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 Http://www.ccpri.com | ||||||||||
|
|
||||||||||
|
关注最年轻市长，重点不在年龄 |
||||||||||
|
||||||||||
清华硕士毕业的周森锋29岁当选宜城市市长，成为国内最年轻市长。这则消息立即引来了许多质疑，如此人是否有什么背景，他的夫人是什么背景，是否又是一个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以及是否涉嫌买官等等。而襄樊市委组织部披露其出身农家，并无特殊背景，于是网上一些人又转而讨论起29岁就做市长是不是太年轻。 29岁就做市长在国内的确少见，可是我们看看一些西方国家，不也有18岁就当市长的学生娃吗？在国内，29岁成为市长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讲究资历和品秩的体制下，恰如一位海外学者所形容的，在国内，除了挤公共汽车不排队什么都要排队，干部都是“乖乖排”，如果不“乖”就会被挤出去。 此说虽属玩笑，但是很深刻地指出了问题所在。我国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国内的公务员制度大体属于与美国功绩制不同的品位制。品位制对进入干部体系的人有类似出身、军功、荣爵等等要求；进入之后逐渐积累资历逐步升迁；强调等级秩序，上下级职位之间不可随意僭越；在评价指标方面，最重要的是对上级的忠诚，忠诚排在品行和功绩之前。 虽然我国自1995年起实行公务员制度，并在干部制度上进行了许多改革，尝试引入竞争机制和功绩制，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品位制的属性。在这样一个讲究资历和等级的体制下，29岁成为市长当然会引起某种反响。不过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当前，僵化的、缺乏活力的品位制亟须转变为反应灵活的、有服务精神的、有创新活力的、功绩制的公务员制度。虽然周森锋年轻、勤奋、学历高，对改变僵化的干部制度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他只是年轻、勤奋，仍旧深深融化于僵化体制中，那么他的象征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国当前的干部选拔中存在某种形式主义，例如年轻化。邓小平当年提出干部“四化”主要是针对当时干部老龄化问题，需要尽快培养年轻干部接班。如今，一般都要求班子里要配备年轻干部，公选干部限定在某个年龄之下，之所以要对年龄有所限定，原因就在于体制的僵化程度太高，年轻干部无法脱颖而出。一个周森锋出来了，还有千万个周森锋依然被埋没在泱泱体制里。可见这些做法虽然力图创新，但是对既有体制并没有多少触动。 就周森锋现象，笔者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市长？这恐怕会有很多的答案。第二个问题是市长一定要年轻人吗？或者换一个更具象的问法，选拔处级干部非得在36岁以下、厅级干部40岁以下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只要是在法定年龄之内，什么年龄的人做市长都无所谓。关键是他本人的能力、经验、品德。而且活力或者创新力也并非年轻人所独享，如果以年龄来判断活力或创新力是不是有点“跑偏”了？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真正的问题还是体制，因为体制的僵化，使得那些有活力、有创新力、成绩突出又品行端正的人无法从体制中脱颖而出，甚至无法进入体制内，这才是真正需要关注和思考的。 （作者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