来描述某种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而“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概念，并非简单指“合法律”性，而是更多地包含对政治统治权威性来源的讨论，故也有汉译为“正当性”。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故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他还根据合法性基础的不同，将统治分为三种类型：合法型的统治、传统型的统治和魅力型的统治。[[1]]这三种类型的政治统治“合法性”划分都是理论上，而且远没有穷尽可能的其他类型划分。至于历史上特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只是构成的比重不同。各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之间也不存在时间上的演变次序，或者价值上的等级优劣，只是反映了民众对特定政治统治是否心悦诚服程度的依据条件。

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对韦伯的“合法性”基础类型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把“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而哈贝马斯结合历史上提出的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对合法性的概念作了界定，形成了自己的“合法性”概念。他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2]]哈贝马斯提出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是经验性和规范性的统一，强调的是在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对政治秩序的认可。

纵观西方学者对“合法性”的理解，总是离不开“被认可的秩序”。从本质而言，“合法性”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反映，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统治权威的认可。对于政党而言，某个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本质而言是其权力的来源或基础，是其执政安全的重要保证。是否具有充足的“合法性”，关系到某个政党能否有效执掌政权。哈贝马斯曾说：“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3]]本文试图以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来解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半个世纪成功执政的经验。

    一、审时度势巩固和开发“历史合法性”资源，遏制长期执政可能导致的“合法性”资源流失。

所谓历史合法性一般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或背景下，民众对特定政权统治的历史正当性的认可，以及在特定历史境况下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既包括被统治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统治者的信任与服从，又包括统治者统治方式的历史认受性，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评价。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合法性植根于去殖民化的斗争过程,以及在独立建国后对混乱局面的有效领导。人民行动党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引领当地人民摆脱殖民统治、推翻殖民制度，在去殖民化进程中代表当地人民的意志和要求，逐渐获得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认受性，赢得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信任和认可。1954年10月，人民行动党成立。次年大选，该党以进一步祛除英国殖民化残余势力为旗号参加大选。大选结果出炉，人民行动党派出的五名候选人中有四名当选。李光耀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指出“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4]]在之后三年，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宪制会谈，逐步粉碎英国无限期保留新加坡为殖民地的阴谋，为新加坡实质性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当时大多数新加坡民众的支持，树立了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权威。

但是，政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获得的统治正当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式微，往往难以成为长期、稳定的合法性资源。因为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合法性不是长期的持续合法性资源，它是与特定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相结合的。由于被统治者因年龄产生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往往缺乏传统的历史记忆，对执政党曾经所做出的历史功绩缺乏切身感受，其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往往需要新的合法性资源支撑。如在2011新加坡大选中共有205.77万人参与投票，投票率高达93.06%，其中就包含了60万21-34岁之间的年青人首次参与投票，他们擅长利用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现代信息网络工具表达政见，大部分成为反对党的铁杆支持者。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本次选举中遭遇重大挑战，得票率创建国以来十一次国会选举的新低，仅为60.14%，比最高点1968年的86.72%低了近27个百分点，不仅丢失了6个国会议席，还首次输掉了一个集选区（阿裕尼集选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历史合法性资源的日渐流失。

在此背景下，人民行动党深刻反思、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巩固和开发“历史合法性”资源，较好地唤醒了人们对该党在去殖民化和国家建设阶段所创造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记忆。其一，精心选择大选时间。人民行动党巧妙地将此次大选时间确定在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逝世以及新加坡50周年大庆之后。在这一恰如其分的时机，新加坡国民系统重温了李光耀及其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选民对国父的哀悼转化为对人民行动党执政历史功绩的追忆和认可。另外，大选日期恰巧定在9月11日，使得民众难免会回想起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再对比当下新加坡总体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经意地使得人们将新加坡的独立与稳定与人民行动党的历史贡献结合起来。

    其二，举国缅怀国父李光耀的丰功伟绩。作为开国元首的李光耀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领导新加坡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结束了该国长期以来被殖民的历史，赢得了老一辈新加坡人的普遍赞誉和认可。习近平曾评价李光耀为“尊敬的长者”、“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尼克松曾在《领导人》一书中称赞他是“小国大政治家”，奥巴马也曾评价其为“20世纪、21世纪亚洲的传奇人物”、“历史真正的巨人”。李光耀逝世之后，人民行动党在全国举办了一些列活动，借助民众对国父李光耀辞世的怀念拉感情票，“李光耀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给执政党加分不少，举国怀念国父李光耀实则上是将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克里斯玛型”合法性遗产发挥余热。

其三，借助国庆大典重温国家辉煌。回顾新加坡共和国50多年的快速发展，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把新加坡的成就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联系在一起。为庆祝建国50周年，新加坡在2015年举办了十五大精彩活动，系统重温了新加坡来之不易的辉煌，激发了人们对于祖国的期望和热爱之情，表明“新加坡奇迹”绝非偶然或幸运，而是通过千千万万老一辈“你死我活”的打拼和血汗换来的，精心安排的系列活动实则上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使得民众在国庆大典中加强了对国家和执政党的认同感，巩固和开发了人民行动党执政正当性的“历史合法性”资源。

    二、与时俱进挖掘和拓展“绩效合法性”资源，广泛争取不同世代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所谓“绩效合法性”一般是指执政者通过快速的经济发展、有效的公共服务提供所获得的统治正当性，以及所赢得的民众对其统治权力的认受性；政治权威的树立和政治秩序的维护，建立在民众对执政者统治绩效的认可基础上之上。

纵观新加坡过去五十多年的国家发展历程，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功不可没，其将一个位于“南蛮之地”的第三世界国家打造成享誉全球的发达国家。在“新马分家”、国内外形势形式严峻的历史背景下，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团结一致、攻坚克难，立足本国国情，利用自身交通、港口优势，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成功引领新加坡在短短的三十多年内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跻身“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新加坡奇迹”，其人均GDP从1965年建国时的516美元飙升至2015年大选时的56287美元，增长比率高达109倍。在极短时间内，新加坡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东南亚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和转出口枢纽。如今，新加坡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国、世界第三大港口[[5]]、国际金融中心和旅游胜地。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国际背景下，新加坡还能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2010年新加坡GDP为2364.22亿美元，超越香港地区2286.38亿美元[[6]]。

但是，绩效合法性往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民众对于执政绩效的认可程度也有所差别。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的需求层次会随之提升，人们对于执政绩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温饱需求，在经济相对宽裕的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往往要求执政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在当今新加坡，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抱怨政府组屋、公共交通、公共福利、外来移民等各种政策，对生活质量下降和各种民生问题较为不满，甚至有反对党在2011年大选时就公然指出“我们不是用来成就经济增长的工具，我们不是一堆数字”。越来越多的选民将这些民生问题归咎为政府官员高薪、漠视民众诉求、执政党傲慢等因素，“干得好是应该的，干得不好就要承担责任”、“不是因为该党做得不好，而是要做得更好”成为选民的普遍心声。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2011年大选前，新加坡民众对重要领域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均不理想，绩效合法性在新时代背景下受到现实挑战。

表-1  2011年大选前人民对政府政策最不满意的方面

在2011年大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之后，人民行动党意识到民生问题对绩效合法性的负面影响，开始主动调整公共政策及时和精准地回应不同世代民众的差异性诉求，从注重经济发展向关注民生改善倾斜。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表示，“正视你们关心的课题，解决住屋、医疗、交通与外籍劳工政策方面的问题。”[[7]]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中实际上接受了一次量化的民意需求测验，于是开始高度重视采取精准的政策回应来解决各种民生问题，继续完善和丰富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第一，实施“建国一代”资助计划。新加坡2014年预算案强调在深化经济体制转型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所有国人都能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尤其是在建国初期艰苦打拼的一代人。政府专门拨出80亿新元建设“建国一代”基金，以感谢年长者为新加坡早期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这些年长者将终身获得额外的医疗援助。值得一提的是，在566.6亿新元预算总开支中，社会发展开支的预算高达270.3亿新元，占总开支的47.7%。其中增幅最大的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预算开支增加了44.6%。

第二，推行关心老年人的“乐龄补贴计划”。2015年名为“共创美好未来，加强社会保障”的预算案强调要保障民众的退休生活，并向中等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援助。在退休保障方面，如雇主聘用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员工，政府将为雇主提供相当于年长员工3%薪酬的特别就业补贴。另外，政府还推出乐龄补贴计划(Silver Support)，为符合条件的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年长公民提供退休补贴。

第三，放宽“政府组屋”的申请条件。2015年新加坡放宽了公民申购组屋的收入限制，将购买新组屋者的家庭月收入上限从8000新元提高到1万新元，这就使得更多的人有资格申请到价格远低于市场房价的新组屋；并规定公民在购买二手组屋时可以享受3至4万新元的购房补助。除放松组屋申请政策之外，新加坡建屋局还专门推出了8200多个单元的组屋销售，活动规模之大和受惠面之广史无前例。

第四，适度提高移民门槛。针对一些选民在2011年大选中对新加坡外来移民政策的不满，抱怨新移民挤占了就业机会和公共福利，新加坡政府在2014年专门调整了移民政策，将申请费用从之前的5650新元提高至7000新元，总体提高了移民要求，增加了移民难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新加坡国民优先享受公共福利的权利，保障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四年间，人民行动党将绩效合法性资源拓展至社会民生领域，极力挖掘和提升公共服务方面的新绩效，妥善处理各种民生福利保障问题，改变过去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行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并重的国家战略，在“推行各项政策的同时，均衡照顾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8]]，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11年的5.2下降到2015年上半年的0.4，失业率从2011年的3.0%下降至2015年上半年的1.9%，政府医疗开支增长率从2011年的1.2%增长至2014年的1.9%[[9]]。人民行动党精准的政策回应使得民众逐渐感受到其对于民生问题态度的转变，不同世代的选民切身体验到了政策带来的实在福利，受益群体逐渐扩大，老年人和年轻人对民生政策的满意度得到了提升，进而增加了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大选中的得票率。

    三、循序渐进完善竞争性政党制度，不断提升驾驭“程序合法性”的能力。

马克斯·韦伯指出，统治的合理性质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10]]。在哈贝马斯看来，统治的合法性“①必须从正面建立规范秩序；②在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必须相信法秩序的正当性，即必须相信立法形式和执法形式的正确程序。”[[11]]因此，所谓“程序合法性”一般是指统治者的正当性是在宪政法律框架下依据法定程序而获得的，国家权力必须遵循和依赖特定的制度规范得以运用，人们对其统治的认受性是建立对国家民主法制的普遍认可基础之上的。

从政党结构上来看，新加坡虽然属于一党独大制，但从国家法律制度的层面而言，新加坡事实上实行议会共和制和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各政党必须通过竞选获得特定的“程序合法性”，才能进入国会参政，由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政府，成为合法的执政党。

但是，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实际上是选举制度的制定者，拥有议会的绝对主导权，在一些选举规则的设定方面有选择性和决定权。这虽然为该党获取程序合法性提供了先天的体制优势，掌握着反对党难以比拟的执政资源，但是这一独特的体制安排长期以来也饱受诟病。因此，在2011年大选中，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直接打出了“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即宣称新加坡仅仅有廉洁高效的“第一世界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要建设民主公平的“第一世界国会”。一些反对党迫切期待成为国会中的“平衡性”和“制约性”政党，以逐渐改变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现状。

正是在直面上述选举政治压力和应对诸多现实挑战的境况下，人民行动党理性顺应现代民主政治规则要求，循序渐进地完善和发展具有一定竞争性的政党制度，适当开放政治参与空间；同时又巧妙地利用执政资源掌握选举主导权，通过提高驾驭竞争性选举的能力来不断获取“程序合法性”，进而谋求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长期执政地位。

其一，主动培育“建设性反对党”。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专门出台了《内安法令》，有意限制一些政治异见人士，反对党的政治活动空间极为有限。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人民行动党逐渐意识到，反对党的适度存在对于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都是大有裨益的，也就在对反对党的态度中多了些许容忍的成分。”[[12]]尤其对于那些有建设性意义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一直在寻求与其合作的力量，主动畅通与一些反对党的沟通渠道，通过适度增加“官委议员”数量增添国会中的竞争因素，为民众和反对党监督政府创造了一定条件。如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坦言“认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基本原则”，在一些重大政策取向上与执政党保持一致，正是在此意义上，该党被其他反对党视为执政党有意扶持的“建设性反对党”，甚至认为“工人党比人民行动党还行动党”。

其二，精心调整和划分选区。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放弃执政优势，其在循序渐进发展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同时，又巧妙地利用执政资源精心调整和划分选区，通过掌握选举规则制订的主导权来限制和削弱反对党在某些特定区域的优势。在大选之前的2015年7月24日，国会发布了新加坡《全国选区范围检讨报告》，对选区的划分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例如，鉴于人民行动党在“如切单选区”中胜算不高，将该选区撤销无疑是消除了反对党的威胁，因为在上届大选中，反对党工人党候选人余振忠得票率高达48.99%。又如，将上次大选中竞争激烈的东海岸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得票率分别为54.83%和45.17%）的议员名额由5人降为4人；并在经过选区大小调整后，东海岸集选区的选举结果明显倒向人民行动党，其得票率高达60.73%，工人党得票率仅为39.27%。人民行动党通过精确的选区分析，增加各集选区的保障系数，将支持度最大化，也是此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的奥妙之一，正是通过量化的民意为指导来制订选举规则，增强了赢取程序合法性的可能。

其三，充分重视争取新生代选民的支持。2015年新加坡大选的选民人数高达230.43万人，比上届大选多出24.66万[[13]]。数据显示，这次国会选举，是新加坡首次出现独立后出生选民人数占总选民数过半的大选。中老年选民由于亲身经历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进入第一世界的艰辛时期，见证了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功绩，大都会对其在过去五十年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心存感激。而没有经历过“你死我活”时代的年轻一代，往往会将新加坡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视为理所当然，难以对执政党的历史功绩产生共鸣。

    因此，在刚刚经历了2011年大选挑战之后，李显龙就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赢取年轻选民的支持，行动党必须与新一代选民建立同样牢固的情感联系，才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行动党不只能跟老一代选民联系，更要与新一代选民联系，必须往前看，与年轻选民紧密合作，共同塑造一个有利于他们实现理想和改善生活的条件。”[[14]]李显龙还专门在Facebook上与年轻选民互动，讨论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政策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民行动党重点关注改善民生问题，特别针对住房、交通、物价、就业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切实解决了年轻人最关心的一些民生福利保障问题，积极推出与不同世代民众切身利益攸关的利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一些年轻选民的选票。

    四、结语

    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和侧重，甚至会不可避免地流失，因此需要不断地发掘、开发、加强、巩固和拓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日益变化的国内条件下，历经半个世纪风云变幻，始终保持执政地位，在2015年大选中，再次赢得69.86%选民的信任，重返民意支持率的历史高位，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值得深入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系统总结历次大选中的教训和经验，对量化民意精准把握的基础之上，运用一系列的策略巩固和加强了历史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避免传统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并理性顺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趋势，又娴熟运用执政资源循序渐进地完善和发展竞争性选举制度，通过提高驾驭程序合法性的能力，有效夯实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执政基础。

作者简介：黄卫平（1954—），男，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陈文（1979—），男，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袁进业（1992—），男，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2016年3月17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齐卫平应邀来我所主讲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论坛（第103期）。主讲题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执政党建设科学化的若干问题。我所众多研究生与多名教师出席论坛，并与齐教授进行了交流。

2016年3月，由我校党委副书记张基宏领衔，我所程浩副教授具体执笔完成的中组部党建所2015年度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的子课题《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被中组部党建所评为“2015年度课题成果一等奖。这是自2002年以来我所受学校党委委托，参与中组部党建所的年度重点课题研究以来荣获的第8项一等奖。

    2016年3月6日下午3：00至5：00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学术研究seminar”（第一期）如期举行。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公共管理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米加宁教授应邀来我所参加“学术研究seminar”（第一期）。米加宁教授就“大数据时代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与我所师生展开研讨。我所黄卫平、陈家喜、陈文老师和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出席了seminar，并与米加宁教授进行了交流。

2016年3月18日至19日，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举办的第四届“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同济大学、四川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外理论动态》、《学海》、《天津行政学院学报》等期刊编辑共3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协商民主的观念与政策、协商民主的实践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我所副所长陈家喜教授和陈文副教授分别就党委系统干部的协商民主观、国外协商民主的实践形态同与会者分享了研究发现。此外，陈文副所长还代表研究所就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网的建设提出了计划和设想，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回应和诸多建议。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很荣幸有这个交流发言的机会。原本这次经验交流发言的机会，应属于深大领导的，因学校党委书记现在工作很忙，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我虽然连续几年参与承担了党建所调研课题，但我并没有资格来谈什么“经验”，我就谈点个人参加这项重要工作的认识和体会。 
    认识有两点：第一，承担中组部党建所年度重点调研课题，是一份荣誉。自2002年开始，深大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已连续13年，参与承担了16项子课题调研任务。形成的调研报告，累计荣获调研课题一等奖8项，二等奖5项。部分调研成果还获得了中组部主要领导同志的批示肯定。如我所与党建所联合课题组在2013年合作完成的调研项目《西方国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得到了赵乐际部长的高度重视，批示“可以此为内容，安排一次中心组学习”。为此，我们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应邀于2014年6月19日到中组部扩大的中心组学习会上，做了专题汇报。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作为地方普通高校，能够连续10多年，参与承担中组部党建所年度重点调研课题，其间的那份坚守，是一种“成功体验”；获得的这些“殊荣”，弥足珍贵！我还想补充的是，在调研报告基础上转化而成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已公开发表，部分成果还被《新华文摘》等转载，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评价。对我们来说，这些奖项、批示和学术认可，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党建所将这份荣誉慷慨地给予了我们，我们倍感荣幸、倍加珍惜！ 
    第二，承担中组部党建所年度重点调研课题，更是一份责任。我们认为，党建所组织开展年度重点课题调研工作，是落实中央管党治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中组部按职责分工交付的重要工作，是一种主动作为的使命担当，更是一种躬身自省的责任担当。党建所将调研课题分解、委托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我们理应不辜负这份信任，将承担的课题研究任务，当作自己“份内事”，即使原本的教学科研工作再忙，也要负责任地完成调研任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承担的每一项子课题，都是花足了时间和心血的，都是倾心倾力、一丝不苟的，丝毫没敢疏忽、懈怠或敷衍。我们做这类课题时，一般都很“较真”。较真，本身就是一种负责任的心态和姿态。就我个人来说，我得承认，我的认识可能有局限，能力有欠缺，知识积累不够，课题研究的质量也不一定很高，但我对参与承担党建所年度重点调研子课题任务，始终抱持一份热情、坚守一份责任，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工作，负责任地完成我执笔的每一份调研报告。我感觉，这种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既是我们做好课题研究必须秉持的基本立场，也是做好课题研究的精神理念和动能。 
    体会也有两点：第一，开展党建课题研究，应有深厚的历史感。我们党走过近百年历程，在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中，特别是在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当然，其间也有一些痛楚的历史教训。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当下开展党建课题研究，到底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鲜明表达了“历史昭示未来”的主旨思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强调了“以史为鉴、更好前进”的观点。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还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总书记这种深远的历史眼光、深厚的历史智慧和深邃的历史思维，是我们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研究，首先就需要深刻学习并领悟的。 
    让历史昭示未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经常性总结并反思建党治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挖掘其间丰厚的思想资源，是非常必要的。我从自己这几年参与承担的党建所年度重点调研课题选题看，注重历史经验特别是其背后思想资源的深度挖掘，几乎形成“惯例”，比如去年的选题第1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今年的选题第1个，又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研究”；第2个则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研究”。这类选题的用意和安排，本身都是非常富有历史感、思想性的，因此，我个人认为，这类选题都是党建研究领域中非常好的选题了，值得负责任地去研究。 
    第二，开展党建课题研究，还应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不仅可以昭示未来，历史更能照进现实。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思想史，都是当代史。总结并反思建党治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挖掘其间丰厚的思想资源，就是为了更好地引领和指导当下的党建研究及工作实践。因此，我们开展党建课题研究，既要有全球的视野、历史的思维，坚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更要用历史反照现实、映射未来，坚持从现实问题着手，找准问题突破口，提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咨政报告。从党建所年度重点调研课题选题看，注重现实关怀，研究现实问题，几乎成为重点课题中的“重点”，如2013年的选题“坚定党员干部‘三个自信’问题研究”，2014年的选题“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总体规划问题研究”，2015年的选题“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研究”，以及今年的选题“以五大发展理念谋划推动组织工作问题研究”等等，基本上都是该课题确立前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决议的、与党建相关的重大事项，抑或是理论界高度关注的重要党建话题，现实指向很鲜明，与党建实际及全局问题契合度很高，同样值得负责任地去研究。 
    把历史性分析整合进党建的研究当中，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历史地考察和思考问题，思考管党治党如何更加可行、什么更不可能。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对当下管党治党触及的若干基本问题，特别是对党在治国理政中触及的若干深层次、战略性问题，作出有深度的思考和有依据的判断。如此，才有可能作出有价值的咨政报告。 
    通过承担课题，我们所与党建所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构筑了坚实的信任基础。我们很虔诚地期许，这种合作和信任，能够永续并光大！谢谢大家！

    2016年3月，我所陈家喜教授和我校党委副书记张基宏教授联名在2016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互联网治理的中国经验》一文，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已上报中央领导。这是我所在学校党政领导下，重视智库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2016年3月18日中组部党建所在北京召开2016年重点调研课题协调会，会议由党建所副所长彭立兵同志主持，党建所新任所长刘忠群同志就今年的重点调研工作传达了中央精神，并进行了全面布置，特别强调了今年的重点课题研究在陈希、齐玉、高选民、吴玉良四位部领导直接领导下进行。然后由去年五个圆满完成子课题调研工作的相关单位介绍经验，包括河北省委组织部党建所所长董广、湖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彭江龙、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副主任吕伯军、福建省莆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董励华、以及我所副教授程浩。作为来自普通高校的理论工作者，程浩从一个调研课题组成员的角度，介绍了自己的工作体会和经验，深得与会者的好评。这是自我所从2002年开始持续承担中组部年度调研以来，第四次在党建所年度课题协调会上介绍经验。来自我国各省市委组织部、党校、社科院、军队院校和普通高校的140多人出席了会议。

2016年3月初，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和德国图宾根大学大中华研究中心主任舒耕德教授，在我所研究人员的陪同下，分别走访了深圳市工商联、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深圳市潮汕商会和深圳市企业协会等单位，围绕党的十八大及历次全会的精神、“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改革举措，尤其是“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等措施，就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等内容开展调研活动。 
    2016年3月7日，研究所副所长陈文副教授、专职研究员劳婕陪同专家调研深圳市人大、政协有关部门。8日，研究所王大威副教授陪同专家赴深圳市工商联、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9日，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殷俊陪同专家赴深圳市潮汕商会和深圳市企业协会进行调研。调研组成员认真听取各个部门的介绍，并就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提问与交流。调研组外籍专家对深圳市接访各部门的调研给予高度评价。

2016年3月6日上午9:50，中央编译局鲍传健博士、德国籍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海贝勒教授在我所座谈。海贝勒教授就“民营企业家如何改变政治制度”与我所师生展开研讨。我所黄卫平、汪永成、陈家喜、陈文老师和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出席座谈，并与鲍传健博士和海贝教授进行了交流。

    2016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正式致函我所，热烈祝贺我所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单位（201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将在3月29日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发布论坛暨学术评价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并将在论坛正式发布“2015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及研究报告”和“复印报刊资料重要来源机构（2015年版）”两项评价成果，颁发“2015年版重要转载来源机构证书”。这是我所在我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工作中，为发展我校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为了更好地研究、总结、宣传、推广“2015-2016年度中国政府创新最佳实践”入选项目的创新经验，特在近期派出若干调研组赴各项目所在地进行跟踪调研，以深入了解相关项目的创新性、效益性、重要性、参与性、节约性和推广性等相关情况。我所黄卫平教授、谷志军博士、张树剑副教授受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委托，组成调研组于2016年3月15日开始赴盐田区调研“盐田区城市GEP核算体系研究及应用”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  

    2016年3月6日上午，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鲍传健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院资深教授托马斯.海贝勒，图宾根大学大中华研究讲座主任舒耕德教授，来我所就中国政府创新、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就加强与德国高校的相关合作进行了交流。我所所长黄卫平教授，研究生院院长汪永成教授、副院长陈家喜教授，副所长陈文副教授出席座谈会。3月7-9日中央编译局调研组一行还深入调研了深圳市人大、市民政局、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等部门，我所陈文副教授、劳婕博士、王大威副教授、殷俊博士先后陪同调研。

日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所谷志军博士的学术专著《政府决策问责：理论与现实》，该著是在谷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其出版得到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并纳入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学术文库。谷志军的博士导师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为该著作序，充分肯定了谷志军在连续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过程中的贡献和成绩，期待其“秉承追求真理的理想，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2016年1月28日上午在市人大会场召开了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2016年工作会议，会议由第五届深圳市决咨委副主任唐杰主持，决咨委常务副主任吕锐锋作工作报告，副主任陈应春宣读“关于表彰2015年度《优秀建议》的通报”，唐杰宣读聘请第五届决咨委委员、专家的文件，并由决咨委领导给委员、专家代表颁发聘书，最后由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决咨委主任郭永航讲话。此次会议共聘请了市第五届决咨委委员141人，专家171人，任期两年，我所汪永成、张定淮、黄卫平教授等出席此次会议并应聘为深圳市第五届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

2016年1月18日下午，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召开“关于推进社区党建标准化建设座谈会”，会议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邱浩航同志主持，我所黄卫平、陈家喜教授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就如何贯彻落实深圳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社区党建标准化建设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发表了相关建议。 

2016年1月15-16日创新发展研究院举办“深圳改革30人论坛”年会，会议由创新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南岭主持，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教授分别就“30人论坛”的发展做了主旨发言，南岭就2015年的“论坛”工作做了总结，会议围绕“2016年深圳改革问题”和“2016年论坛工作开展意见与建议”等两个问题展开，杨传银、钟晓渝、乐正、范军、苟骅、金心异，龙隆、魏达志、伍斌、张翔、任颋、马敬仁、吴君亮等出席本次年会，我所黄卫平教授应邀出席并发言。

2015年12月18日，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举办的“哈佛中国治理论坛”在该院举行，来自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新华社、华东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深圳大学等2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5位中国企业家出席本次会议，集中研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与政府治理、经济与市场治理、文化与社会治理等主题。我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战略辨析》的主题发言，副所长陈文副教授、劳婕博士受邀出席本次会议，谷志军博士也受邀出席了本次会议及后续的相关活动。

由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主办，波士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承办，哈佛中国论坛、波城第一名记、波士顿双语网协办的＂海峡展望高峰论坛暨2015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年会＂于2015年10月9日至11日在哈佛大学科学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Science Center）举行。来自中国外交部、国台办、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中国统促会、民革中央、国侨办、黄埔军校同学会、海协会、江苏台办、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以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相关领域的100多位官员和专家学者出席，以“新常态、新思路，正视历史、展望未来”为主题，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建言献策。我所副所长陈文副教授受邀出席本次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从民族融合、社会融合到国家统一”的主题发言。

    2015年12月15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我所黄卫平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金重大项目“国外长期执政政党的制度建设研究”（批准号：11&ZD020）顺利结题。 
    该项目是深圳大学首次获得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一，项目历时四年，形成了系列成果：第一，提交系列内参要报，产生重要政策影响。课题组依托于课题合作单位中组部党建所，向中组部提交11份咨询报告，其中被采纳9份，相关成果发表于中组部内部刊物《党建研究内参》、《党建研究参考资料》，以及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内部刊物《内部参阅》等。课题组于2013年10月向中组部提交的研究报告《西方国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赵乐际同志、副部长王秦丰同志等的重要批示；中组部为此专门安排了一场中心组专题学习活动，首席专家黄卫平教授担任主讲人，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同志亲自出席，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同志主持，中组部处级以上干部二百多人参加了此次学习活动。第二，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形成广泛学术反响。课题组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政治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国外社会科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重要刊物公开发表论文39篇，含CSSCI论文20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4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被求是杂志社主办的《红旗文摘》论点摘编4篇。第三，出版两部阶段性著作，突出制度比较与经验借鉴。课题组出版专著2部，分别是《制度建设与政党发展：政党体制的比较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和《新加坡大选：行动党为什么总能赢？》（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依托这些研究成果，该项目以“免于鉴定”形式结项，充分体现出项目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2015年12月19日（星期六）上午，新加坡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罗德伟先生、副领事叶思鸿女士访问我所研究员吕元礼教授和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李淑飞博士。双方就新加坡经验与中国发展状况进行了交流，也就如何加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与新加坡有关机构的合作进行了沟通。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2015年12月9-11日，由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美国行政管理学会和印度尼西亚巴查查兰大学共同主办，电子科技大学区域公共管理信息化研究中心、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共同协办，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和印度尼西亚巴查查兰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承办的“2015公共管理国际会议（第十一届）”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巴查查兰大学举行。我所张定淮教授、谷志军博士应邀参加了会议，谷志军博士在分论坛上做了题为“Delibe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China’s Urban Communities”的主题发言。

    2015年12月12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了“2015年度中国政府创新最佳实践交流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王浦劬教授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致辞，十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推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本次会议经过多轮评审，产生了一个“最佳公共服务创新实践”和“十个优秀创新实践”、“十个最佳创新实践”，深圳市盐田区的“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即“城市GEP”）项目荣获“最佳创新实践”。来自国内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届的专家学者高小平、史为民、周光辉、姜晓萍、何增科、景跃进、吴建南、陈国权、褚松燕、杨雪冬、陈家刚、周红云等教授，以及我所黄卫平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参与交流。2015年12月14日的《深圳特区报》和《南方都市报》都报道了盐田区“GEP”项目荣获中国地方政府“最佳创新实践”的新闻。

     2015年12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学术集刊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在我校师范学院音乐厅举行，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深大党委书记江潭瑜、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瑞琦、深圳市社科院院长张骁儒、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张平在开幕式致辞，深大党委副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陶一桃主持会议。我所黄卫平教授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主编在大会主题论坛发言，介绍十多年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作为学术集刊对我校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加入国内、国际中国政治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功能、意义，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长期支持。 

2015年11月，深圳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获奖名单在《深圳特区报》公示（现公示期已过，获奖名单正式通过），我所张定淮教授荣获调研报告一等奖，陈家喜、汪永成教授荣获学术论文一等奖，邹平学教授荣获学术著作一等奖，陈文副教授荣获学术论文二等奖。吕元礼教授指导的研究生郭翙（现供职于南山区委党校）荣获新人奖。特向上述获奖学者表示恭贺。

2015年11月14日我所召开“响应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动员会”，会上由我校研究生院领导汪永成、陈家喜教授传达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精神，分析我校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水平中的相关位置，并就未来两年的学科发展态势做出评估，黄卫平、张定淮、吕元礼、唐娟、邹树彬、王大威、张树剑、劳婕、谷志军、罗文恩、程浩等出席会议，并分别介绍了各自近来的学术成果和研究规划。

2015年11月15日罗湖区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罗湖调研基地授牌仪式暨罗湖区决策咨询专家库成立大会”。授牌仪式由罗湖区副区长王萍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深圳市副市长艾学峰、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罗湖区政府区长聂新平等出席、致辞，并给罗湖区决策咨询专家代表颁发聘书。罗湖区决策咨询专家库共分战略发展组、政治管理组、区域经济组、社会建设组、公共文化组等，共计90人，主要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的各类专家，包括退休官员，高校、党校、行政学院教授，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研究员，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媒体负责人等，其中包括徐湘林、何增科、祝灵君、褚松燕、董克用、倪星、何艳玲、谢志岿等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界的专家，以及我校管理学院领导刘军、周志民教授和我所的吕元礼、周林刚、黄卫平教授和陈文副教授等。

    2015年11月8日由我所和深大新加坡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2015新加坡大选暨‘后李光耀时代’”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会议由我所黄卫平所长主持，深大社科部主任田启波教授代表校方致辞。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杨沐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李路曲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孙景峰教授、贵州黔西南州旅游局局长、中共兴义市委副书记李韶鉴、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新华文摘》编审胡元梓博士、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李淑飞博士、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员殷俊博士、中共南山区委党校讲师郭翙硕士分别做了专题发言。最后由黄卫平教授简短总结，2015年是新加坡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时间节点，1，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去世，新加坡真正进入后李光耀时代；2，新加坡建国50周年大庆，让世人回顾半个世纪新加坡的巨大变迁；3，新加坡新一轮大选，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大胜，得票近70%；4，中国最高领导习近平访问新加坡；5，海峡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会见，开创两岸和平发展新时代。在这样的特定时间，及时召开这样的小型、深度研讨会，是恰逢其时，颇有意义，随着中新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关系的发展，也标志着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课题的深入和空间的拓展。我所张定淮教授、王大威副教授、张树剑副教授、谷志军博士等和部分研究生出席了此次会议。

    2015年11月1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新刊发布会暨“中国治理：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浙江大学特聘教授、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执行主编郭苏建主持,出版机构Routledge亚太地区总监Lyndsey Dixon和Routledge中国期刊部主任丁海珈，以及浙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致辞，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二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他们是浙江大学王诗宗、余逊达、曹正汉、郎友兴，中央编译局杨雪冬、周红云，人民大学杨光斌，中山大学何艳玲，清华大学景跃进、齐晔、朱旭峰，上海交大吴建南，南开大学马德勇，同济大学胡洁人，厦门大学张光，台湾大学徐斯勤，香港科技大学蔡永顺，以及挪威奥斯陆大学李安娜等教授，我校黄卫平、唐娟也应邀出席会议，分别做了题为“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治理’”和“城市化后的原籍居民群体生活质量研究—以深圳市为例”的主题发言。

2015年10月29-30日，中组部2015年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问题研究”成果交流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深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秀玉、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基宏、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彭立兵先后致辞。中组部党建研究所理论室主任刘大秀，中组部研究室部刊处调研员、副处长葛立鹏，党建所理论室调研员、副主任韩灵，理论室干部谭彦德、卫刘华，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防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深圳大学，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直机关工委，深圳市委组织部，深圳市坪山新区党工委，天津市委组织部，天津市委党校，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委党校，江西省委组织部，江西省教育厅，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委党校，湖南省党的建设研究会，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委党校，浙江省委党校，福建省委党校，南京市委组织部等24家子课题单位有关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交流研讨会。我所所长黄卫平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陈家喜教授，研究所劳捷博士、谷志军博士、程浩博士参加了研讨会。程浩博士代表深圳大学党委、深圳市委组织部课题组，全程参与了课题成果交流研讨，并统筹协调研讨会的会务工作。

2015年10月，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了《学者谈李光耀》一书，该书收录了杨振宁、余英时、王庚武、郑永年等名家的相关论述。我所吕元礼教授的相关论述也收录其中。

    2015年10月18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第五届比较政治学论坛”，题目是“比较政治学、民主化与政治秩序”。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主办、上海师大比较政治研究中心承办，李路曲教授主持开幕式、法政学院党委书记商红日教授致辞，复旦大学曹沛霖教授作大会主旨发言。武汉大学谭君久、天津师大马德普、常士誾、清华大学景跃进、台湾淡江大学黄一峯、香港浸会大学陈峰、韩国高丽大学李正男、中央编译局杨雪冬、复旦大学陈周旺、唐亚林、陈云、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华东师范大学王向民教授等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我所黄卫平教授也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了题为“2015年新加坡大选浅析”的发言。

2015年第19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所副所长陈文副教授与黄卫平教授合作发表在2015年第3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论文，题为：《长期执政与政党适应能力建设——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政局发展的比较分析》。

2015年10月9-11日，由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风险与治理”高端论坛暨“中南大学地方治理研究院”成立大会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南大学、重庆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市委党校、《社会科学》杂志社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地方治理”智库的建设。我所谷志军博士参加会议，并在分论坛发表题为“廉政风险的协同治理模式”的报告。

我国改革进程中的经济特区与自贸区之比较

黄卫平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我是自贸区问题的外行，讲点外行话。 
    我国的“经济特区”和“自贸区”是在改革开放进程的不同历史阶段，由国家最高决策层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分析和评估这两项改革举措出台的背景、动因等方面的异同，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的“自贸区”建设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功能和意义。 
    首先，从当年的“经济特区”到如今的“自贸区”建设的相似之处而言，粗略分析如下： 
    一，都是属于“获得中央授权的改革先行先试地区”，属于国家行为。今年正是中国经济特区建立35周年，1980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明确体现了广东省的经济特区也就是中国的经济特区；而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上海自贸区的全称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明示了上海的自贸区是中国的试验区。 
    二，都是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缘优势或区位特点及发展目标，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先后选择了若干改革试验区，希望通过探索，取得改革经验，逐步推开，以带动、辐射全国。如1980年我国的经济特区始创于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城市的部分地区，1988年又增加了海南省，2010年再加上新疆自治区的喀什地区。而国家从2013年先在上海市浦东的特定片区创建自贸区，再到2015年将自贸区扩大到广东、天津、福建等省市的若干片区。 
    三，都是以经济改革来拉动或倒逼全面改革。无论是当年“经济特区”探索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成功后推广为国策；还是如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为要求，在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贸易投资、金融服务便利化，探索公布“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其实都是以发展经济、促进贸易为突破口，来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发展的全新挑战，如同当下就是要迎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可能引发的挑战。 
    四，虽然都是“中央授权的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但这种授权总体上较为宏观，具体改革举措还需要地方政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这不仅在客观上给各经济特区、各自贸区的地方政府自主创新，积极探索预留了很多空间，促进了地方政府间的绩效竞争；而且在事实上并不能免除地方政府改革决策者必须承担的“政治风险”，那就是“改革”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改革”中的“瑕疵”，乃至“错误”，地方政府的主政者是要被追究责任的，特别是当中央改革最高决策层在思想解放的方向和程度出现重大分歧时尤甚。 
      其次，再从当年办“经济特区”与如今建“自贸区”的各方面条件的重要差异来看，大致也有如下： 
    一，在“改革的共识”方面差异极大。当年经济特区的创立，拉开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序幕，虽然当时也有强大的传统意识形态阻力，但刚刚经历了“文革”悲剧，百废待兴的中国，以“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联盟为核心，以广大急于脱贫致富的普通群众为主体，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对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拥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有着广泛的共识，而“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少数“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总体上不得人心，这也就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市场导向的改革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广泛社会基础。 
    而现在“自贸区”的创建，却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多年后，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条件下，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对现实与未来缺乏基本共识的条件下发生的。一方面，全国人民逻辑上都是改革的获益者，另一方面由于对改革红利分配机制公平、正义程度存疑，不少人不仅对改革缺乏“获得感”，还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因而对未来的改革心存疑虑，期待感降低。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让人民群众对改革有“获得感”的极端重要性。 
    二，地方政府主政改革者差异甚大。当年经济特区的改革主政者是一批历经革命战争年代考验和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历练，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洗礼，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献身精神，而且有着开放胸襟和反思意识；他们不仅是最后一批职业革命家，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在创建并主政经济特区时，往往也是他们官场的最后一站，其既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更有敢闯敢试，“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勇气。他们最后的命运也许多舛，但其为改革“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实际是以“革命”精神开创改革伟业的一代。 
    而现在主政中国自贸区的地方官员，都是在改革开放中现行体制精心培养起来的职业文官，他们都有很高的学历，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很多人还有海外学习经历，拥有博士、硕士、教授头衔，基本上都是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不仅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深谙体制机制的运作规则，十分善于在复杂的利害关系中趋利避害，当“中国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他们“壮士断腕”的献身精神，是值得持续关注的。 
    三，国内外的背景条件差别巨大。从国内而言，当年建经济特区，强调的是解放思想，冲破传统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所谓“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是“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由于当时国家整体法制建设薄弱，改革很大程度就是在挑战不合时宜的法规。而当下中国正处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各项法规制度比较健全，建“自贸区”更强调“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要和立法建议。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的、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从国际背景而言，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建“经济特区”，是在百废待兴之际，抛弃“文革”那种扬言要打倒全世界“帝修反”的极端政治，向发达国家开放，向先进文明开放，来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杀出一条血路”。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体是以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体系，其主观上也许是试图通过“和平演变”，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但客观上中国也因此通过积极加入WTO,接受已有的“游戏规则”，在吸收、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开拓海外市场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某种意义上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收益国之一。 
       而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引擎和火车头，假以时日，只要决策层不犯“颠覆性错误”，重返GDP世界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而这种新兴大国崛起的趋势，正极大地挑战着现存的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也极大地改变着中国地缘政治的格局，所谓美国重返亚洲，搞TPP，遏制中国，不仅是美国的国家战略，也是迎合东南亚不少国家地缘政治的需要。中国越强大，周边国家疑虑越重。为此，中国决策层高瞻远瞩提出“一路一带”发展战略和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重大历史转折。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中国主动向国际社会开放，与世界接轨，接受既有的“游戏规则“参与博弈；那么，今天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成就的基础上，开发“一路一带”和建立“亚投行”，就是开始尝试要让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战略接轨，至少是要求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这样的背景下，“自贸区”试验与当年办“经济特区”的着力点又有很大不同。 
    四，国家对“经济特区”和“自贸区”的期许也很不同。当年“经济特区”的建立是邓小平要给市场导向的改革探险，用的是“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表述，而从1984年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再到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特区姓‘社’不姓‘资’”，都表明经济特区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窗口”、“试验田”、“示范区”、“排头兵”，为国家改革承担了“探路和示范的作用”，是改革开放的“精彩缩影”。 
    而现在的“自贸区”建设，仅是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各种类型、名目繁多的国家授权进行先行先试改革的试验区中的一种，而且还往往是各种类型的改革试验区的交叉叠加，如目前国家就有不同型号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多个，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选择1个跨省级行政区域（京津冀）、4个省级行政区域（上海、广东、安徽、四川）和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核心区（武汉、西安、沈阳）进行系统部署，重点促进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改革的相互衔接和协调，探索系统改革的有效机制、模式和经验”。如深圳市既有老牌“经济特区”的品牌，又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前海区域还是“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而前海蛇口区域也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组成部分，现在深圳无疑又在广东省境内被纳入了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所选择的特定区域。如此叠床架屋地给类似深圳市等部分地区授权改革，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推进改革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改革实际推进的程度远不如决策层的预期，各种授权改革的试验区“品牌”效应式微，社会影响力和显示度不高，才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发改革“特许证”，以催促改革。这与 当年“经济特区”引发的争议和轰动效应，完全难以望其项背。 
    五，最高决策层面临的挑战也很不同。经验事实表明，改革是危机推动，问题倒逼的。三十多年前启动改革开放筹建经济特区，中国最高决策层面对的不仅是“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而是如何向世人，首先是如何向国人证明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合理地解释过去约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十年“文革”悲剧的曲折历史。因此，邓小平曾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恰恰是“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并尖锐指出，总结建国以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也由此开始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的探索。 
    而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近代以来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高决策层也已明确宣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表明邓小平那一代曾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现在已经搞清楚了。那么，为什么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那是因为党在向国际社会和人民群众表达“三个自信”的同时，还极其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正前所未有地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那就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揭露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和完全超越一般普通民众想象的大批案例，不仅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也反映了酿成如此大面积高层次腐败的体制机制，如不“全面深化改革”将难以为继。严酷的现实已经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使命尖锐地摆在最高决策层面前。 
    因此，在以深化自由贸易为品牌的中国自贸区改革试验中，我们却意味深长地发现，广东的珠海横琴自贸区改革举措中出现了“试行全体公务员申报公示个人财产”这样的选项；而在广东深圳的前海自贸区也将“推动‘前海廉洁示范区’建设”作为重要的改革项目。可见中国在面对以TPP为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新格局挑战的同时，还必须有效解决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制约问题，这也许是比自由贸易更困扰中国决策层的关键，在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

    2015年9月18日在我校国际会议厅成功举办了《自贸区建设：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深圳大学和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院、自贸区研究中心承办，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协办。会议开幕式由深大李凤亮副校长主持，深大校长李清泉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同志和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盛华同志分别致辞。深大党委副书记陶一桃教授、副校长李凤亮教授、北京大学王浦劬、徐湘林教授、清华大学张小劲教授、中山大学肖滨、毛艳华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复旦大学尹晨副教授、以及深圳大学陈勇、姜安、刘伟丽教授等分别在会上发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投资推广署陶鹏主任在会上介绍了深圳自贸区建设的情况。我所黄卫平教授也应邀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经济特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之比较》的发言。

2015年9月19日下午，我所与《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深大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合作主办“当代中国政治”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第2期），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教授、深圳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汪永成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主编张树华研究员分别在开幕式上代表主办方致辞。研讨会邀请北京大学王浦劬、徐湘林教授、清华大学张小劲教授、社科院张树华研究员等著名学者参与会议各单元的主持和点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肖俊、王大威副教授、劳婕博士、谷志军博士在会议上发言，并与来自清华大学的过勇副教授、北京大学的庄德水副教授、中国社科院唐磊副研究员、深圳社科院的谢志岿研究员、香港教育学院的吴木銮助理教授、香港大学李亦然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苏政博士、清华大学吴江博士、贵州大学杨志军副教授、广州大学刘建义讲师、南京农业大学周军讲师、华南农业大学孟威讲师等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

2015年9月19日上午我所在明华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论坛”（100期），特邀请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浦劬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张小劲教授、中山大学政治学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教授作演讲嘉宾，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行多视角分析、研讨，并与专程前来出席我所与中国社科院《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合作主办的第二届中青年学者论坛的学者进行广泛交流。我所黄卫平所长主持了此次论坛。

2015年8月21-22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深圳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承办的“C9+城市治理论坛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5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中共深圳市委宣传副部长吴忠教授、深圳大学副校长徐晨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网络各学术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中央编译局巡视员何增科研究员，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周红云研究员，清华大学民主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景跃进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教授，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何艳玲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彭勃教授，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崔运武教授，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胡浩民研究员，福建省委党校中国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郭为桂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董新宇副教授，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于君博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郭金云副教授，深圳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陈家喜教授等出席会议并发言。来自深圳市地方政府的盐田区副区长王守睿，南山区蛇口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邓飞波，龙华新区党工委委员、组织人事局局长曾雪莲，罗湖区社工委副调研员喻强等介绍了深圳地方政府的四个创新项目。会议还深入地方政府进行实地调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圆满成功，深受与会学者和地方政府好评。我校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定淮、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管理学院副院长马卫红、公共管理系主任邹树彬、管理学院教授周林刚、我所肖俊、王大威、张树剑副教授、我所办公室主任劳婕博士、我校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谷志军博士等也出席了会议。 
    我所黄卫平教授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他的主持语如下：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学界同仁们： 
    大家好！感谢诸位在盛夏酷暑来深圳出席我们的这次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会议在主席台就坐的嘉宾：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教授，深圳大学副校长徐晨教授、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守睿同志，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编译局巡视员何增科教授、中央编译局世界战略部副主任周红云研究员、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华南农业大学胡浩民教授、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上海交大国务学院彭勃副院长等来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网路的各位学者、以及来自深圳地方政府的南山区蛇口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邓飞波同志，深圳市龙华新区党工委委员，组织人事局局长曾雪莲同志、罗湖区社工委副调研员喻强同志等。为您们的到来，我们深感荣幸，不胜感谢！ 
    然后我简单解释一下会议的名称：C是指城市；9指9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网络正在重点关注、探讨、调研的在我国城市治理中具有一定指标意义的9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西安、长春、厦门；+号表示这是开放式，还可以包括其他城市。而今年又是中国经济特区建立35周年，再过5天，8月26日正是中国经济特区正式合法诞生的纪念日，1980年的8月26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也就是说广东省的经济特区是中国的经济特区。虽然，当下“经济特区”已不再时髦，“特区”的历史使命也在不断更新，但创立中国经济特区所代表的改革创新精神，无疑仍是在新形势下推动中国发展，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我们特以此会予以庆祝。 
    我们要特别感谢俞可平老师和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推动建立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网络，给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使我们有机会在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创新经验的同时，也向大家介绍我们深圳基层政府正在进行的某些探索。我们这次承办会议的机构看起来有点多，但其实核心成员就是我们深大同一批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的教师，感谢深圳大学的领导给我们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番号和头衔，以利于我们的年轻老师在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开拓资源、打造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我们在学界同仁、地方政府和深大领导的长期扶持下，密切关注党中央赋予特区使命逐步演进的历史进程，紧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努力通过讲述深圳故事来记录中国道路，总结深圳经验来诠释中国制度，观测深圳实践来验证中国理论，为提高深圳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显示度尽了绵薄之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个研讨会，继续发展我们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网路的紧密合作，不断拓展我们与深圳基层政府的良好互动，更好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的重要批示，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创造新业绩、增创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