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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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新加坡那样务实、虚心、与时俱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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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板新加坡，首先要学习新加坡。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在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其具体表现是实事求是、戒除自满、与时俱进。学习新加坡，也必须像新加坡那样解放思想。 一、解放思想，就要像新加坡那样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意味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也是解放思想的内核。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以贯之的执政思维就是务实主义。当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 20世纪60、70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但是，强调务实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新加坡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哩和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正视1965年所处环境的现实。当时，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 立足实际，新加坡在出台各种政策方案的时候，往往不是强调比优，而是注重比劣。比优着眼的是好中求最好，比劣着力的是坏中求不坏。例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却在近年出台了兴建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村计划。个中原因，李光耀说得很清楚：建赌场会带来麻烦问题，但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又如，新加坡政府历来倡导儒家道德，却又允许保留合法存在的红灯区，其理由有一个比喻的说法：与其让人们随地大小便，不如建一个厕所。 二、解放思想，就要像新加坡那样戒除自满 解放思想必须戒除自满。不自满，也就是要虚心。什么叫虚心？李光耀对此曾有精辟的解释。他说，所谓虚心，就是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李光耀说：“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不相符合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李光耀在英国求学期间，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许多像李光耀这样的学生，使他们认为那是多么有人情味，多么理性、合理。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免费的医药照顾、免费的眼镜（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近视）、免费的牙科照料，以及从生到死的福利金。但是，当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并且在1959年执掌政府时，他发现新加坡人并不是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医生开给病人服用一星期的政府给予免费的抗生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是，只吃了两天，病人觉得还没有复原，就毫不痛心地把剩余的抗生素丢掉了。但是，当病人自己花钱到私人医院开药，就不会浪费扔掉。面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觉得，新加坡没有什么高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让病人付钱，先是五角，然后一块钱。李光耀曾在1965年就说过，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 李光耀曾多次谈及1978年自己与邓小平的第一次会谈。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因此，当邓小平尝试劝说新加坡支持中国反对越南地区霸权时，李光耀告诉说：“我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应：“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邓小平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李光耀后来称赞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 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三、解放思想，就要像新加坡那样与时俱进 解放思想，意味着根据时代、时空和时势的变化加以变化，与时俱进。李光耀说：“我不能告诉你社会将怎样改变，因为这是无法预测的。我是说，如果你看看我们的教堂，如果你在50年代告诉我人们会在教堂里弹吉他、唱歌，我会说你疯了，因为我所看到的教堂向来都只有庄重的音乐、风琴及合唱团。但现在却有人在弹吉他并唱现代圣歌。”“所以，如果一个宗教必须改变，使自己更有吸引力，更能适应年轻一代，那么，政党也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否则你就会发霉并变成过时的组织，一个没有人愿意同他挂钩的组织。”同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与年轻一代的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动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难免作风保守，甚至有点老土。他曾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出席了一次行动党群众大会，回家途中，年龄介于十来岁和二十多岁的孩子们告诉父亲：这次群众大会太沉闷、太逻辑化，不够活泼，呈献的方法一点都不吸引他们。为了改进形象，李显龙指示要改善党与年轻一代联系，打造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以前，行动党每临重大活动，都穿着象征纯洁、廉洁的白衣白裤，是为党服。但是，在有人质疑这种装扮是否过于呆板后，该党在重大活动时就往往在白色衣服之上套上一件红色的马甲，以便在严肃中透露活泼。新一代的行动党领袖为了进一步接近年轻一代，近些年来也打破多年来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厅办起党的庆典。李显龙总理作为庆祝会的特邀嘉宾，也步下舞池，轻轻地跳起舞来，并大声说：“让大家尽情舞个痛快，把行动党摇滚起来吧！” 考察人民行动党带有时代标志的照片，可以感受到该党形象的变化。《联合早报》记者李惠玲女士曾对新旧两张照片加以比较：第一张是李光耀在1963年摺裤管涉水登船以访问南部岛屿的照片，它反映出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中间，初步形成的选民群体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和寄望。政治领域中的为民服务与其他服务的性质的最大不同，是政治人物必须通过选票赋予他们权力的合法性。有心为民谋利的政治人物，也得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实他们对选民所做的承诺。因此，选民手中的选票始终是政治人物所需要关注和争取的，选民的诉求、选民的目光，影响着政治人物的举措。而那张照片，反映了时代的价值观念，反映了还没有吃饱的选民对政治人物的需求，或者说，反映了政治人物对选民需求的回应。第二张是2006年《联合早报》和《我报》封面刊登的1965年以后出生的行动党议员表演嘻哈舞的照片，它反映了这群后生的政治人物对选民市场所做的判断。他们个人的兴趣如何是一回事，作为一个集体，展示“后65”的议员形象与“前65”的区别。“后65”是人民行动党旗下一个新的品牌。他们自定的攻取年轻选票市场的方法，似乎是走青春路线。说学逗唱，能玩会跳，写部落格（博客），显出他们所理解的“开放”与“亲民”，让“后65”的选民看到他们之间没有距离，思你所思，想你所想。他们不再“爱民如子”，而是试图用朋友的形式与选民结交。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新加坡领导人领导作风的变化上。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一代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第二代总理吴作栋的领导作风是兄长式，第三代总理李显龙的领导作风是朋友式。 （本文为原文，刊发时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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