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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淮：香港肩负国家安全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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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传……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其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国家的安全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港人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保障市民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在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范围内，尽快完成国家安全立法。 从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港澳政策的内容看，笔者认为它对于港澳治理问题提出或重申了以下三个原则，港人应当高度关注： 就中央与港澳两个特区的关系而论，它再次重申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并特别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一国两制」政策实施以来，港人对于实施过程中的中央和特区关系予以了极大关注，因为中国作为一种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过去的历史中有集权惯性的历史。他们担心中央会过度干预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出于消除港人担忧的考虑，在过去的15年中中央反复强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这充分反映出中央对于港人担忧的充分理解。 防范外部势力干预 然而，香港回归后，部分港人在享有高度自治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于国家基本政治责任的起码思考，对于中央政府出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之根本目的的举措也视之为对香港高度自治的干预。甚至有人提出了较为极端的口号「港人治港，真正自治」口号。出于消除人们对于「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央与特区关系的误解，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怎样才能做到「全面准确」？用《报告》中的话讲，就是要做到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即，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鉴于中央和地方，尤其是中央和特区关系的适度性较难把握，中央再次强调了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因此加大对《基本法》学习研究恐怕是港人的首要任务。 第二，要特别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香港是一个国际 大都市，其自由特征是有目共睹的，而这样一种社会特征极易为外部势力所利用。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这种自由特征得以传承。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先生早就做出过生动的预测，他说，「1997之后，香港有人骂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这段话说得很有针对性，在今天看来，依旧很有指导意义。从邓小平先生的这段预测性的谈话，我们是可以把握香港自由的限度的。这就是言论自由，但不能有实际行动来危害国家和香港的利益的实际行为。从价值层面看，中国正在走向法治国家。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其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国家的安全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港人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保障市民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在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范围内，尽快完成国家安全立法。 第三，坚持大陆和香港共同发展的原则。「一国两制」提出时，大陆和香港的差异是全面性差异，所以港人担心大陆会同化香港。对于邓小平先生有深刻的洞察，提出「50年不变」的方针。出于「忧虑」，有些港人仍不断追问「50年后怎么办？」邓小平先生明确答复「50年后不必要变」。显然，邓小平先生是以深邃的眼光预测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理性面对制度摩擦 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大陆还不够发达之时就曾反复承诺了其对香港的坚强后盾作用。这是因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内地和香港存在着治理上的差异，但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一国两制」政策的既定内涵。在内地实现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再次重申国家对香港的「坚强后盾作用」并要求将其与「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不同地区的共同发展。港人曾经创造过香港的辉煌，未来完全可以实现更大的辉煌，这就是十八大报告中表达出来的中央的信心。 「一国两制」政策中的「一国」和「两制」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灵魂。尽管内地和香港存在着治理上的重大差异，但毕竟是在一个国家内的差异。如果有人对于这种差异性治理中所存在或出现的问题有意见，是完全可以通过理性方式作出表达的，非理性的情绪化举动只会给香港的长远发展带来干扰。这是包括绝大多数港人在内的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 作者：张定淮 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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