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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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理性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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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当代中国政治始终贯穿着一种求实品质和务实作风。这种求实品质和务实作风既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必然反映，也是儒家传统实践理性的合理延伸。不同于希腊哲学的抽象思辨和印度哲学的追求解脱，儒家文化的性格特征表现为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从字面理解，实践或实用强调注重实际，讲求效用；理性则代表着用理智控制行为的能力。向深层开掘，实践理性又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儒家实践理性具有巨大的绵延伸展能力，并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里，我们将以邓小平、江泽民的政治思想为例，在阐释儒家实践理性具体内涵的基础上，阐析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理性精神。 一、不是拘泥于“什么”（定义），而是关心“怎样”（现实） 孔门儒学最具实践理性。当弟子们向孔子“问孝”、“问仁”时，孔子总是从怎样去做才是孝或仁的角度加以回答。这就是说，他回答的并非什么是孝，什么是仁；而是怎样是孝，怎样是仁。实际上，中国传统少有“什么是”即“Being”和“Idea”的问题，而总是“怎样是”即“How”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儒家哲学传统是非本质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的。它重视的是存在的多元状态和功能，而不是固有的实体或本质。相对而言，希腊哲学追求从各种具体事物和具体概念（如美的瓶罐、美的小姐等等）中抽升出一个普遍必然以至超越的“理式”（如美的idea），并以此抽象、思辨的“理式”作为标准或准则来规范具体世界；孔门儒学则确认“真理”总是具体的、多元的，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离此具体、多元而求普泛，正如离此人生而求超越，为儒学所不取。换句话说，儒家实践理性不是拘泥于“什么”（即概念定义），而是关心“怎样”（即客观现实）。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了不是拘泥于“什么”、而是关心“怎样”的实践理性。有人认为，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的特殊内涵，因为其他社会形态也要消除贫穷，也要发展生产力。但是，讲求实践理性的邓小平并不拘泥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定义），而是关心“怎样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现实）。“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从反面的角度描绘了社会主义应该是“怎样”的状态，“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则是从正面的角度描述了社会主义应该有“怎样”的作为。实际上，当人们被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的极左观念（也即“什么是”的教条）和斯大林模式（也即“什么是”的圈套）所束缚的时候，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多种经济形式不是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铁论。这时候，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就难以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即使有所突破和创新，也难以获得公众接受，达成共识。相反，从“怎样是”社会主义的角度关注社会主义的现实——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就容易有所突破和创新，也容易获得公众认可。因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语）[1]；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而一旦人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怎样是”的问题），就能够通过只有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形式才能摆脱贫穷、发展生产力的客观事实，进而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多种经济形式（这是“什么是”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国走过了曲折的路程。改革开放之前，极左分子曾提出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的奇谈怪论。按照这种逻辑，只要被称为社会主义，则草比苗好，晚点比正点好，穷比富好；只要被视为资本主义，则苗不如草，正点不如晚点，富不如穷。这种荒谬的逻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邓小平提出的“管它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则是对这种荒谬逻辑的鄙弃，也是对儒家实践理性的回归。如果说，极左分子提出的“宁要……，不要……”的奇谈怪论是用圈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方式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命，那么，邓小平提出的“猫论”及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则是从宣告“怎样是”社会主义的角度复兴了社会主义的活力。 江泽民的政治思想同样体现了不是拘泥于“什么”、而是关心“怎样”的实践理性精神。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有关“三个代表”的论述，主要不是从“是什么”的角度来阐释共产党的性质，而是从“要怎样”的角度来发展共产党的内涵，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拘泥于“什么”，而是关心“怎样”，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就不容易被旧有的理论所束缚，而是能够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正是立足于“三个代表”理论对“要怎样”的回答，中国共产党才能冲破旧有的先进性标准，确立“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如何看待上述阶层和人员，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是画地为牢还是与时俱进的关键。江泽民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立足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海纳百川，将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优秀分子吸纳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才能更具广泛的代表性，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二、其志虽在大同，其事只是小康 孔子晚年政治理想有大同与小康之分。在孔子看来，大同虽为理想政治之极则，但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并非一朝可以企及，必须从“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逐渐演进而成。因此，孔子思想虽以大同为依归，其言政却都是就小康而言。这里，大同是远大理想，小康是现实目标；远大理想是现实目标的着眼极则，现实目标则是远大理想的入手门径。近代康有为也说自己“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只是小康”。他的学生梁启超对此有过精辟解析：“先生教学者常言：‘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大；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其行事恒践乎极小极近，以是为调，以是为次第。” [2]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了其志虽在大同、其事只是小康的实践理性，将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区分开来。如果说，毛泽东倡导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反映了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那么，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小康的目标就表现了一种切合实际的实践理性。小康是相对于大同来说的。虽然共产党人具有“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是，邓小平却注意因时制宜地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实现小康的现实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并不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但又特别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中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江泽民的政治思想同样体现了其志虽在大同、其事只是小康的实践理性。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十分智慧地将现实目标与远大理想区分开来：一方面，“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里，江泽民通过“非常漫长”、“长期”、“很长”等词汇将现实目标与远大理想明确加以区分。根据上文的意思，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长期”的过程又只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第三，由此可知，“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全党同志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未来推进”。区分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有利于中国人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 三、时中而有权，反经而合道 孔子云：“君子而时中。”（《中庸》）时中者，适时而中也。这就是说，君子之中，并非一定就在与两端等距离的中心点，也不一定老在一个点，而是根据时势的变动而有所变化。这样，固执死守中心点或某个点，反而是失中的极端行为。时中就需要有权变，能变通。在孔子看来，那些将礼看成僵死规矩的人是“未可与权”的。古人云：“反经而合道谓之权”。这里，权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合理结合。如果说，经是那个与两端等距离的中心点的中（中间的中，读平声），那么，权就是 “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的中（中意的中，读去声）， 就是恰到好处。由于时中有权强调灵活性，所以，被称为“圣之时者”的孔子的言行也往往表现出“亦可亦不可”或“无可无不可”的特征。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了时中而有权、反经而合道的实践理性。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多次谈及1978年与邓小平的第一次会谈。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3](P694)。因此，当邓小平尝试劝说新加坡支持中国反对越南地区霸权时，李光耀告诉说：“我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4]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应：“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3]（P695）李光耀称赞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3]（P697）这里，如果了解当时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化时代的历史背景，参照华国锋对于类似问题的僵硬态度，就能进一步理解经历了长征的年届74岁高龄的“老革命家”邓小平能够“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的难能可贵。这种适时而变的态度，正是一种时中有权的实践理性。权变当然需要离经，但并非叛道。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就是反执著于“革命”色彩的经，而合乎人民利益的道；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也是反执著于姓“社”不姓“资”的经，而合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道。它表现出灵活性，却更在本质上坚持了原则性。 江泽民的政治思想同样体现了时中而有权、反经而合道的实践理性。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一方面，同时中有权一样，“与时俱进”强调认清时势的变化。江泽民指出：“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另一方面，同时中有权一样，“与时俱进”必须“适时”而变，坚决抛弃那种“不合时宜”的僵化立场。江泽民指出：要“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四、有所革新，有所因循 孔子对社会发展始终抱持一种有所革新、有所因循的渐进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与他对人的有限理性的清醒认识密切相关。孔子从不承认任何人格品质的尽善尽美、全知全能。在孔子眼中，任何人都具有不如他人之处，因此，“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任何人都具有为而不能之事，因此，“其言之不怍（怍意为惭愧——引者注），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于是，人的真正聪明之处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述而》）孔子的上述论述在中华文化中影响深远，使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和“人贵有自知之明”等格言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正是来源于这种对于人的有限理性的清醒认识，孔子强调社会发展必须既有所革新，也有所因循：一方面，社会总是处于变动发展之中，即相对于过去有“所损益”，这是“革”；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以过去为基础依据，这是“因”。这就肯定了新的社会制度是在以往的社会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否定了任何天才人物可以抛开历史条件凭空设计、建造出一种全新的制度的观念。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了有所革新、有所因循的实践理性。邓小平无疑是一位坚定的改革家。但是，他的改革并非将过去一概踏倒重来，而是在改革中有所坚持，有所继承。他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四项基本原则，又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涵有所创新。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同样体现了有所革新、有所因循的实践理性。荀子指出，“制名之枢要”，“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正名》）。个中原因，可以从严复的一段言论中得到解释：“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主客评议》）这里，新与旧、进与守，既不相同，却又相和。循旧作新，且守且进，就是有所革新、有所因循的具体表现。从“制名”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高举的旗帜，是“旧名”；中国特色、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则是从现实出发提出或引进的概念和事物，是“新名”。“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亦旧亦新，亦守亦进，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既稳定、又发展的重要保证。进一步说，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改革原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的有限理性的清醒认识。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是因为没有任何“英明领袖”可以挥手指明前进的具体路线，也没有任何伟大理论可以清楚标明改革的具体细节。根据邓小平的“摸论”，新的合理的制度就不是事先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人民公社是事先人为设计出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制度违背了人性，并最终遭到历史淘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一制度顺乎人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说，“摸着石头”意味着通过“撞击反射”不断调整自己的路向，根据实际情况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表现了一种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很难是一种“一次完成”的过程。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企图事先设计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完整方案，然后照着这个方案按部就班地去建设，实际上是夸大了人的理性的能力，是建不成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的。 江泽民的政治思想同样体现了有所革新、有所因循的实践理性。一方面，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反复指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也反复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逐步”实现任务目标：“在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通过完善政策和制度，加强教育和管理，移风易俗，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努力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滋生的土壤。”“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等等。 五、存而不论，勉力而行 所谓存而不论，是指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先哲孔子对待鬼神与死后就是采取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这里，“不语”意味着不去肯定，“如在”则意味着不去否定。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就是典型的存而不论。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里，“敬”意味着不去否定，“远之”又意味着不去肯定。在孔子看来，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存而不论，才能称得上“知”（即智）。进一步说，既然“敬而远之”方可谓“知”，那么，敬而近之或不敬而远之就分别将因为偏于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沦为不“知”。当弟子“问鬼神”，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弟子“问死”，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当弟子问及死人有知无知，孔子答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而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也，死徐自知之，尤未晚也。”（《说苑·十八》）。所有这些，都是将问题搁置一边，存而不论。本来，在当时甚至后世的条件下，对于上述问题无论是肯定、否定乃至于怀疑实际上都带有几分轻率。同时，由于孔门儒学具有与宗教不同的另一种超越，宗教所必须关心和必须回答的鬼神与死后等问题，在孔子那里却可以不必关心，不必回答。因此，孔子在鬼神和死后的问题上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策略，是非常恰当和明智的。当然，存而不论并不是坐而不行，而是要在行所心安的基础上勉力而行。近代严复在介绍斯宾塞、穆勒等人的不可知论时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严复指出，“理至见极，必将不可思议”，所以，正如“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对于理的探索，也“不必亟求其通” （《穆勒名学·部甲按语》）。“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因此，赫胥黎、斯宾塞等哲学大师“皆于此事谓之Unknowable（不可知），而自称之为Agnostic（不可知论者），盖人生智识至此而穷，不得不置其事于不议不论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严复家书》）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了存而不论、勉力而行的实践理性。一方面，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们不可能一眼就看清或一下就说清那些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那些一时不能看清、说清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要花过多的时间去争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抓紧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5]（P374）就是因为不争论，人们才能求同存异，“抓紧时间干”，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试与闯中看清问题，明白道理，并最终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5]（P374）另一方面，邓小平主张在边界问题上“可以先放一放”，即对于那些一时解决不了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5]（P19—20）他曾说，国与国之间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但我们相信下一代人一定会比我们有智慧，可以放到下一代人去解决。实际上，承认自己的智慧不够的存而不论，表现的正是中国人所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宋吕伯恭语）的自知之明，也是西方人所说的“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6]的大智慧。 江泽民的政治思想同样体现了存而不论、勉力而行的实践理性。过去，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喜欢作过于具体的设想和描述。由于这些过于具体的设想、描述缺乏现实依据，有些甚至于与现实发展相背离，致使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产生怀疑，丧失信心。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并未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具体的设想和描述，而是仅仅指出未来理想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等于仅仅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一种科学预测；其具体情状，则要通过今后无数代人的逐步建设逐渐形成。这种不作具体设想和描述的未来理想社会将能成为更广大民众的理想，达成更广阔范围的共识。也只要这样，才能避免重蹈“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并不等于“不可能也不必要”去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努力奋斗，而是要将实现远大理想的抱负落实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去。江泽民指出：“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接着，江泽民通过一系列的具体要求，如“要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努力实现‘十五’时期的发展目标”、“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等等，将“扎实做好现阶段的每项工作”的号召落到实处。 六、余论：实践理性的超越精神 儒家实践理性注重实际、讲求效用及用理智控制行为的特征，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实用主义。但是，实践理性不是实用主义，并与实用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实用主义追求实用但也停留于实用，实践理性注重实用却又有所超越。儒家实践理性承认、尊重、相信甚至强调去符合一个客观的原则、规则或秩序。这一原则、规则或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独立于人的思维和经验的天道或天命。这里，人道不能同天道分开，人道必须遵从天道；天道与人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于是，儒家实践理性在讲求实用也即关注人道的同时，又具有为从天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进一步说，由于实践理性所关注的人道是以天道为依归，所以，它并不认为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恰好相反，实践理性认为现实世界是非常不完善的，最好的世界有待于通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复兴。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了实践理性的超越精神。一方面，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这里，邓小平在将自己比做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同时，就把服务于祖国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入世”的品质上升为一种千难不却、万死不辞的“出世”的精神。另一方面，邓小平在非常现实地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又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5]（P382）。这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合理的就是存在的”，所以，代表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主义又必将在人们的努力奋斗中取得最终胜利。 江泽民的政治思想同样体现了实践理性的超越精神。他在“七一”讲话中将现实目标与远大理想区分开来的同时，又将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统一起来：“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因此，“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在强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为实现现阶段的现实目标而努力工作的同时，江泽民也强调“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里，共产主义社会（也即未来美好社会）的最终实现是漫长的，需要无数代人的长期努力；共产主义理想（也即未来美好理想）的内心渴求又是切近的，它现实、真实地存在于那些追求美好世界的心灵之中。可以这样理解，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其实就是儒家大同理想在现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儒家实践理性不能没有大同之世的远大理想，因为儒家文化没有给予人们死后的天堂；儒家实践理性又必须强调大同之世的远大理想，因为改造不够完善的现实社会以实现天道是人们必须为之奋斗的天职。这样，由于实践理性关注的人道与天道不能分开，并必须遵从天道，实践理性也就最终将现实与理想统一了起来。如果说，现实目标是必须践之于足下的任务，那么，远大理想就是应该悬之于头顶的境界。这种境界是跨越此岸的彼岸，是超越世俗的“净土”。它将不断批判此岸世界，提升眼前世俗，引导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不断向着更高、更美的境界前进、攀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3. [2] 李泽厚、刘再复. 李泽厚刘再复对话[M]. 香港：天地图书，1995. 139. [3]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M]. 台北：联邦出版社（新）私人有限公司合作出版，2000. [4] 本报记者.李资政接受《圣何塞信使报》访问[EB/OL]. http://www.zaobao.com.sg/2001-01-26.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74. [6]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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