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

2007年3月29日，黄卫平教授代表深圳大学党委课题组在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全国党建研究会秘书处主持召开的“2007年重点课题协调会”上的发言：

　　努力为党和政府的改革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尊敬的中组部和全国党建研究会的各位领导：

尊敬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建研究专家同志们：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拓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这既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作为来自深圳经济特区普通高等院校——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自2002年以来，我们作为深圳大学党委课题组成员有机会四次参与中组部党建所主持的年度重大调研课题，这是中组部党建所对深大党委领导下的高校学术研究机构和政治学者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高度信任，也给予了深大政治学学科响应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在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几年来，在中组部党建所的直接指导下，在深大党委的具体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们课题组先后完成了“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2002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若干政党内部运作方式研究”（2003年）、“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民主执政的基本做法及其启示”（2005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举措研究”（2006年）等四项调研课题，分别荣获中组部党建所课题调研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一项。

总结我们在中组部党建所的领导下，努力为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服务的经验、体会，深感有如下几个方面要向大家汇报：

　一、深圳大学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是我们课题组圆满完成中组部年度重大调研任务的强有力保障。深大历届党委对中组部党建所委托的调研任务都极其重视，时任深大党委书记的姜忠同志和现任深大党委书记的江潭瑜同志均先后担任我们课题组的总指导，不断在政治上要求我们认真理解党中央的发展战略，反复叮嘱我们要努力学习胡锦涛同志的有关指示，并具体安排了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与课题调研，多次批示加强对课题组的政治指导，为我们课题组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时任深大校长的谢维信同志和现任深大校长章必功同志每年从学校的科研专项经费中拨出专款资助课题组的调研工作，并为我们在境外的调研工作提供了诸多的便利，保证了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二、中组部党建所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帮助课题组成员在完成重大调研任务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从普通高校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向党的理论工作者的角色转换，以保证调研课题完成的质量。我们课题组的主要研究人员虽然都是已有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党龄的大学教授或政治学博士，长期从事政治学、行政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但以前没有专门受过党建研究的训练，也没有承担过党中央的调研工作，并不擅长和习惯代表党的部门来思考和发言。因此，每次承担调研任务，完成的初稿大多学究气较浓，喜欢引经据典，或习惯以个人见解表达观点。后来在中组部党建所有关领导的多次提醒和具体指导下，同时也得到很多其他参加调研课题的地方党委组织部、各省、市党校的有关党建问题专家的认真指教，才有可能将调研报告修改好。每次在调研课题初稿出来后，在党建所召开的征求意见会上，各个课题组汇报课题进展情况、相互提出批评意见，对我们最终完成研究报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这样一种专找“问题”和“毛病”，基本以批评为主的课题“研讨会”形式，对于我们高标准完成调研任务是十分有效的。

　三、党中央其他部门的大力协助也是我们完成中组部年度重大调研课题的可靠保证。我们课题组去年承担的调研任务是“老挝人民革命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举措研究”。在党建所的协调下，中联部为我们赴老挝调研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是通过中联部在老挝中国大使馆任一秘的张焕同志的帮助、协调和全程陪同下，课题组在老挝的调研工作进展顺利。老挝人民革命党非常重视我们的访问，专门成立了由国家政治行政学院教育长沙木通同志为团长的陪同团，协调安排课题组的参访交流活动。在老挝期间，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政治行政学院、老挝建国阵线、公安部、国会、万象省委、万荣县委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就相关问题向课题组进行了情况介绍，双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中宣部部长Phanhdouangchith VONGSA同志在中宣部亲切接见了课题组一行，中国驻老挝大使馆李可武代办陪同接见，在访问期间，课题组还到老挝的一些工厂、企业、市场、佛教寺庙进行了考察，并会见了老挝的佛教“僧王”。这次实地调研为我们完成该项调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参与中组部的年度重大调研课题，也为普通高校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为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提供服务的机会，这是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深大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一方面，作为普通高校的政治学学者，有机会参与中组部的有关调研工作，是党中央的有关部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为更好地完成中央的调研任务，广泛地开拓学术资源的改革举措，同时也给予我们深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为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重要平台。深圳大学是一所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综合性“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和“实验大学”，在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各学科均有较强的学术力量，学校党政领导历来高度重视开发本校的学术资源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咨询服务，通过有效整合，深大有能力为党建研究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深大的政治学者有机会参与中组部的有关调研工作，也给了我们提供了较早地进入了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研究学术前沿的契机，极大地推动了深大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正是由于我们较好地完成了2002年和2003年的两项中组部委托的调研项目，使深大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2003年底顺利地被评审通过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使深大的政治学学科有机会进入了中国高校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主流圈；也正是因为我们圆满地完成的中组部2002年、2003年、2005年的三项调研课题，使我们在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三次荣获国家教育部、广东省政府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使深大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步入了省内领先、国内知名的行列；也正是由于我们早在2002年承担了中组部关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的调研课题，使我们在“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研究”领域长期处于学术领先，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新时期，我们关于如何规范和协调社会利益集团的有关成果，在今年2月1日的《社会科学报》以整版篇幅摘要发表后，受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主办的、面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的《求是内参》编辑部的肯定和重视，认为“理性、深入的阐发，发人深省，尤其是文章最后一部分中的对策探讨……深受启发”。我们的这一研究成果能够在五年后还有良好的政治和学术影响，充分体现了中组部党建所调研课题的政治前瞻性和学术前沿性。

　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深大党委课题组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向中组部及其党建所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在深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完成今年中组部党建所委托的调研任务，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七大献礼。

　　谢谢大家！

黄卫平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发端于中共对“文革”悲剧的反思，以1980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标志，而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则是1986年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的行政体制变革。中国学术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学者概括为五种代表性观点：1，咨询性法治政体说；2，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3，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4，增量民主说；5，民主的法治型政体说。但这些都只能被视为学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期许，或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可行性分析。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央决策层角度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准确内涵的，那就是在中国的执政党领导之下，在保证党的领导和国家稳定的基础上，以维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目标，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以保持传统体制的优势，修正其弊端，积极、稳妥地推动现行体制的自我完善。因此，中央决策层对何谓传统体制的优势及其弊端的认知，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尽管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在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下的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但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无所谓政治改革。

从中共十三大以来召开的历次全国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先后就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如建设“法治国家”、“政治文明”、以及建设“学习型政党”、“创新型国家”等，要求“扩大基层民主”、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认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提倡“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及明确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这些理念切中时弊，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却存在着理论与实际的较大反差。权力高度集中和监督制约机制匮乏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各级官员间的人身依附和庇护关系错综复杂，而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公共财政资源则更使得政治权力的“含金量”巨增，贪污和腐败难以遏制。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改革，中国改革决策层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新理念多、实质性举措少的现象该如何解释？我想提出如下假设，并试图予以证伪：

　　一、“中央愿意请客、地方官员不愿买单”

　这一假设是建立在中央最高领导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与党和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之上。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党和国家最高政治人物的历史地位出发，中央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此，中央一再强调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但中央的各部门以及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却往往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以及官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无意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反而不断地在强化高度集权的传统体制，并由于巨大的利益纽带而紧密成为特定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阻力。

　但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这一假设在现实中被证明是不成立的。在现行中央高度集权的压力型体制下，地方官员的核心利益，即他们个人的政治晋升和发展是由上级政府，最终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只要是中央政府真想干的事，地方政府是不敢不干的。一般情况下、为了向中央政府表现政绩，以谋求被提拔晋升，地方政府更可能在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执行上级指令。如果中央政府真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地方官员很难形成强大的阻力。

　　二、“中央向国际社会表态，但未实际操作”

　　在上一个假设被证伪后，这一假设就很顺理成章地被提出来了，既然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并无能力阻止中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否是由于中央并无决心在现实中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大量给人以想象空间的理念，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政治文明等，主要是面对国际主流社会和公共媒体的政治姿态，在当下具体政治实践中并未实际操作。因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就基本没有来自中央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又有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这一假设在现实中被证明也是不成立的。自从中共十五大以来，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和默许，很难想象在广东、四川、山西、云南、江苏、广西等省（自治区）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相继进行了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方式改革实践。这些选举实践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乡镇长直接选举的试验，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公推公选的试验，以及直选地方党代会代表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验，个别地区甚至还进行过公推公选县长的试点。另外，在2003年北京、深圳等地，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出现了一些“自荐竞选者”和“民荐竞选者”，2004年全国人大修改了《选举法》，一定程度地为“竞选”提供了许多制度性保证。所有这些政治性改革探索都是在现行政治框架内，地方当局根据中央宏观精神指导下的“自选动作”，若无地方当局中的改革精英与中央的良性互动，这些试点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一些地方官员在进行选举改革试验时，不时地受到“违宪”的质疑，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若无中央最高层的默许、保护，这类改革在中国大量涌现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完全不承认中央最高领导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诚意，也是站不住的。

　　三、“中央有长远目标，正在为其创造条件”

　既然中央一直在不断肯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支持部分省渐进地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改革试点，是否表明中央不仅没有放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还在逐步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条件？早在上个世纪后期，邓小平就明确表示“并不反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只是认为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提出了“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的预言。从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视发展基层民主，到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中央不断提出新的政治理念，是否在不断地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和寻求最佳切入点？/font>

时间：二00七年五月十六—十七日（星期三—星期四）

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海上世界“鸿隆明华轮酒店”五楼会议室

出席会议委员：应出席会议学术委员15人，实到9人，超过半数，符合规定，会议有效。

会议主持人：徐 勇（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出席会议的学术委员：徐湘林 汪永成 何增科 杨海蛟 周 平 郎友兴 黄卫平 景跃进

阮双琛副校长代表学校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为学术委员颁发聘书，科研处处长李学金宣读了章必功校长批准聘任的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

会议主要内容：

1、审议、修改并通过了《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稿）》；

2、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十一五”发展规划》；

3、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首届优秀学术成果评选办法》，与会学术委员按照评选办法评出了我所专兼职研究人员2004年1月-2006年12月的获奖学术成果：

　 一等奖1项：蒋劲松，《责任政府新论》，社科文献出版社。

　 二等奖3项：唐 娟，《政府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邹平学，《中国代表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重庆出版社。

　 邹树彬，《2003年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竞选实录》，西北大学出版社。

　 （2）论文类：

　 一等奖1项：张定淮，《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与策略》

　 二等奖5项：杨龙芳，《论中国政治市场开放进程中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协调发展》

　 陈 文，《“民本”与“人本”论析》

　 吕元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政党文化转型》

　 程 浩，《市场经济、利益集团与地方政府》

　 张 涛，《论列宁民主集中制的三重涵义》

　 （3）已获省部级以上（含副省级）政府奖励的成果不参加本次评选，一并列入本所2004年1月-2006年12月的优秀科研成果。

　 4、与会专家学者还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现状及其趋势进行了广泛深入研讨。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二00七年五月十七日

　 2007年7月29日－30日，由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和南山区政府共同主办的“深圳市南山区城市社区和谐治理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市华侨城海景酒店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深圳大学等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就深圳市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的制度创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研讨。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教授，从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评价了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他认为，和谐社会建设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消除这种不和谐，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心在基层，基层是广大民众工作生活的地方，许多社会问题都集中在基层，所以以消除社会矛盾为重要目的的和谐社会的重心应该放到基层。和谐社区建设是基层工作的重点，基层和党政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的，首要的当然是发展，不发展自己就没法生存。南山区人均GDP达到近两万美元，已通过了发展阶段，和谐社会建设就变成了头等大事，所以它是基层工作的重点。

　　谢教授还认为，南山区委、区政府从2001年开始进行的和谐社区建设有许多创新的地方，表现在：第一，主要领导重视、善于思考，形成了一种“一核多元”的体制。因为党委领导，区党委领导，然后政府、人大、政协、工青妇、包括业委会都发动起来，形成了“一核多元”的体制。第二，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中民众参与程度高，特别是发动党员干部带头参与社区建设，去竞选区委会的成员，甚至楼栋长，这一创新在其他地方还很少见。第三，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已经形成了评价指标体系。“六好”、“十无”、“两满意”，特别是“六好”已经形成了三级指标体系。第四，南山区的和谐社区建设有了这些特点和创新，在全国的社区建设中是处于先进的行列的，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概括起来，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的特点就是：“党政主导，支部组织起梳理作用，党员带头、合作共治”。

　　作为主办方之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黄卫平所长认为，南山区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大体上体现了一个“双向互动”过程。第一是把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冲动“吸纳”到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实现公民自主参与的有序化，这以“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设立最为典型。围绕环保问题、政府工程等问题，月亮湾片区社区业主、居民精英与地方政府及人大进行了多轮理性博弈，最后导致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设立。作为人大、政府民众之间的组织，人大代表工作站将社情民意经过综合再向人大系统输入，进而转化为政府决策，从而实现了社会自主参与的冲动被有序地吸收到体制当中释放。这也成为政府吸纳民意的一大创新。借助于人大代表工作站， 政府与社会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第二是把体制内的传统政治组织资源“嵌入”到体制外整合社会利益、代表民意、引领社会。在南山区最近开展的“十百千万”工程当中，重点发挥党员、公职人员在社区当中的作用。要求党员和公职人员在所居住的社区“亮出身份”、“浮出水面”，推动他们进入社区业主委员会，担任楼栋长、片长，参与社区义工队伍。作为体制内的资源，党员和公职人员服务身边居民，推进社区公益事业和关爱行动；同时在社区“浮出水面”的公职人员，及时地将政府相关决策信息及时准确传递给社区居民，成为社区范围内的政策的解说员和政策执行的推动者；同时他们也将居民的利益诉求反馈到决策系统，从而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通过体制内资源的“嵌入”与体制外资源的“吸纳”，党、政府与社会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从社区创新、社区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居民自治等多方面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南山区的社区建设实践既有“沈阳模式”的特质，又有“武汉百步亭”的神韵，同时它又是扎根于深圳市南山区市情区情的一种创新模式。 “南山模式”特点在于动用了传统组织资源，特别是社区党组织的力量来推进社区建设。它所具有的创新价值体现为把党的领导与构建和谐社区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三覆盖”——党组织覆盖、党员服务的覆盖、个体党员作用的覆盖，从而将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和谐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紧密结合起来。他还指出，南山和谐社区建设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突出地体现为“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从治理概念的本意上看，它强调的是伙伴关系，参与体平等性，谈判与伙伴关系，边界的模糊性、利益共融性。怎样培育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是南山区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此外，在强政府、强市场下，特别强势的社区工作站，可能会导致社区居民委员会弱化或者被边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陈红太研究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南山和谐社区建设的特色主要有四点：党领导社会；政府主导建设；发挥社区特色的优势；探索共治和长治久安新模式。他特别指出，南山和谐社区建设当中，党的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党组织建设居民楼，党员身份亮出来，“三个全覆盖”等等，其本质就是黄卫平教授所指出的，“党充分发挥和利用体制内的组织和政治资源，让党组织和党员站出来代表社区利益。”实质就是党要领导社会，而不是让其他力量和其他组织领导。他同时也认为，要探索党领导社会、政府扶植、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社会自治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如何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还需要给予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家良首先强调了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显然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特色，表现为：一是注重历史与实际的结合。南山区根据社区的不同的历史情况，结合现实需求，有创造性地加强管理与提供服务，使社区居民的利益与需求有机结合。二是拓展党员和公务员资源的自治空间。南山开展“十百千万行动”，使党员和公务员在社区“亮出身份”，主动参选业委会委员，担任楼栋长，争做社区义工，把党员和公务员活动空间从所在的工作单位延伸到所居住的小区，参与社区自治活动，拓展党员和公务员资源的自治空间,使党政资源与自治资源有机结合。三是体制吸纳问题的典型模式。借用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思路，他提出大陆政府与公民关系“体制吸纳问题”模式，让公民需求与政府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有机结合。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恰好是体制吸纳问题的典型模式。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秘书长，《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主编鲍静女士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对南山和谐社区建设谈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南山社区模式”最重要的特点表现为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有效地加强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终要落实到基层组织和每个党员身上，而南山区先后开展的“三个全面覆盖”、“十百千万行动”，“三个号召”，都是加强党和政府执政力的有效的制度创新。同时，“南山社区模式”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作出了尝试。南山区将党员干部下派到基层、社区锻炼，服务社区群众，老百姓办事，转变职能、为民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举措。此外，南山社区模式在培育公民社会上进行积极的探索。公民社会需要党和政府去培育、管理、引导，只有他们的服务，才真正谈得上地方政府治理，政府才会真正变为有限政府，才是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政府。南山区试点的典型社区通过党组织的力量，把一些非政府组织吸纳到党和政府的工作当中去，这是很好的尝试。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肖立辉认为，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实现四个结合。一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结合起来；二是把民主政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三是把党建工作和社区工作结合起来；四是把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针对学者们关于社区工作站与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关系的争议，他提出，可以将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合而为一，因为二者都是反映老百姓的利益要求的自治组织。由于社区工作站代表政府的意见，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代表基层群众的意见，这样一来，可以形成一种利益协调机制，政府和代表基层群体利益的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有一种比较理性的协商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田小红女士也认为，南山区政府充分意识到经济发展之后所带来工作重心转移的必要性，并且适时地开展了和谐社区建设。政府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对社会的管理上，一个政府从阳光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在和谐社区建设当中，还建立起详细的指标体系，如说有6个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再具体化为36项各级指标，各项评分标准多达125项，这有着很大的创新意义。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唐娟副教授，长期进行社区与基层治理研究。她将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党在重塑基层社会秩序的领导形式创新，包括组织的建构、党员作用的发挥；二、在社区利益表达方面，人大代表作用机制发挥方面的创新；三、在社区资源发掘和多元共存上的创新，比如在物业管理模式的改革；四、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社区的行政执行力的创新。通过社区工作站的建设，行政执行力大大加强了。她还认为，从创新意义上看，南山模式在党的领导形式、人大代表作为社区利益的代表，在利益综合与利益表达上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邹树彬副教授也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以人大代表工作站为例，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设想。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是社会自主性和公民自发政治参与的重要体现，然而它的设立以及日常的运转，显然也获得了南山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南山街道办事处以及工作站的支持。这里体现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的一面。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陈家喜博士从南山区社区党建实践出发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宏观上看，社区党建其实是在新的社会结构背景下执政党如何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南山区社区党建的开展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背景，即社会冲突与矛盾的不断凸显。从南山社区党建的做法上来看，也有三个方面比较鲜明的特点：（1）“组织覆盖”。通过对社区范围内各类党员进行摸底盘点，为调动党员资源，开展活动提供了前提。（2）党员动员。一是开展“十百千万工程”，让公职党员“亮出身份”，“浮出水面”，成为社区内各类组织的领导和骨干；二是将社区内的普通党员调动起来，如成立龙光社区工作站和老年党支部。（3）社区党委成立利益协调的平台。在前海社区把党委会作为平台，让业委会、物业、住区单位、社区工作站等都参与到里面进行利益协调。从南山社区党建的探索上看，在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应该有所作为，而且这种作用发挥应该更集中关注社会最突出的问题，如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和社会服务的提供方面。

　　 最后，黄卫平教授和南山区领导分别做了点评和总结发言。

　　2007年2月28-3月2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应邀参加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和政治科学系召开“中国地方治理”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德方与中方中央编译局合作项目的组成部分,黄卫平教授与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图宾根大学汉韩学研究所肯特?舒伯特教授和中国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教授主持。

　　2007年2月9-10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应邀参加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召开的“东亚民主之路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的学者与韩国、新加坡的学者约二十余人出席此次会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主持了会议。

　　近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定淮教授获得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立项课题名称为“坚持 ‘一国两制’与香港政治发展”。

　　2007年7月14－15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唐娟老师应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国政治研究协会邀请，参加了该协会举办的Harmonious World - New Thingking in Chines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国际学术会议，并就中国城市和谐社区建设问题做了主题发言，引起诸多与会者的兴趣和关注。

2007年8月6日-11日期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邀请，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新加坡政治研究”课题组黄卫平、李永华、吕元礼、唐娟、谭功荣、陈文等一行6人，赴新加坡进行学术调研和考察。

8月6日上午11：30，新加坡共和国内阁总理李显龙先生在总理公署亲切接见了我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副所长吕元礼教授和我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李永华，并就我所课题组感兴趣的有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举措等问题，进行了长达80分钟的交流。吕元礼教授亲手将由李显龙总理作序的自己的新著《新加坡为什么能》赠于李总理，黄卫平教授向李总理转交了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的感谢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行理事刘炳森先生、新加坡外交部东北亚司助理司长李友仁先生等在场作陪。

7日中午，新加坡政府政务部长颜金勇先生热情宴请了课题组一行。下午3：00我所课题组考察了位于组屋中的一个民众联络所，然后访问了人民行动党总部，受到人民行动党执行理事刘炳森先生和人民行动党的三位国会议员翁执中、杨木光、王世丰先生等的热情接待，双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晚上我所课题组现场观摩了人民行动党籍的国会议员杨莉明女士每周接待选民日的活动，并对杨议员进行了访谈。

8日上午，我所课题组访问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并在东亚所新任所长杨大利教授的主持下，我所学者与东亚所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晚上，我所课题组应邀访问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该社总编辑林任君先生设晚宴招待。当晚19；30，在联合早报社的会场，由杨大利教授主持，吕元礼教授在联合早报和东亚研究所合作主办的公开讲座上发表“新加坡为什么能”的演讲，容纳三百多人的会场几乎座无虚席，听众反应热烈。吕元礼教授的新著《新加坡为什么能》受到新加坡社会的广泛关注。

9日是新加坡共和国第42个国庆节，我所课题组上午到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汇报调研考察情况，大使馆文化参赞朱琦博士、二等秘书陈晓博士亲切接待了课题组。10日上午，我所课题组访问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吴逊博士、魏凯博士等进行了交流。

我所课题组在新加坡的调研考察工作得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杨沐博士和良福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全程陪同。

　　2007年7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吕元礼教授两部著作，《新加坡为什么能》和《鱼尾狮的政治学：新加坡执政党的治国之道》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吕教授采用比较的视角长期深入研究东亚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问题，尤其是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在《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中，吕元礼教授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和廉洁，新加坡的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总结，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

　　在《鱼尾狮的政治学：新加坡执政党的治国之道》一书中，吕教授主要就新加坡的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鱼尾狮是新加坡的象征。其狮头、鱼尾的造型与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的人民行动党的治国之道颇有相通之处。首先，狮为陆地之王，可以会意为大陆文明也即东方文明的象征；鱼为水中之物，可以附会为海洋文明也即西方文明的标志。而东方与西方的结合，正体现了人民行动党的治国之道：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实行议会民主，施行依治国，这是学习西方文明的产物；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倡导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儒家“八德”，主张君子执政，这是继承东方明的结果。该书还从制度与文化的分析的角度阐释人民行动党的内部运作机制与政党文化转型，从东方对西方的挑战的角度介绍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治思想与实践，从民本与民主的会通的角度概括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的行政思想与实践，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角度阐析新加坡“托管式民主”，从对抗向协作的转轨的角度描述新加坡政府主导下的劳、资、政共生模式。

　　吕教授的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内理论界的关注，而且还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新加坡共和国内阁总理李显龙先生破例以现任国家元首的身份为《新加坡为什么能》作序，并亲切接见了吕教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中央机关报《行动报》发表了吕教授的专稿；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举办了公开讲座，请吕教授介绍其新著观点。吕元礼教授的学术成就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带来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日前,经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批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定淮教授被正式聘任为该校政治学专业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将于2008年正式招生。

　　2007年4月深圳正中置业集团与深圳大学签署协议，设立“深圳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金”。基金总额400万人民币，从2007年到2016年间每年捐赠40万人民币，用于支持深圳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科学的项目研究。根据协议内容，深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每年将获得5万元的资助经费，用于开展科研项目研究

　　作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系列学术出版物，《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V》于2007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期研究报告主要围绕和谐社会的主题展开，国内政治学知名学者，俞可平、林尚立谭君久、景跃进、周光辉、周平、郎友兴、何增科、沈荣华等，都有大作在其中。

　　随着研究报告第五期的出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VI》也即将开始论文征集。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2007年第9期开辟“深圳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经验笔谈”专栏，北京大学谢庆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红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家良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所长助理唐娟副教授等分别发表了他们对南山区区委、区政府在和谐社区建设相关举措的解读。黄卫平教授则明确将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的实践概括为“吸纳”与“嵌入”两个过程，即一方面“将体制外民间政治参与的冲动纳入到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另一方面“将体制内传统政治组织资源嵌入到体制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这一观点显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洞见和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