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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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理和硬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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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有大道理与硬道理之分。一般来说，大道理注重原则，硬道理强调实效。革命领袖毛泽东喜欢讲公平的大道理。因此，当他看《白蛇传》看到白蛇娘娘被法海和尚用雷峰塔镇在塔底下的时候，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大声喝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喜欢讲发展的硬道理，从而以“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说得直白些，就是把有利无利作为判断有义无义的标准。 讲大道理，关注的是与义相关的“意义”，而不是与利相关的“价值”。因此，在“老三篇”第一篇《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说：“人固有一死，但死的意义有不同。”这里，他说的是意义，而不是价值。在第二篇《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说，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里，他没有说到“有价值的人”。讲硬道理，关注的是与利相关的金钱、效率。因此，改革开放期的著名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其发展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不过，大道理要讲得下去，得以硬道理作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强调“人死的意义有不同”之后，接着就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里，意义与利益联系起来了，也就是大道理与硬道理联系起来了。反之亦然，硬道理要硬得起来，得以大道理为依归。例如，邓小平在讲“三个有利于”的时候，其利益是以人民、国家之公利为准则。这种国家、人民之公，本身就包含着大道理。 大道理注重正当性，硬道理注重合理性。不讲硬道理的大道理，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失去活力。例如，文革时期，把“八级工资制”看成是必须铲除的“资产阶级法权”，把家庭养鸡养鸭看成是必须割除的“资本主义尾巴”，于是，绝对公正就变质为绝对贫困，同步富裕就沦落为同步贫穷，起点的正当性就蜕化为终点的不正当。同样，不讲大道理的硬道理，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没有生命。例如，当把“发展才是硬道理”演变为不顾环境保护、不顾子孙后代的掠夺性发展，“硬道理”也就转变成为“歪道理”，初始的合理性就蜕化为结果的不合理。 有一则子贡赎人的故事。话说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赔偿和奖励。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外出经商，途中以得金赎回一位沦为外国奴隶的鲁国人。按照规定，他可以获得国库的一笔奖金。但考虑到当时国家贫弱，他没有领取奖金。子贡的行为不但没有使他蒙受经济损失，反而因此而广受世人称誉而给他带来了更多商机。孔子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对子贡说：“你为什么不去领取这笔奖金呢？”子贡说：“我不缺那几个钱，而且国家不富裕，所以，我成人之美。”孔子摇着头说：“在大家看来你是做对了。但是却因为你这样做了，以后再有鲁国的人沦为奴隶，就会越来越少人去救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你的榜样，后来的人就算救了也不敢去领奖金了，久而久之这倒反成了一件坏事情。“这则故事说的是子贡的正当行为隐含着不合理因素。它也可以给制定法律、制度的人们如下启示：法律、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于有私，着眼于为公。立足于有私，法律、政策才有合理性，合乎硬道理；着眼于为公，法律、政策才有正当性，合乎大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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