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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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板”先进城市必须解放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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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板”新加坡，是因为对方的成绩使得我们为他们“叫好”。“叫好”就要学习，而要学习新加坡，就必须解放思想。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就在于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实事求是，思想解放。20世纪60、70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这种“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但是，讲求实用理性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新加坡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哩和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正视1965年所处环境的现实。当时，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思想解放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 “叫板”新加坡，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催促我们向对方“较劲”。“较劲”就要超越，而要超越新加坡，也必须解放思想。超越新加坡，深圳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因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同新加坡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中国的“新加坡热”，直接导因于邓小平先生1992年视察深圳时发表的有关谈话。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在汇报中谈及了李光耀先生访问深圳时发表的一些看法，邓小平先生听后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里，“借鉴他们的经验”意味着学习，“比他们管得更好”意味着超越。从此，中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热潮。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又是启发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因。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同年12月，就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实验场”和“排头兵”，本身就是学习、借鉴新加坡的重要成果。青出与蓝而胜于蓝。深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赶上、超越新加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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