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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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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总第295期）发表了我所吕元礼教授《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一文。全文如下：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政府是“必要的善”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 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孙三代在家，白天年轻夫妇上班，又可以将父母和子女一同送到毗邻而建的老人日托所和幼儿园。 民有恒产，则有恒心 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民有恒产，则有恒心”。一个人的产权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当新加坡人没有财产的时候，街头发生暴乱，路人也会参加 。但是，当人们有了财产之后，他们对暴乱的反应则大不相同。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决心：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住房。 人们拥有了房产，便会对愚蠢和轻率的行动保持警惕，因为一旦房产价格暴跌，他自己的利益将会受到影响。 与“居者有其屋”政策紧密相联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项以向劳动者提供物质保障为宗旨的强制储蓄制度，由政府作担保，劳资双方共同缴付款项。该制度规定，每个雇员，无论受雇于政府还是私人，都是中央公积金局的会员，雇员和雇主都必须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缴交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名下。公积金存款利息按月计算，并入公积金中，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雇员所交公积金可免交个人所得税。雇主不缴交或迟交，将会受到处罚。 为了确保储蓄足够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不允许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公积金会员即使欠债，其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有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而中央公积金制度要行得通，又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让人民对政府和国家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贬值而化为乌有。所以这项长期独立的强制性储蓄，不仅为广大雇员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鼓励和制约每一个雇员勤奋工作，而且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政府的好坏、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的政治意识获得巨大提高。 议员接见、走访选民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曾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执政之后，人民行动党制定了国会议员接见、走访选民的制度。这一制度有如下特征： 主动下访而不是等待上访。按照规定，新加坡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 新加坡议员一般在周末走访选民，走访时如果选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张印有英文、中文、马来文、印度文等四种文字的短信。信中说，刚刚到贵户进行常例访问，刚巧不在，如有事，请找本人帮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见选民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前来会谈。大选期间的大约10天内，每个议员候选人还要突击性地对本选区居民挨家挨户走访一遍。新加坡有人开玩笑说，普通人通过登山锻炼身体，国会议员通过登楼(走访选民)锻炼身体。 沉到底层而不是浮在上面。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一般来说，组屋一楼都是空地，接见选民的场所，就是在该选区原本空着的组屋一楼用砖垒砌出几间简陋的房间。 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目前新加坡有84位国会议员，其中82位是人民行动党议员。在新加坡，民用设施可以豪华，政府办公场所一般比较简单，人民行动党支部的办公场所非常简陋。中国《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曾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选民的场所进行了细致描述：“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不时拿出手帕擦汗。” 事务诊所兼民心诊所。人民行动党将议员接见民众的场所被称作“事务诊所”，选民就像是等候看病的病人;负责登记并安排接见的义工，就像医院里的导诊员;选民向议员陈情，就像病人向医生交代病况;议员根据情况写信给相关部门申请协助解决选民问题，就像是医生根据病人病情开具处方。实际上，选民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大约只有20%可以得到解决，80%不能解决。即便不能解决，议员通过与选民面对面的对话，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 。 劳资政共生 在领导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会合作，联手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反对殖民统治，从而形成了劳资政对抗、冲突的文化。1959年，人民行动党登台执政后，着意改变这种对抗、冲突的文化，着力培养劳方、资方和政府共生的新型关系。李光耀对工人说，当年的诺言是要兑现，但必须在遵守纪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不能杀掉那些“会生金蛋的鹅”，因为人民需要“金蛋”。这里所说的“会生金蛋的鹅”，是指资本家。建党之初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行动党，在执政之后没有把资本家打倒或赶跑，而是与之合作，在制度上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 新加坡政府在促成劳资政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强调三方“都要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 ”。这个方法包括如下三重原则：共同牺牲原则，即不仅由一方而是由各方共同作出牺牲。适当牺牲原则，即不是全部而是适当牺牲，也就是必须将牺牲控制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共同受益原则，即在共同作出牺牲后，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各方都能受益。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的时候也鼓励双方“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 这样，劳资关系得到改善，雇主工人在和谐的关系中提高生产力水平，双方都能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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