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教授在“党内基层民主论坛”（第二期）上的发言

  10月23日黄卫平教授在“党内基层民主论坛”（第二期）上的发言如下： 
  谢谢会议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听了巴中市委推进党内民主的经验，也看了很多材料，我感谢的话就不多说，我就讲讲自己的个人体会。 
我讲点我自己感觉，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在不断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在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我认为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在不断的提升，最近我们知道，温家宝总理多次特别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还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习近平同志不久前也发人深省地提出权为民所授。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则明确要求经济特区要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特区的改革探索从此不再受制于经济范畴，而成为了全面配套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可以说宏观地看，党中央这方面的决心正在逐步增强。再看我们四川省多年来在积极探索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实践，真是难能可贵。近十年来我一直关注四川省在政治方面的改革和探索，曾经多次参与中组部的有关党内民主问题的调研项目，多次到四川省的很多地方去调研，深受启发，也深受感动。这次来巴中更是深有体会。但是同时我也感觉到目前在发展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国人的共识还远远没有形成，来自高层的政治信息很复杂，政治改革的“冲锋号”与“集结号”反复频吹，这也就往往会使很多地方干部产生政治改革不能不搞，也不能真搞的困惑，因为往往有一种“权威”声音在否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事实，这也就否定了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就难免有些地方干部以为中央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的精神，可能“积极”是专讲给外国人听，“稳妥”则是讲给国人听的 ，会产生这样一些想法，实际上也是和目前我们地方政府的政治改革很多探索，长期在一个同样的水平反复徘徊重复，没有得到规范化、制度化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在政治改革上一直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因为对是否有必要切实推进政治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向哪个方向改革，决策层还远没有形成共识，而且认识的差距在加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想讲讲，就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往往有可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会得到更现实的发展。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危机推动的。就我所知，在本世纪初，中组部就将四川省和深圳市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综合试验地区，其他地区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则是单项探索。但是经过那么多年实践，我感觉四川省委在这方面作的探索是持续的，广泛的和深入的。我认为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没有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花钱买太平”的财政资源，就是说他们往往更有可能出于治理的需要，而用民主的方法来分配资源和选择干部，以协调干群关系，也更有动力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积极探索，以此来提升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这方面，我们曾经到过四川省的很多较贫困地区，了解公推直选的情况，从当地的群众反映，在他们看来公推直选的干部在发展经济方面也不一定能够妙手回春，但是至少干群关系可以缓和，老百姓认为毕竟是自己推选出来的干部，会有更好的追随效应。另外我认为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成本相对较低，风险较低。实际上当年邓小平同志之所以选择深圳等地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区，实际上也是考虑到那些地方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也是与国际市场在地缘最接近的地方，相对来说，这些地方率先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可能需要支付的经济成本和制度成本比较低，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改革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会有更现实的推动力。 
第三个观点，中国改革的经验表明，政治改革同样必须有一批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抱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的领导干部，中国改革的常态往往就是在第一线探索改革的地方领导干部可能要做出牺牲，但改革的成果则不同程度地会被历史所积淀。因此，我对四川省一批如李仲彬书记、张锦明书记等地方领导干部，在政治改革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抱有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多年来他们在中央精神的宏观指引下，在四川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他们工作过的很多地方，积极探索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积累经验，实属难能可贵。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既需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锲而不舍的决心，又要有对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理智评估和具体可操作性的方案，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党内民主发展才有可能逐步的实现。我就简单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