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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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需要更多民间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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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深圳两会召开之际，南方都市报推出了一份颇有内容的《2010深圳政府工作民间报告》。该民间报告模拟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总结”了2009年的政府工作，“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不足，“提出”了2010年政府工作思路。并用几个版列举深圳新增长模式下具体而微的发展问题，根据社会调查结果反映了当前深圳主要的社会问题，采访了10位不同身份的市民展示民间对政府的期待。 这是一份充溢着问题意识和民间智慧的“工作报告”，一份极少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正如报告前言所说的，这就是一份市民对政府的期待，是一种善意的姿态。表达也是一种参与，期待着深圳走向善治。 我们无需从历史中去寻找体现“民为贵”的治理思想以为现代政府的资政资料，也无需花太大的力气去西方思想史中寻找善治的理论渊源，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重视民意、重视公民参与始终是达到善治的基本途径。 现代政府管理既重决策也重参与。在中国政府由全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决策仍旧是政府十分重要的功能。虽然马克思·韦伯指出现代政府的理性原则，但是就如西蒙所揭示的那样，决策难以做到绝对理性，决策者因为个人、组织结构、程序、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性因素，使得决策只能是有限理性的决策。尽管政府引进了一流的智囊，其决策仍然不能完美无缺。 现代社会的分化也使得公共决策很难顾及到全体公民的需求，只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甚至有些决策还不得不剥夺少数人的需求和权利。在公共行政学领域，真正的公共利益是难以实现的，其道理就在于社会分化和有限理性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善治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政府决策既难以体现全体的利益，决策者的智慧也有限度。 另外，决策者和参与者的价值观也是影响决策理性和公共性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各级政府向来重视规划，仅就深圳来说，近10年推出了多部重大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一些规划尚未真正推行，即被新的规划所取代。这与个别领导的意志有关，而不是政府正常的政策延续。绝大多数领导和决策者都是抱着善意和善治的目的做规划、做决策，但是决策者的价值观往往对决策的基本内容有重要的影响。是重经济增长还是重社会建设？是重行政管理还是重公共服务？是重精英还是重大众？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就可以体现决策者的价值观。 如今，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大众的信任与支持的重要性，重视公民的参与精神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重视吸纳民间意见分子的智慧，重视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这都体现了当今政府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理性。民间意见除了参与的积极性外，其实其内容本身并没有太高的一致性。民间人士、民间组织所发表的意见往往代表的是自己所在阶层和组织的利益和意见，能够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发表意见的并不多。而且民间人士更多地关注基层事务，对宏观事务及其重要性往往不了解，影响了民间意见的公共性程度。 民间意见尽管很“基层”、很琐碎、很民间，但是现代公共决策者都不能忽视、漠视甚至无视。现代政府不仅要重视多数人的意见，也同样要重视少数人的意见，否则容易造成“多数暴政”，即多数人对少数人利益的无视与剥夺。南都推出的这份民间报告，虽然不能说有多么“基层”、多么“民间”，但是毕竟是来自民间，它或许可以为正式的政府工作报告提供一些想法，或许可以为新一届政府的工作贡献一点思路，果能如此，它的价值就得到了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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