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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我所黄卫平教授在深大“城市治理深圳论坛”上发言，题目是：《“国家治理”视野中的“城市治理”》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城市治理”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
黄卫平：刚才听了很多学者的发言，很受启发。
我讲这么一个题目，就是国家治理语境下的城市治理。因为国家治理现在成为很热门的话语，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深入了。正像刚才光磊教授讲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是后现代的话语与前现代的诉求混杂在一起。我简单梳理了一下，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在讲国家治理。看了近期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分析，也学习了最近我们国家官方文献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我觉得差别还比较大。如果从学界的解读来看，不同程度的都会和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的多元治理理论联系起来，觉得这个概念已被我国决策层以不同程度的借鉴、吸收、引进、消化以后才提出的这么一个治理概念，即使有些学者会认为我们这个概念和西方后现代意义的多元治理理论不同，但是它也不可避免的要和它勾连起来，正面回应有关系还是根本不同。
就目前中国学界对国家治理的解读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理想化解读。以积极的态度引进、消化西方多元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与“统治”相对应的概念，它超越了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统治、管理、管制等理念，以透明、参与、法治、回应、责任、效益、公正、廉洁为核心价值，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开放性、合作性、平等性。期待能够建构起以“民主”和“法治”为最基本特征的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新规则和新秩序，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并将其作为中国治理发展的理想模式。
第二，现实性解读。认为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是解释和分析转型社会的理论思维创新，既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并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实则就是国家制度供给的能力。其特点是以维护国家的基本秩序和稳定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价值目标，将“民主”、“法治”等置于该价值目标和结构性动态调适的框架之下，成为既定国家治理结构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若干具体能力或手段。
第三，党的文献历史解读。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高度重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化发展和完善，是改革开放历史任务的总体概况和提升，也是中共治国理政和改革开放理念的逻辑演进和必然，本质上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又不同于西方政治和管理中倾向于向政府分权、实现社会多中心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概念。
第四，以现代国家建构解读。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合的权力和制度体制运行过程，要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纳入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治理主体由单一的政府主体发展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建构国家秩序时如何使各种制度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系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而从历史和现实考察，中国现代化至今没有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特质，因此当下以政府为主体和为主导的治理，仍然是治理的重心。
第五，治理绩效的乐观解读。认为要从国家治理绩效来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肯定中国的现行治理体系及其绩效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兼顾了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和治理需要相适应。反对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我们党接受了一个西方概念，更反对把西方现代国家治理体制说成“善治”。肯定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强调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只是需要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
这些观点差异不小，但均不同程度回应了中国当下政治语境中“国家治理”与西方现代多元治理理论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看党和国家的官方文献是怎么解读“治理”的。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实际强调的就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总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认为与其说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来源于西方的多元治理理论，还不如说更多地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2565周年时所指出的“总之，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明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这些“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时，需要“进行积极总结”。
无独有偶，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的讲话中，也明确讲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认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等等。
我觉得中国历朝历代治国理政，巩固政权，牧民治官的思想，与西方后现代多元共治理念，这是两个时代，两套话语，两种价值，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引用了后现代的概念，要解决前现代的问题。从党和政府的官方文献很难发现当下“国家治理”概念与公共管理的多元治理理论有显性渊源，反而很容易从“治国理政”的表述中强烈地感受到其要真正解决的问题是“巩固政权”、“有效管理”、“成功掌控”意义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传统政治使命。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回过头来再看，在这个大的国家治理的概念下，我国政治语境中的城市治理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城市治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总目标，这是城市治理首先必须保证的政治性功能。在解决了“保证统治”、“有效管治”的基础上，才是城市治理中大量存在的关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问题才是可以一定程度借鉴或者是吸收多元治理理论来协助解决的，因为有很多问题相对来说政治性不是那么强的，应对这些问题上可以从多元治理理论中得到启发，例如涉及到相关城市社区治理、城市经济结构和核心竞争力、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资源、市容、人口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我国能否有效解决和成功应对，表面看是一个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本质上还是体现和象征党和政府治国理政能力，对这些相对专业性、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在政治上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有效性，保证完成“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样一个政治性使命，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和意义上来解读当下“中国式治理”的概念与西方公共管理的治理理念的关系，而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中央正在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中重新发掘和总结、提升。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治理理念用的比较多，但是对它的解读，内容是很复杂的。我在此对这个概念的中国式应用，做了一点点自己的解读，期待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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