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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新加坡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要求借鉴、赶超新加坡。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与新加坡经验有着诸多联系。
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思想解放为例。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1978年。当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改革开放。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后来说（大意），当邓小平看到被传统中国视为南蛮之地的东南亚诸国，竟然发展得比当时的中国还好，很自然会得出结论，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所以要改革。新加坡吸引外资的成功做法，应该也会更加坚定中国实行开放的决心。1979年，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92年。邓小平在当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从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学习新加坡热潮。针对有人说发展“三资”企业是发展资本主义，邓小平回应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上述观点仍然是他在1979年阐释的新加坡经验的发展引申。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与之相呼应，许多省市进一步出现借鉴、赶超新加坡的热潮。最为著名的是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广州、深圳提出了要敢于跟新加坡“叫板”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对新加坡的借鉴，从刚开始的经济层面逐步走向社会管理，并在最近几年触及到执政党建设的深层。
新加坡经验的核心是务实。而要做到务实，就必须与时并进，解放思想。李光耀说：“我不能告诉你社会将怎样改变，因为这是无法预测的。我是说，如果你看看我们的教堂，如果你在50年代告诉我人们会在教堂里弹吉他、唱歌，我会说你疯了，因为我所看到的教堂向来都只有庄重的音乐、风琴及合唱团。但现在却有人在弹吉他并唱现代圣歌。”“所以，如果一个宗教必须改变，使自己更有吸引力，更能适应年轻一代，那么，政党也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否则你就会发霉并变成过时的组织，一个没有人愿意同他挂钩的组织。”新加坡经验的务实精神与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息息相通。在时代发展将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前沿阵地并需要我们突破新的难关的今天，重温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更好地借鉴新加坡经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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