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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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到建设的政治转型与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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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不同形式和阶段。革命是以群众运动甚至暴力行动为手段，以推翻社会基本制度和现有公共权威为目标的激烈的变革；建设则是在现有公共权威的领导下，采取科学、审慎、合法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的和平改进和发展。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进行的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社会变革，是一场革命；那么，我们今天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则是一种建设。我们今天的建设，是由领导革命取得巨大成功的政治集团——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观念、原则、态度、思维及行为模式等等已经深入人心。因此，适应建设的新形势，实现从革命型政治向着建设型政治的转型与创新，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一、从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政治观，转型、创新为建设时期“经济方面的政治”观。 在革命时期，革命阶级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就成为这个时期革命阶级的政治的主要内容。因此，“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1]但是，当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要是用旧的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2]1920年11月，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即将由国内战争转入经济建设的时候，及时提出应该将“斗争中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3]。他说：“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4]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之后，邓小平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断。不重视经济建设，不进行现代化建设，夺取了的政权就不能巩固持久，获得了的成果也终将丧失。树立“经济方面的政治”观，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我们的事业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二、从革命时期特别强调矛盾的斗争性的政治哲学，转型、创新为建设时期十分注重矛盾的同一性的政治哲学。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倾向或趋势，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的内在联系。在革命时期，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矛盾，是一种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革命阶级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这就决定了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特别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这种“斗争哲学”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思想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倡导斗争精神，强调“斗争哲学”，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断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从而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毛泽东的个性品格，不是以斗争为不得已，而是以斗争为不可无；不是以斗争为苦，而是以斗争为乐，洋溢着一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情趣。在革命时期，强调用这种“斗争哲学”来指导大量的政治工作，以解决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当革命成功之后，如果继续强调这种“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晚年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这种错误的集中体现。他片面强调“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强调“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建设时期，大量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之间矛盾，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相对于革命时期特别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来说，我们今天更应十分注重矛盾的同一性。注重同一性并不是不讲斗争性，即使对于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也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只能采取说服、教育、和平、民主的方式来进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进行，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更高的团结。而不宜采取强制的、压服的方法。这样，注重了同一性的斗争性，就不会演化为一种“仇”；包含了斗争性的同一性，也就不是简单的“同”，而是“大同”。进一步说，“大同”非“同”，而是“和”。“和”不是千人一面，众口一声；而是五音相成，五味调和；是包含了对立双方的和谐统一。正是从“和”的意义上，我们说，解决建设中的社会矛盾，更应该注重同一性。 三、从革命时期“破字当头”的政治原则，转型、创新为建设时期“立字当头”的政治原则。 在革命时期，革命阶级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反动政权和制度，也就是破。革命领袖毛泽东十分强调破的意义和作用。他认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革命时期，这种“破字当头”的政治原则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只有推翻、破除极端反动的政权和制度，新的政权和制度，才能获得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才有可能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在建设时期，革命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社会的中心任务转变为建设与发展，也就是立。如果照搬革命时期“破字当头”的政治原则，就有可能旧的政治道德及价值观念已经破除，新的政治道德及价值观念却尚未建立，从而发生“上帝死了”的政治信仰、信念和信心危机；就有可能陷入旧的体制和机制被推翻了，新的体制和机制又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来，留下一系列的权力真空、政策真空和法规真空的困境，让坏人钻空子，导致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腐败现象滋长、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困扰社会发展的问题，以致于不得不花大的气力进行治理整顿。因此，在建设时期，应该特别强调立的意义和作用。借用毛泽东的句式，我们可以将建设时期的破立关系表述为不立不破，立就是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 四、从革命时期理想主义的民主、自由观，转型、创新为建设时期现实主义的民主、自由观。 一般来说，革命时期强调从积极的角度肯定民主、自由的价值，树立人们对民主、自由的信仰，从而激发人们为实现民主、获取自由奋起推翻专制制度的决心和勇气，表现为一种理想主义的民主、自由观；建设时期注意从消极的角度规定民主、自由的边界，纠正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误解，防止来自“左”、右两方面对于民主、自由的歪曲，从而指导人们实事求是地为建设民主、自由的大厦奠基垒石、添砖加瓦，表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民主、自由观。理想主义的民主、自由观是从对专制制度的抨击中将民主、自由高扬到天上，注重回答民主、自由是什么——比如，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自由就是人民翻身解放。现实主义的民主、自由观是从对民主、自由的限定中将民主、自由落实到地上，强调回答民主、自由不是什么——比如，民主不是只讲权利，不讲义务；自由不是从心所欲，为所欲为。理想主义的民主、自由观激发起人们争取民主、自由的高昂热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自由，毋宁死”！现实主义的民主、自由观赋予人们建设民主、自由的冷静理性——民主不是所能想象的最好的体制，而是切实可行的缺点较少的体制；不是一种求全机制，而是一种纠错机制；不是一定能够实现最好的，而是一般可以避免最坏的。今天，我们要充分看到民主并不是万能的，自由也不是无条件的，坚决反对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大民主”、“大自由”。建设民主和实现自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确立现实主义的民主、自由观，科学地认识其条件、方式和步骤，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和自由。否则，一旦遇到挫折，就容易从奢望转为失望，从失望沦为绝望。 五、从革命时期势不两立的政治思维，转型、创新为建设时期协调兼容的政治思维。 在革命时期，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矛盾，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方法，往往诉诸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当然，革命阶级在与反动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并不排除一定的妥协、让步。但是，这种妥协、让步，往往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一种策略的考虑。这便容易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强化一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思维。这种政治思维在革命时期有其必要性、合理性。但是，在建设时期，社会矛盾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继续强调这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思维，就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今天，我们应该注意培养“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和“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的协调兼容、妥协让步的政治思维。在处理建设中的大量矛盾时，既要让自己“得分”，也要让对方“得分”；而不是让自己得满分，对方得零分，甚至得负分。过于强化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政治思维，其结果并不一定你死而我活，而是你死我也死。比如，“文革”时期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处都能听到“把地富反坏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慷慨陈辞。其结果，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打翻在地，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也难以活下去、好起来。再比如，“文革”时期无端制造和无限夸大两条道路、路线的斗争，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的奇谈怪论，把社会主义和其他文明对立起来，把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看成异己的东西。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只有采用协调兼容、妥协让步的政治思维，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引向成功。 六、从革命时期“偏激”的“暴民文化”，转型、创新为建设时期富于宽容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公民文化。 在革命时期，为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旧的政权和制度，需要唤起人们反抗旧政权、旧制度的激愤，鼓起人们破坏、推翻旧世界的勇气。革命时期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总是刻意抨击中国国民性中的臣民意识，并以为中国人的个性精神与其驯良、柔顺而沦落为家畜性，倒不如蛮拙、凶猛而返还为野性、兽性。他说：“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6]鲁迅先生甚至尽情地赞赏与热烈地呼唤着这种野性和兽性：“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7]在反动统治阶级看来，表现在人民身上的“野性”和“兽性”自然属于“偏激”的“暴民文化”。这种“暴民文化”对于摧毁反动政权和制度，促进革命的成功，有其必要性、合理性。但是，在建设时期，如果不加分析地过于倡导这种“暴民文化”，就容易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偏激而不负责任的现象。今天，我们应该积极培养那种富于宽容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公民文化。所谓公民，是指具有一定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与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承担义务；公民享有自由，但也承担责任。因此，公民文化的性质特征必然是富于宽容精神和责任意识。它不是仅仅将社会的种种阴暗腐败都怪罪于他人，而是注重“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己也承担起消除阴暗、铲除腐败的义务和责任。培养富于宽容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公民文化，既要从西方现代文化中吸取养料，也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大学》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这种“平天下的 矩之道”，就富于宽容的精神；范仲淹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8]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忧国忧民之心，就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建设时期，一定要在注意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养料，发扬光大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公民文化。 七、从革命时期的“反常”、“过分”的政治行为模式，转型、创新为建设时期“无过不及”（即毋过、毋不及）的政治行为模式。 革命是对现行政权的造反，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这种造反和破坏，必然要被现行政权和现有秩序视为“反常”，判为“过分”。毛泽东曾经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9]他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较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10]“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是非常之需要的。”[11]“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踩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12]毛泽东赞同、倡导的这种“反常”、“过分”的政治行为模式，有利于点燃革命烈火，唤起革命热情。但是，在建设时期，如果简单照搬这种革命时期的政治行为模式，就会犯很大的错误。古人云：“马上得天下，安可马上治天下？”又说：“逆取正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至理名言。“马上得天下”是一种“逆取”，当然需要“反常”、“过分”；“马上治天下”是一种“正守”，当然应该“无过不及”。在建设时期，如果套用“反常”、“过分”的行为模式，沿用矫枉过正的做法，就会“反”现有社会秩序之“常”，“过”现行法律制度之“分”，就会乱了我们自己。相对来说，建设特别需要冷静、理性，需要把握度，需要“无过不及”，因为过犹不及。中国儒家的中庸哲学，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3]只有确立“无过不及”的政治行为模式，循“正道”前进，按“定理”办事，才有利于将建设事业引向胜利。 八、从革命时期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转型、创新为建设时期群众适度的政治热情。 在革命时期，特别注重唤起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首先，革命不是少数政治人物、政治派别和政治群体之间的行为，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其次，革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革命就无从发动；第三，革命往往采用暴力的行动，需要流血牺牲，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声势，没有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革命就无从进行；最后，革命是对旧社会的破坏，相对于建设来说，破坏更借助热情。在建设时期，则要注意将群众的政治热情调节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热情，是就群众参与政治而言，而不是针对领导干部来说的。在建设时期，群众过于高涨的政治热情，很可能对建设不利。首先，鼓励那些对政治不熟悉、没有兴趣的人去参与政治，对社会并没有好处。比如，让那些对民主的含义（如包含着妥协、宽容）不甚理解的人们参与政治，会在实际上对民主造成破坏；其次，坚持每个公民都要参与政治的观点，只是以对民主的忠诚的情感代替了对民主的理性判断；第三，即使在最理想的政治条件下，一些选民也不会具有进行复杂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实际政治知识；最后，广泛的政治活动，从某些方面判断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利因素。太活跃的团体会妨碍领导者去做他们最有能力做的事情，公共议事日程被歪曲了。在建设时期，我们自然还要保持革命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但是，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那股劲、那股热情、那种拼命精神，主要是要用在经济建设上。即使是经济建设，也要注意防止用盲目蛮干代替冷静理性。因此，在经济建设方面，往往需要强调一种“不怕慢，就怕弯”的原则，提倡一种“比慢”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常说，气可鼓，不可泄。建设时期当然需要象征建设热情的“气”。但是，“气”是难于捉摸、易于消散的东西。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在建设时期，更要注重将工作热情与切身利益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脱离切身利益和科学态度的建设热情，就会变成盲目蛮干的“大跃进”和“洋跃进”。同样，脱离物质基础、缺乏冷静理性的政治热情，就会沦为瞎折腾的“空头政治”和“政治狂热”。 ———————————— 注： [1][2][3][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页； [6]鲁迅：《而已集 略论中国人的脸》； [7]鲁迅：《华盖集续篇 一点比喻》； [8]范仲淹：《岳阳楼记》； [9][10][11][12]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3]《四书集注》，朱熹著，岳麓书社1987年第1版，第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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