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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待在邓公“南方谈话”20周年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黄卫平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面临巨大挑战的新时期，重温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深感《邓小平文选》中最后这篇历史文献正是这位雄才伟略的大政治家留给国人最重要的政治遗嘱，也是推动改革开放取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资源。《南方谈话》言简意赅，论断精辟，为在本世纪中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中等发达国家规划了发展蓝图，核心理念就是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全方位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体现的是伟大政治家特有的忧患意识、全球视野和历史责任。
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是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要变革一切阻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体制、机制。因此，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开放是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尤其是学习和借鉴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以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富民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改革开放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
由于改革决不是一般意义的变化和改动，而是体制、机制的革命性变革，因此，改革者必须首先摆脱束缚自己思想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就是为改革开放扫清精神桎梏和观念障碍，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改革开放。正是改革开放中伟大的思想解放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冲破牢笼，在建设中国特色的赶超型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三十年多年来，得到较广泛公认和对推动改革开放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只有两次，一次是以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另一次就是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1976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后，使党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从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对“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没有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纠正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就不可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也就不可能开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1992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的“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东巨变”后，党和国家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重回“阶级斗争”老路的历史性关键时刻，使党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使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带有猜测和假说性质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旗帜鲜明地宣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正是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改革开放的步伐摆脱了“被一些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束缚”，我国开始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加入“WTO”以来，在努力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如井喷一样地高速增长。
认真总结和分析改革开放中这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具有这样三个共同特点：
其一，解放思想的对象都是长期束缚党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理论教条，而不是别的什么思想。在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思想解放，既不是一般意义的公民言论自由和个人思想解放，也不是抽象地从各种错误、不合时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既不是从西方政治文明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也不是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而是使党从自己曾经长期奉为圭臬、敬若神明的某些意识形态理论教条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其二，解放思想的本质是尊重理性，回归常识。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给人类的知识库中增加新的元素和内容，而是党的价值转型和对人类常识的回归，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迷信某些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转变为实事求是地尊重理性、尊重科学。
其三，解放思想的关键是有高度忧患意识，全球视野和历史责任的领袖。解放思想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党内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但最关键的核心人物是顺应时代潮流、洞悉发展规律的党的最高领袖。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先在社会和群众中广泛酝酿，再经党内知识精英和有改革意识的领导干部积极推动，并最后由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最高决策层一锤定音，转化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但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家硬实力显著提升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政治体制改革又进展缓慢，邓小平当年尖锐指出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中，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得到较彻底的废除外，其他方面改变有限。现行体制机制所决定的特权与滋生的腐败，缺乏充分竞争和法治保障的市场所导致的绝对贫富差距与相对心理落差，社会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促使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相互交叉感染、恶性互动，中国的精神版图和知识界陷入深刻的分裂与重组，网络民意中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泛滥，以毛泽东“文革”思维为特征的极“左”网站所透露的正面挑战中国当下决策层和否定改革的言论司空见惯。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而实际上30年前意识形态姓“資”姓“社”的显性价值争论背后，同样是隐性的权力与利益之争；而现在显性的利益格局制约中，也往往会暗中援引某种强势意识形态的保护。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方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突破了原有一些陈腐意识形态理论教条，但并未在理论上系统地对这些教条进行价值清理，当现实中出现新问题、面临新挑战时，人们往往容易陷入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混乱和集体人格分裂，以至于在公开言论中“宁左勿右”，“做的不说，说的不做”早就不仅仅是官场的潜规则了。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要进一步深化，就必须再一次推动思想解放，系统地、理直气壮地进行意识形态的价值清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基础上，实质性地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既然社会利益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已逐步形成，就要为社会各种利益集团或群体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公平规范的制度，为文明协调和解决利益冲突提供合法博弈的平台。因为，民生政治固然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延缓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但难以长期用以置换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期盼，网络时代和相对富裕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的诉求是难以遏制的，长期被国人推崇的新加坡模式正在开始的政治新纪元，也在不断提醒我们关注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城市国家的民主转型。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实际上一直是危机推动的，如果没有“十年文革”造成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就不可能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当年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也很难想象会有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划时代文献。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人无近忧”也往往会隐含着“远虑”。令人比较担忧的是，近年来由于既有的经济改革的成就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主流媒体和官方舆论的危机意识持续下降，既得利益集团忙于粉饰太平，“中国模式”、“中国震撼”不绝于耳，中国的现行体制似乎已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典范。于是各级官员的改革意志衰退，沉溺于迅速增长的政府财政能力和等级自由裁量权所带来的巨大诱惑。以体制机制变革为特定内涵，以全面现代化为基本目标的改革，逐渐衰变为官方文件中体现政治正确的套话，邓小平当年高度重视，反复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已经成了中国官场高度忌讳的名词，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某种替代或置换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结构体制的政治性改革相协调和政府职能转型相配合，也就只能是不断强化现行体制机制的功能，沦落为一些机构的分分合合，及机构名称的变来改去，而不断透支着现行体制的政治资源，动摇着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待，腐蚀着党和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我们只要从国家高级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共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等非国家权力结构体制改革长时期难以实质性推进，就不难发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也难以深入进行。长期选择性执法不仅难以催生法治国家，反而在吞噬民众对国家法制的信赖；没有民主政治为基础，政府不可能自我号召出“服务型政府”。历史不断地证明，邓小平关于“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一至理名言，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社会等全方位的改革，每一方面的改革都不同程度地与其他方面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须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政治力量对比选择改革的突破口和各方面改革的轻重缓急，但最重要的具有指标意义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难以回避的。由于改革是体制机制的变革，是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只有通过改革实践所取得的实际绩效，才能不断争取大多数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因此，对改革的“共识”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逐步形成，改革决策者的睿智和勇气远比所谓“改革的共识”更重要。而作为改革决策者和领导者的邓小平当年在“南方谈话”中断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全球视野和历史责任感就显得极其难能可贵和尤为至关重要。
变革的中国正期待着继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期待着中央最高决策层居安思危、深谋远虑、雄才伟略地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全球视野，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洞悉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隐忧，紧紧抓住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相对难得的“一支独秀”的战略机遇期，主动深化改革，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和现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在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切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更坚定有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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