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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如何保持活力和诚实－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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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如何保持活力和诚实，是所有长期执政政党必须认真面对和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1999年，时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45周年之际，当记者提出“身为人民行动党创党人，依你看行动党在过去四十五年里最大的成绩是什么”的问题时，被誉为“现代新加坡之父”的李光耀回答说：“行动党最大的成就是掌握政权四十年，并保持其活力和诚实，而不是成为衰落和贪污的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上述成绩，特别值得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一方面，相对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模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 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从而使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功经验较为便于借鉴；另一方面，相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的腐败、衰落以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局势，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却始终保持活力和诚实，其骄人成绩又使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借鉴。日前，由河南师范大学孙景峰教授撰写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以下简称《新》书）一书，正是从执政形态的研究入手，为我们提供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如何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活力和诚实的成功经验。 就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而言，《新》书为我们分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如下成功经验：其一，以实用主义为保持活力的思想源泉。当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 总之，李光耀从“不相信任何理论光靠听来不错、写在纸上合符逻辑、言之成理，就一定能付诸实现。一切得看现实人生里发生什么些事，在社会上工作的人怎么过日子。” 无论何时何地，李光耀及其政府都强调“我们的处理方法是以经验为根据，重实效，讲求实际。它行得通吗？如果行得通，那很好，如果行不通，我们就找另一个解决办法。” 在对待本党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这种实用的原则表现得最为充分。具体地说，人民行动党总是抛开“主义”的羁绊，决不允许意识形态压倒常理。虽然人民行动党有时还强调它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受其信条的约束和限制。在新加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即在一个完全是资本主义化的制度中建立社会主义的标准,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其二，以自我更新为保持活力的组织基础。对于东方威权主义体制的政党和政府来讲，其领导层的顺利自我更新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在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政治权力的传承有着高度制度化的途径。但在威权体制的国家里，政治权力的传承却不具备平稳进行的机制，因此，新旧领袖的交替将很可能对国家的政治生态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人民行动党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顺利地实现了政治领导人的权力转交，创造出一套老一代主动退位让贤、新一代自行选择领袖的方式方法。粗浅考察人民行动党的权力移交过程，会看到新一代领导人的选拔主要是靠老一代最高领导人完成的，也就是说，人民行动党最高权力的移交缺乏制度化的保证，但联系到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历来所遵循的“好人政治”机制加以考察，又能更为深刻地发现这种传承在实质上具有某种延续性的成分，即自我更新的非制度化程序表象掩盖着制度化程序实质。 就长期执政何以保持诚实而言，《新》书为我们阐明了如下成功经验：其一，以“好人”为保持诚实的载体。“人比制度更重要” 的观念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管理理念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李光耀进而提出了“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的重要观点：“要有好政府，必须起用好人才管理政府。据我四十年来的观察，即使政府一塌糊涂，只要有优秀的强人当政，还是会有差强人意的治绩和合理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很多本身很理想的政府制度一败涂地。英国和法国一共为它们的殖民地分别拟定了八十套宪法。宪法本身没有问题，有制衡、有制度，但社会上没有半个有能力运作这些制度的人，大家也不把制度当一回事。……掌管这些宪法的人都不称其职，所以他们的国家灭亡、制度崩溃，爆发政变与革命。” “任何社会都有一个最高阶层,其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这里，好政府自然首先是诚实的政府，而 “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其二，以高薪为保持诚实的依托。“好人”自然要有“好价”，“便宜没有好政府”。人民行动党政府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 新加坡政府公务员工资高居世界前列,新加坡总理的年薪为150万新元,超过了美国总统。新加坡内阁部长的收入水平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2倍,是其前宗主国英国的5倍,而且新加坡还采取公务员每隔几年便大幅度加薪的做法。2000年新加坡内阁总支出为3400万新元,被称为领导新加坡一个国家的政府内阁的总成本。大选时这也为反对党所诟病。吴作栋1994年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90亿新元，如果增加1%，就是多了8.9亿新元，如果减少3%，就是少了26.7亿新元。而所有部长的薪金即使按照新的更高的标准加以调整，加起来也只是2200万新元。他因此问国会，到底是花2200万新元来确保继续有好的人才来领导新加坡每年取得至少8.9亿新元的增长比较明智，还是省下2200万新元但因为政府治理不当和贪污，而导致国家收入少了26.7亿新元来得合算？因此，把新加坡领袖的薪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薪金相比较是非常危险的——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薪金远远比不上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薪金，但他的财富却远远高出李光耀许多倍。“官吏制度就和几乎其他所有东西一样，你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且，“一般而言，公共服务的整体酬劳越比私人界的酬劳好，官吏制度的素质就越好。”报告说：“毫无例外，在这个区域中被普遍认为拥有最能干和廉洁政府的新加坡，付予官员的薪金也是最好的。” 其三，以“自净”为保持诚实的保障。保持诚实当然需要外在的约束，例如，国会监督、反对党监督、司法监督、民选总统监督等。以民选总统的监督为例，本来新加坡总统是虚位元首，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1991年1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7月通过的“总统选举法”，赋予民选总统一定的实际权力：对政府的预算案和动用国家储备金之动议行使同意权；有重要的政府人事任命之同意权；监督保障政府重要法令以及机构。以上外在监督固然重要，但是，对于信奉“好政府”执政理念和实践威权主义体制的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来说，他们更注重的是 “自净”或“自律”，即党和政府自身的监督。人民行动党和政府自身的监督是新加坡政策监督体系中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因素。这种自身监督共分三个层面：一是组织监督，政府各部专设一名地位仅次于部长、高级政务部长、高级政务次长的常任秘书，负责管理和监督本部门的公务员；二是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如财政部的预算署主要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计等情况；三是专职监察机构的监督，主要有贪污调查局和商业事务局。“按民主政治的一般理论，一个政府能在长期执政中自我更新，历二十年而不老化，而不形成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阶层，应该是由于强有力的外在监督了。无疑地，新加坡是这条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定律的例外。”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自净”是严厉的，以品德考核制度规定为例，工作人员必须随身携带笔记本，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录下来，在周一上班时将日记本交给主管官员检查，主管官员如果发现其中有疑点，就要把该项记录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如果主管官员不尽职或隐瞒不报，一旦其属下被查实有违法行为，主管官员就要受到制裁。为对公务员的品德记录进行核实，贪污调查局可对所有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行为跟踪，必要时可采取秘密拍攝的方式收集证据。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创造力之际，《新》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保持先进性，自然要保持诚实；提高创造力，当然要增进活力。李光耀曾说：“将来改变中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或新加坡人。他们当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会站出来，纵目观察世界，找出应予学习的榜样，也就是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他们一旦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应当效法！’”这里，李光耀并没有替中国指明那个“应予学习的榜样”；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向中国人民指出了那个“应当借鉴”的对象。邓小平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新》书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的阐释，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也为长期执政如何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提供了可供学习的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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