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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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善的政治过程防范公器私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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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南都社论“马代表受争议源于议案偏离民意”，笔者作为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前天南都记者就此事采访我，我的意见是：马代表的提案是否是在为自己企业谋私利、是否代表了民意、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从理论上讲不容易界定的。各界代表、委员将自己所在行业的一些问题作为提案、议案提交两会并无不可。笔者所在党派每年都有不少来自金融、法律、教育等行业的会员提交的非常具有专业性的建议和提案，这样的提案议案非专业人士是不可能写出来的。马代表这次提交的关于信息安全的立法建议案，从内容来看有相当的专业性，既代表了他公司的利益，也代表了行业的诉求。 至于马代表的建议是否涉嫌公器私用，这其实不用过分担心和指责。人大是代议机构，政协是协商机构，二者的主要功能便是“议”和“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结构也在顺应中发展，现今每年的两会越来越具有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所说的“公共能量场”的功能，各种意见、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都可以在两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两会也越来越像是一个各种意见和利益表达、碰撞、博弈、辩论的场所。马化腾作为自己企业和行业的一个代表，他的建议是否会被多数代表认可、是否会进入立法程序，并不是马化腾自己可以决定的。 社论指马代表的议案偏离民意，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何谓民意？来自个别企业的意见能不能算民意？在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公共利益一词至今未能作明确界定，以至于影响了新拆迁条例的出台。原因即在于公共利益无法彻底排除包含其中的个别的、私人的“民意”。所以要求代表和委员提出如何体现民意、如何突出公共利益的提案、议案确乎过于严苛。因此，从理论上将，所谓民意的代表、公共利益的代表这样的说法是不严谨的。不论如何看重公共利益，不论如何重视民意，都不能排除其中夹杂的私人利益、组织利益和集团利益。 因此，政治过程就需要有博弈，有辩论，有公开的讨论，人大和政协就需要发挥“公共能量场”的作用，通过辩论和博弈剔除有利益倾向的提案议案，使立法和建议案更多体现公共的需求。 公众和媒体对马代表议案的质疑也是有道理的。作为一家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是否有公器私用的企图？恐怕马化腾自己也是百口难辩。前面已经说了，马化腾提出这样的议案本是合法合理的，关键是现在的政治过程能不能将私利尽量剔除，从而保证公器不私用，保证政治过程不会被企业家操纵。而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其实也是公共能量场的必要部分，这些质疑代表了部分社会认知，也肯定会对“议”、“商”的政治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这样一个不仅仅局限于两会议程，也包括公众参与和媒体舆论的公共能量场、一个多方参与的政治过程，类似马代表这样的议案是不会直接进入立法程序的，而且通过辩论讨论之后这些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将逐步提升其公共性和代表性。 当然，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民主是不完善的，大众对民主也总是不满意的。不能排除代议机构被某些企业、集团和势力所操纵、所左右的可能性，并进而制定偏离公共价值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我们也可能会发现，一些代表委员或许参政能力和个人表现有限，一些代表委员也可能逐渐政客化，这都不用太担心。我们应当完善的是政治过程，如果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相互制衡、互相辩论、开放与参与的公共能量场，从发生几率看，那些严重偏离公共价值的议案、动议能够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只有完善的政治过程才能防范公器私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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