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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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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模式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 张涛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已经从一元化的惟“GDP挂帅”过渡到多元化的和谐与效益并重体系。在概念上表现在“GDP挂帅”被“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取代。 “和谐社会”的发展模式的定位，是对80年代以来“GDP挂帅”发展观的一个超越，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观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起步。意味着用科学发展观来决定我们的发展速度、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 过好日子才是经济发展的本意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如何衡量，在去年4月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就向社会公布了一套“城市文明指数”。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幸福指数”。在“幸福指数”这一指标中，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医生数等。 和谐社会的提出，“幸福指数”的广泛被认同，它反映出了中国政府公共管理观念演进中的人本化取向，实现了从注重物到注重人的转变，人的发展成为中心目标。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追求GDP，而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用中国话语就是过好日子，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本意。 据说，幸福感和财富毫无关系，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根据也是有的，一个国际组织经过对全世界各民族幸福感的调查，墨西哥人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日本人的幸福指数是最低的。而这两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相差十多倍。 但是，更多的经验可以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与人们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够为人们提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人民的幸福体验息息相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可以为社会资源的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分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所以，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不协调、不和谐问题，仍然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可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根本性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一定是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的社会。 所以，我们关注幸福指数问题，仅仅是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再认识，并不是否定经济发展本身，否定的仅仅是单纯的“物的增长”的发展模式，去争取实现可以带来人民幸福感的经济发展模式。 社会财富增加了，幸福感为何没有增长 如何实现可以带来人民幸福感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可以作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政府要实现以GDP为中心向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为中心的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是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方面的政府付费比例，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让多数人分享改革成果，确立“效率与公平并重”经济分配原则。 这些年社会财富是增加了，为什么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同程度的增长，有两方面的原因是重要的。第一，社会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人们当然不愉快。第二，就是收入高了，可是教育和医疗的支出成为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就业不易，失业的精神负担严重；并且空气不如以前干净了；汽车买了，可是道路不畅通了；甚至假货泛滥，污染严重也不知道应该吃什么了。你想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你的感觉会如何？ “幸福指数”对公共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这样问题是可以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得到改善的。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的作为，是政府调整公共政策。社会收入差距是在拉大，甚至这还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但是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不可以仅仅被收入决定，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人们的经济分配的平等是可以共存的。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决定，利用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实现经济分配的平等化。从这个角度说，和谐社会是一个虽然存在收入差距，但是每个人的基本生活质量差距不大的社会。还有，教育负担太重，看病贵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不够，政府如果提高了付费比例，问题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应当说在和谐社会和幸福指数提出以来，政府的公共政策已经有了相应的调整。比如深圳市政府已经提出打造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已经将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在近日市政府全面启动和推进食品安全的“五大工程”和“四大体系”建设；并用60亿改善深圳交通；推出政策发展社区医疗服务。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深圳市取得了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可以自傲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深圳市的经济增长速度曾经一度达到36％。这是一个可以颠覆人们常识性发展速度概念的数字。所以如果有人问最值得深圳人自傲是什么？答案一定有许多，然而有一个答案一定是认同度十分高的，哪就是“深圳速度”。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深圳人自傲是我们是最有幸福感的市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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