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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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政党文化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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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展历程可以区分为鼓动民众奋起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时期和通过连续赢得大选从而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时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举世瞩目成就，就在于能够在革命时期鼓动民众取得结束殖民统治的胜利之后，又进一步在执政时期领导民众取得国家建设的成功。人民行动党取得上述成功的关键原因，是由于实现了从革命到执政的政党文化转型。政党文化是指政党的客观运作过程在其成员心理上的反映的积累，主要包括政党的指导思想、属性色彩、政治观念、价值取向和权威模式等。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必须认真借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革命到执政的政党文化转型的经验。为此，我们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政党文化转型阐释如下： 一、 指导思想：从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型为低调的实用理性 党的指导思想是政党的理论基础或行动指南。人民行动党在1954年创立初期，曾被列为极左派之一。它和其他地区的革命党一样，强调用高调的意识形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以此来统一党员思想，鼓舞党员斗志。党的秘书长李光耀在1955年写道：“我们认为，只有迅速消灭国家财富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能为人民建立一个幸福繁荣的马来亚奠定基础，使所有生活在马来亚的人，不论其种族、阶级和信仰如何，都能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过着最富有的生活。”因此，人民行动党“最初的热情显然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情调，它的所有创始人都深深地信奉经典的教义，即幸福的工人，正义的斗争，必然胜过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新社会的纯洁性，以及世界革命事业的正确性”。意识形态（Ideology）作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既可以成为统一人的思想、鼓舞人的斗志的武器，也容易沦为束缚人的思维、限制人的行动的藩篱。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有人将Ideology（意识形态）音、意兼顾地译为“意谛牢结”。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善于在革命时期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也注意在执政时期防止“意谛牢结”的羁绊。因此，一当结束了英国政府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在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执政之后，人民行动党便立即从高调的意识形态退回到低调的实用理性。 实用理性是儒家文化的经世哲学和处世精神。倡导以儒家思想治国的李光耀对儒家实用理性具有十分深刻的觉悟与觉察。他说：“儒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 这里，李光耀实际上是将儒家实用理性分解为实际和理性等两方面原则。一方面，李光耀注重实际。当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 另一方面，李光耀强调理性。他说：“所谓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是说你必须要虚心，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 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实用理性特征集中体现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民主社会主义是人民行动党建党之初确立的远大理想，也是党在革命时期高举的鼓舞人民斗志的伟大旗帜。但是，一当革命结束以及人民行动党登台执政，党的领袖李光耀便因时制宜地将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加以区分。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刺激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他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人不应该剥削人这个基本原则的信仰。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文盲、贫穷和经济落后，才是恰当的。” 为了进一步冲破“意谛牢结”的束缚，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在保持社会主义旗号的同时，积极创新社会主义内涵。李光耀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体的意思……不只是一个从‘有产者’手里夺取过来交给‘无产者’的简单过程，要是这样，大多数的人是‘无产者’，他们就越不做工作，越可以得到一些东西了。这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简单透顶的看法。” 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采取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发明”的“不争论”完全相同的策略。1965年，李光耀指出亚洲社会主义的前途“要看亚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否抱现实主义”，并强调“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方法上应该实际和注重实际一些。”他说：“如果你们采取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说：“好吧，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我认为你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这里，李光耀关注的是“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至于有关措施“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可以存而不论，“让下一代去决定”。由于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当时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民行动党才“没有在新加坡把资本家赶跑”，而是与他们“相处得相当好”，并“把新加坡工业和经济活动的收益用一种公平得多的方式重新加以分配了。” 二．属性色彩：从“最能关心工人利益的党”转型为“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的党 属性色彩是政党政治文化的内在反映和外在体现。从革命转变为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属性色彩也发生了一种静悄悄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初独立运动高涨的革命时期，人民行动党实际上处于政治谱系的极左一端，有着浓厚的工人阶级色彩。人民行动党一直在立法议会内部和会外劝说工人们站到它这一边来。它宣布“党的政策必须越来越多地反映工会运动的问题和斗争” 。正如当时一位工会会员所说的那样：“最坚决地提倡社会改革的任何政党一定是最能关心工人利益的党。” 一方面，人民行动党鼓动工人参与政治。它认为：“民族运动必须包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内，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允许工人阶级的组织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领导工会进行罢工，并公布了党员中的工会成员，为工会鸣冤叫屈。但是，当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获得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之后，便形成了持续40多年的“代表一致意见的党”的地位。进入60年代，人民行动党经历两次分裂，由工人党变成“中间派”，“多半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的政党了”。它“不反对工人，但它现在开始认识到工人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阶级，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政党，必须为全国的利益尽力，不是为一个阶级尽力”，并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的政党。 为了更好地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更为强调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强调党本身的利益。在人民行动党看来，党的根本目标是要建设新加坡，而党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已。工具是服务于目标的。因此，党的领导人在致力于新加坡的建设与发展的时候，他们甚至准备牺牲党的利益。例如，人民行动党政府提倡组织公民协商委员会，而这个组织看上去是在夺取人民行动党支部的某些职权。党的重要性同其他国家机关相比较，只在于党是负责每5年夺取一次选举胜利而已。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不断扩大代表的广泛性，而不是强调代表的阶级性。1982年修订后的新党章在入党条件上规定：任何不小于17岁的新加坡公民，只要能够遵守本章程和符合入党条件并且不是它党成员者都可成为本党党员。党章所确立的政党目标包括建设一个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公正、公平相互忍让的社会，在保持社会总利益的范围内，通过教育与培训为所有的新加坡人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实现自我和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不管贡献多少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说，在独立运动的革命时期，人民行动党特别声张工人阶级利益，其属性色彩表现为一个“最能关心工人利益的党”；那么，在和平建设的执政时期，人民行动党则强调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其属性色彩表现为一个“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的党。 三．政治观念：从“破坏”的、“决定一切”的政治观转型为“建设”的、服从经济的政治观 政党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也是政治活动的工具。一个政党如何理解政治即该政党的政治观念是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回顾了英国殖民者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和日本侵略者在新加坡的暴行之后，李光耀曾说：“这就是我上的第一堂政治课。他们有火枪、有大炮，可以为所欲为，甚至砍你的头。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决定的便是要作自己的主宰。我们认定日本人失败后，英国人不能继续留在这里。这就是政治。” 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时期，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与共产党联手斗争，鼓动民情，号召革命。由于革命时期是要破坏现有社会秩序，推翻现有统治权威，领导革命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逐渐培养出一种“破坏”现有秩序的政治观。但是，当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和人民行动党执掌政权，人民行动党便将稳定局面以进行经济建设确定为首要急务，致力于从“破坏”的政治转型为“建设”的政治。李光耀说：“1959年以后，我们必须作出急转弯，从煽动民情和破坏社会及经济转到恢复治安，以建立稳定和正常的日常生活情况，使学习、苦干和有建设性的努力都能获得酬报。许多反殖运动的悲剧，出于领袖及他们的追随者不能或没有作出这样的急转弯，改破坏为建设。” 由于革命时期只有完成破坏现有社会秩序、推翻现有统治权威的政治任务之后，才能在新的社会秩序之中和新的统治权威之下进行经济建设，所以，立足于革命时期与殖民主义进行艰苦斗争的政治实践，李光耀曾经指出：“政治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它决定一切。” 人民行动党也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治“决定一切的”政治观。但是，一当结束殖民统治以及人民行动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人民行动党便强调将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强调政治必须服从经济，从政治“决定一切”的政治观转型为政治服从经济的政治观。李光耀认为，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急于强调政治变革并不能促进经济乃至于政治的顺利发展。因此，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先经济，后民主。根据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以由低到高区分为物质需要、安全感需要、归属感需要、受到别人尊重和赏识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必须先满足较低层次的需要，才可能进一步寻求较高层次的需要。因此，人民行动党政府为新加坡制定的目标是：第一，应付基本的需求，使人民能过健康的生活，并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实现他们的抱负。第二，提供一个安宁稳定的环境，让绝大多数的人民享有个人和政治自由。李光耀说：“如果我们把优先前后倒置，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民主形式方面，而不是把它放在经济实质方面，我们绝对不会达到目前的发展阶段。由于我们优先处理的事情安排正确，我们现在不论在经济实质或民主形式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 面对人们对先经济、后民主的社会发展方略的提出的种种疑虑，人民行动党政府坚持经济发展这一“第一优先”。李光耀说：“绝对是如此。要不然，你们认为应该什么优先？你们谈悲惨与贫穷，你们谈卢安达与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他们有民主，但他们有象样的生活去享受民主吗？……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里讲另外的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么？是可以随心所欲写社论吗？当然不，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学校。这是绝对、绝对、绝对毋庸置疑的。” 四．价值取向：从特别高扬民主、自由转型为特别注重稳定、纪律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取向自然也是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革命是要鼓动民众采取激烈行动推翻旧有反动统治、建立新的美好生活，所以，“革命党”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特别高扬民主、自由。执政是要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和管理，所以，执政党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特别注重稳定、纪律。 由于革命时期特别高扬民主、自由，所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于1955年提出的竞选纲领承诺要废除紧急法令所规定的擅自逮捕及未经审讯而拘留的权力，废除对言论、集会和出版等自由的限制。在1955年4月举行的第一次立法会议上，李光耀为上述立场进行了辩护。他说：“我们要么就信奉民主要么就不信。如果我们信，那我们就必须无条件地说，除当地法律所规定者之外，民主程序不能受到任何其他限制。”他坚持说：“如果你信奉民主，你就得无条件地信奉它。如果你相信人应该自由，那你就得有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那么，这些民主程序就不能被任何法律化整为零，也不能有什么安全啦、交通不便啦或对警方人员不便啦之类的借口，以阻止一个政府做正当的以及它必须知道是正当的事。” 但是，三年之后，当新加坡即将自治的时候，李光耀却代表人民行动党表示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它将保留那条在同殖民主义斗争时被斥为不人道、不公平和带压迫性的紧急法令，以维护建设所需要的稳定和秩序。李光耀之所以要表明上述立场，是因为他认为一些政治破落户和骗子必然会在大选之后出来向人民许诺要废除这一法令。李光耀呼吁那些要废除新加坡紧急法令者应该帮助国家建立和平安定，使国家不再需要这一法令。“在这个民主制度里，每个人都有权竞争及宣传他的政治观点，但竞争必须是为了有助于这个制度的运作，而不是要摧毁它。” 民主的成功推行和自由的尽情享受，往往需要以强大的公权力、尽责的领袖、仗义执言的反对党、愿意为长远利益承受痛苦并分担管理社会职责的成熟选民等一定的社会与文化因素为基础。在新兴发展中国家，这些条件往往都不具备。如果执政党过于激进地推行民主和过于热情地强调自由，不仅不能带来稳定与发展，反而可能带来混乱与衰退。李光耀说：“与美国政论家所说的恰巧相反，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要的是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与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度个人自由。” 他强调：“我们不应欺骗自己，以为我们单是信奉民主，信奉法治和法律，我们便可以实现这一切。” 以菲律宾为例，“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政治是非常热闹的。政治人物沉迷于民主及自由——言论自由、报章自由等，而当权者更沉溺于一意孤行的行动自由。人民享受政治，从中取乐。竞选运动多姿多彩，极富娱乐性。候选人滔滔不绝，发表激动的言论。但是，在竞选过后，当权者又故态复萌，进一步一意孤行，直到下一届大选为止。政策的推行和他们所宣传的互不相符。” 由于“民主洋溢”“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菲律宾的经济一直未能获得有效发展。李光耀指出：“我国幅员太小，不能冒自由主义风险，我们决心使纪律成为我国的主要稳定因素。这个领域不会有试验和妥协。” 由于“纪律既有政治价值，也有经济价值”，因此，李光耀强调：“归根究底，领袖、官僚和决策人员必须在生活中表现出纪律。必须通过以身作则来执行纪律。新加坡人民必须认为我们这些人工作效率高，不偏不倚，不接受贿赂。我们非常重视官僚——我们的华族‘官僚文化’是重要的。这是我们的主心骨。他们非争取到我国人民的尊重不可，不仅是要求人民尊重。” 五．权威模式：从超凡魅力权威转型为法理权威 权威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力，必须以民众的认同或认可为基石，所以，权威的支撑就不是依靠物质力量，而是依赖观念精神。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所以，那些领导革命的政党领袖容易成为超凡魅力权威。超凡魅力权威能够吸引众人并使之成为狂热的崇拜者、追随者。人们普遍相信他们具有天赋的神圣权力，能同宇宙中最主要、最强大、最权威和最神秘的力量保持联系。当社会发生危机、处于失范状态时，群众便期望某种根本的变化，渴望全新的秩序。这就为超凡魅力权威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种人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在前理性时代的社会，对超凡魅力权威的追随很容易演变为狂热的崇拜与迷信。联结超凡权威及其追随者是感情性、个人性的纽带，是超凡魅力型领袖对于信徒的感召力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崇拜与效忠。它与无个性的法理权威统治关系恰成对立。正因为如此，超凡魅力权威需要经常证实神授的存在，以保持其对信众的殊誉和魅力。 超凡魅力权威往往属于过渡性权威，只适宜于革命，不适合于执政。首先，超凡魅力权威根本不是一种恒长性、制度性的权威类型，而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权威类型。在这种权威关系中，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特质时时面临检验的压力，一旦他自己宣称或大家相信他所具有的超凡魅力不能得到证实，追随者就会幡然醒悟，作鸟兽散。其次，超凡魅力型领袖的天赋在动乱而需要激情的革命时期是必要的，但这种天赋不能很好地与和平执政时期单调事务的管理相适应。超凡魅力型领袖喜欢某种危机，但却不能妥善对付正常的社会中必须注意的收入与支出的日常工作要求。国家的日常事务不能等待领袖的感化和惊人之举，任何持久的政权都不能仅仅依靠它的公民们对伟大领袖的信仰去赢得对它的统治的服从。第三，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超凡魅力是一种内在天赋，它不能保持和传递。在超凡魅力型领袖去世之后，就必然出现一种类似于身体失重或心灵真空而导致的危机。因此，超凡魅力权威如同耀眼的流星，它在剧烈的闪光之后，难逃最终走向寂灭的命运。当政党的政治地位和工作任务从革命转变为执政，解决超凡魅力权威的危机的方法只能是转型、创新为法理权威。 顾名思义，法理权威是根据法规确立和依据理性运作的权威。在超凡魅力权威的统治下，统治权力都归属于作为救世主或革命领袖的个人。在法理权威的统治中，任何政党或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说，法律权力大于个人权力，职务权威大于人格权威。法理权威的执政方式一般不带有个人偏见和情感，而是强调依法治国，在法规面前人人平等。法理权威下的政治运作方式也许过于中庸刻板，但却适合和平执政时期的有章可循日常事务。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政党能否在执政是继续领导国家建设取得成功，关键要看其权威模式能否从革命时期的超凡魅力权威转型为执政时期的法理权威。 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是一个革命家，但他是一个不同类型的革命家。” 在革命成功之后，获得执政地位的人民行动党特别注意从超凡魅力权威转型为法理权威。首先，党的领袖李光耀的工作作风和行为模式注意从革命时期的超凡扇情转型为执政时期的平凡务实。追求富裕的生活常常遭到那些未体验过贫穷生活的人们的耻笑。战后许多领导人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豪，但没能将人民从贫穷、饥饿中解救出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许多人晚上上床睡觉时耳朵里灌满了宣传口号，肚子里却是空的。但是，李光耀却从不将言词与实质混为一谈，决不允许意识形态压倒常理。李光耀讲究实际，从不受好听但不中用的高调理论的束缚。对那些不能直接有助于实现新加坡繁荣富强目标的事情，李光耀总是漠然置之。对李光耀来说，“保证本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重于一切” 。正因为如此，李光耀能够不为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所左右，把自己和本国人民的精力引导到建设国家方面，而不是怒气冲冲地去搞破坏性的“继续革命”。其次，李光耀并未将执政的成功寄托于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而是依赖于法规制度的建立健全，并根据规则而不是依赖激情和灵感来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例如，一方面，李光耀多次赞扬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出于信念的激情才投身于政治活动的” 献身精神，也要求人民行动党“具有不以我们本身而是以我国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李光耀又根据从革命到执政的政治转变，以诚实的态度正视、理解和适应形势的变化。李光耀曾说：“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随着情况与社会的改变而改变。” 他认为，新加坡需要有献身精神的部长，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能要求他们像特丽莎修女那样作出牺牲。为国牺牲的精神必须以现在新加坡的现实环境来看待。这就像新加坡的国庆检阅典礼那样，政府在60年代发汽水和蛋糕给参加检阅游行的队伍，但在90年代却发给他们最好的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李光耀说：“我们是否已经放弃理想主义，而采纳物质主义？不是的，我们只是在适应新环境。” 正是立足于这种诚实的态度，新加坡才能“根据市场的做法，建立一个诚实、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 的“高薪养贤，厚禄养廉”的公职人员的薪金制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担任总统初期曾派他的财政部长去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调查。这位部长回来后到白宫向尼克松汇报情况时，一开头就就他的新加坡之行提出了简短明了的看法：“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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