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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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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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行为的重要性、复杂性，要求人们弘扬理性精神，根据理性行动。但是，什么叫理性，如何正确地运用理性，却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大课题。本文试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分入手，对理性在政治中的不同作用和正确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 ．韦伯从现代文明的紧张与对立出发，将理性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指人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它的价值，从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这一行动的意愿或意念。它将价值判断引入行动，包含了一种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它行为方式的自觉的信念。它全力关注行动是否符合绝对价值，而对行动可能会引出什么后果则在所不计。用宗教的说法就是：“基督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1] 价值理性超越此岸世俗，指向彼岸应然，引导人们服从那种来源于心灵深处的理想、信念的召唤。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船长在泰坦尼克号船沉没之际，并未按照求生本能寻求逃生，而是毅然留在船上，与船同归于尽。这是典型的合乎价值理性的行为。当时，泰坦尼克号船已无可改变沉没的命运。船长在人去船空的情况下坚守船上，已无丝毫实际意义。但是，价值理性促使他对行动的实际意义不加考虑，而是超乎实际去寻求价值意义的心安理得。这时候，弃船逃生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却失去了一世安宁。坚守船上，就是坚守职守，坚守信念，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中国近代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与王国维先生的自沉也是合乎价值理性的行为。当时，一些社会学家从功利观点出发，认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行为是政治上的无知所致。因为人们意识的觉醒和道德的重整只有靠活着的人们来推动，而不是靠一个人以自杀的方式能凑效。诗人徐自摩以超乎功利的诗心理解了梁先生的自杀是一项由精神层面的命令所激发的自觉的行为。他之所以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不在乎要对社会产生影响，而是要听从一种“随你叫它‘天理’、‘义’、信念、理想或是康德的道德范畴”[2]的呼唤，听从这个呼唤远比活着重要，“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3]。 与价值理性相反，工具理性是人们排除价值判断或立足价值中立，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能力，或者说，是为达到一个明确的目的考虑和使用一切最有效的手段所展现的特质。它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到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至于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则在所不论。从上述定义出发，工具理性必然要求根据给定的条件，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最大程度地实现目标。所以，合乎工具理性的行为必须考虑以下因素：其一，条件。工具理性要求根据给定的条件来行动。不计条件的决策行为是盲目的，不顾条件的决策执行是莽撞的。工具理性反对盲目莽撞，强调明智求实。因为处处考虑条件，所以，工具理性并不追求不切实际的最优，而是立足切实可行的满意。因为不切实际的最优恰恰导向最劣，切实可行的满意才是真正的最优。其二，代价。工具理性要求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目标，所以，代价的高低也是决定选择何种行为的考虑因素。某种行为即使其它方面令人满意，但如果代价太高，也算不上一种好的选择。必须对效果和效益加以区分。效果是实施某种行为产生的直接后果。效益则要求把效果与人们的利益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是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利益的对比关系。当收益与代价的比率大于1，表明该行为有正效益而可取；当收益与代价的比率等于1或小于1，表明该行为无效益或只有负效益而不可取。所以，效益是考虑了代价的收益。只有充分考虑代价，追求效益，才是真正理性的行为。其三，目标。工具理性又称目标——工具合理性。它要求行为者根据明确的目标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并且力争最大程度地实现目标。合目标则行，违目标则止。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工程师建桥和投机商赚钱都是合乎工具理性的行为。他们都有明确的目标：建桥或赚钱；都想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建最好的桥或赚最多的钱。 从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出发进行分析，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价值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就是赋予政治“应如何”的价值取向和“必如此”的精神信念。其表现主要如下： 其一，价值理性要求政治行为从“应如何”出发，热切关注终极价值；而不是从“是如何”出发，冷静考虑现实可能。以卢梭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民主追求，就是合乎价值理性的行为。它不是从现实出发垒砌民主大厦的一砖一瓦，而是从民主的定义、内涵出发来构筑民主的高楼大厦。它要寻找的是民主的应然状态和理想形式，或者说，寻找民主的理念形态。现实中的圆都有不圆之处，只有圆的理念才是纯然的圆。同样，现实中的民主都有不民主之处，只有民主的理念才是纯粹的民主。理想主义的民主追求就是要变理念为实在，以理想化现实，在人间构建天国。它最为关心的是“什么是民主”，它急切追问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在确立了民主的终极价值和弄明白民主的本质特征之后，就合乎逻辑地根据这个终极价值选择行动，按照这个本质特征塑造现实。它的长处是具有从原则性问题和终极性问题的角度出发而建造的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具有来自于伟大理想的鼓舞人心的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它的功绩在于确立了民主在人们心目中的永恒价值，从而激发人们“不自由，毋宁死”的热情和勇气。它的不足是忽略了民主的现实基础以及实现民主的具体形式和可操作规程。这样，美好的民主就可能沦为少数人实行专制的幌子，也可能演变为多数人的专制或暴政。为了使民主不至于沦为虚幻，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将民主解释落实为“多头政体”。但是，“多头政体”只是民主的工具理性的现实描述，并没有勾画出民主的价值灵魂。只有从价值理性出发创造的“民主”一词本身，才能在人们心中高举起“人民作主”的旗帜。 其二，价值理性要求政治行为从“必如此”的价值原则出发，寻求心安而理得；而不是从“实如此”的客观现实出发，追求“身”安而“利”得。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义人”的伯夷、叔齐的言行就是这类典型。“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其中伯夷排行第一，叔齐排行第三。“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4]。这里，伯夷之所以“逃去”，是以父命为尊；叔齐之所以“逃之”，是以天伦为重。二者都是从自己崇奉的价值原则出发行事，以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并不在乎一国之君的现实地位。“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屣尔”[5]。所以，孔子称之为“求仁得仁，又何怨”[6]。当周武王在其父死后出师讨伐商纣之时，伯夷、叔齐又“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其立论的出发点，也是孝、仁一类的价值原则。所以，姜太公称之为“此义人也”。武王获得天下后，“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乃至于“饿死首阳山”[7]。这时候，活不活是无所谓的，义不义则至关重要。因为绝对执著于价值原则，当然而且必然只有漠视乃至放弃活生生的生命。 （二）工具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就是促使人们根据给定的条件，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最大程度地实现政治目标。所以，合乎工具理性的政治行为，必然考虑如下因素： 其一，条件。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在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工具理性要求政治行为根据给定的条件，实事求是地确立目标，安排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进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行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是指这种政治行为必须从给定的条件出发；“逐步发展”和“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是指这种政治行为必须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而逐步推进。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认识条件。从空间说，适合西方的具体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不能不顾条件简单照搬。橘生于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从时间说，明天才能做到的事情，不一定适合今天。不能不顾条件生硬提前。拔苗助长，只会置苗于死地。 其二，代价。工具理性并不幻想目标的实现无须付出任何代价，但却要求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最大程度地实现目标。所以，一方面，不愿为实现目标付出任何代价的政治行为是缺乏理性的幻想。比如，自由主义有一个不无道理的观点，即“政府是必要的恶”。政府作为在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关，有着作恶的巨大潜能和作恶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政府而导致的无秩序状态则是一种更大的恶。人类社会当然不应有秩序而无自由。人类社会同样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无秩序的自由是“大自由”。其实质是最大的不自由。因为当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侵害他人时，任何人的自由也就不能保证不被他人侵害。所以，政府是用以维持秩序的必要的“恶”。我们可以限制此“恶”，却不能不要此“恶”。容纳并容忍此“恶”，就是不得不付出的必要的代价。又如，建设民主政治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民主本身也是一种需要付出代价的体制。除非心甘情愿地付出这种代价，否则，就只能落入专制的魔掌。看起来，专制政体也许更象机帆船，民主政体倒是好象木筏。前者表面声势浩大，行动迅速；后者往往摇摇摆摆，行动缓慢。但是，机帆船却会撞在木筏可以安然度过的礁石上，造成灾难；木筏反倒可以化解机帆船遇到的紧张局面，渡过机帆船所不能渡过的险滩。所以，民主并不幻想取消磨擦，而是要通过不可避免的磨擦防止落入最坏的专制状态。它不一定能够实现最好的，但可以避免最坏的。如果硬要对民主的烦琐不便刁难挑剔，我们只好说，除了其它所有体制外，民主是一种最糟糕的体制。另一方面，不计任何代价得失的政治行为是缺乏理性的蛮干。今天，在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就必须认真权衡得失与代价。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没有发展也不可能有最终的稳定。所以，不能以牺牲发展的代价追求稳定，也不能以牺牲稳定的代价寻求发展。 其三，目标。工具理性要求最大程度地实现目标，所以，政治行为的理性与否就在于是否符合目标，在于能够多大程度地实现目标。目标与方式手段相辅相成，但目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式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根本目标落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目标决定方式的角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姓“社”姓“资”和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 二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指向，因此，相互之间往往呈现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对抗的紧张态势。其对抗形式主要表为：1、有此无彼，即既然推崇价值理性，强调道德价值，就必须抛弃工具理性，不求功利效果；或者说，既然推崇工具理性，强调功利效果，就必须抛弃价值理性，放弃道德价值。2、非此即彼，即不是将价值理性推崇到至高无上的极端地位，就是将工具理性强调到绝无仅有的绝对地位；或者说，不是将工具理性强调到绝无仅有的绝对地位，就是将价值理性推崇到至高无上的极端地位。这样，理性在政治中的正确运用，就需要根据中和原则，化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不偏为中，协调为和。中是静止的和，和是动态的中。理性运用的中和原则，表现为如下形式： （一）亦Ａ亦Ｂ 亦Ａ亦Ｂ是指矛盾双方和平共处、互相补充的关系，体现了中和原则中的和的精神。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与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指向。但是，这种不同不应势不两立，而应和平共处；不应相互对抗，而应相互补充。只有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起来，才会具有真正的理性行动。 以民主建设为例，现代民主实际上是两类理性结合互补的结果。欧洲近代民主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以卢梭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民主，一种是以洛克、孟德思鸠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民主。前者从价值理性与出发，关心民主的“本质”[SUBSTANCE]问题，处处逼使事实接近已经肯定了的理想；后者从工具理性与出发，关心民主的“属性”[ATTRIBUTES]问题，处处考虑制度在现实环境中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没有前者，民主就难以成为人们心中的理想信念，没有后者，民主就无法成为现实世界的体制制度。没有高举起理想信念的体制制度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没有落实到体制制度的理想信念是没有躯壳的游魂。 价值理性强调信念，重视动机，指向义；工具理性强调责任，重视效果，导向利。指向义的价值理性追求主体行为是否合乎“天理之所宜”[8]，即是否合乎当然之理，应然之则，往往不顾对自己有无利害。用朱熹的话说，就是“当做处便是合当如此”；“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且如今做官，须是恁地廉勤。自君子为之，只是道做官合著如此”[9]。指向利的工具理性则“只计较利害，如此则利，如此则害”；“往往两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毫分，便去做那一件”[10]。朱熹对两者得态度是一褒一贬的。称前者为“君子”，视后者为“小人”。其实，前者与后者各有所长。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主体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境给予不同的安排。 “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11]。同样，价值理性从应然出发，指向彼岸，强调“合理的就是存在的”[12]，因而具有解构的作用，革命的性质，可以定位于破坏旧世界，推动历史的发展；工具理性从实然出发，立足此岸，强调“存在的就是合理的”[13]，因而具有建构的功能，稳健的特征，可以定位于建设新世界，维持社会的稳定。价值理性指出“性本善”，应该悬之于头顶，定位于社会，定位于政治批判，定位于政治教育；工具理性指明“性本恶”，应该践之于足下，定位于国家，定位于政治设计，定位于政治操作。“志不可不高，志不高则因小失大”。这里，志之所向，是价值理性的着眼之处；“心不可太大，心太大则舍近求远”。这里，心之所指，是工具理性的着手之处。 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起来，听从价值理性的召唤，根据工具理性行事。 （二）Ａ中有Ｂ Ａ中有Ｂ是指对立双方互相蕴涵、互相体现的趋势，体现了中和原则中的和的精神。 价值理性强调应然，指向彼岸，因而具有理想主义的特征；工具理性强调实然，立足此岸，因而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在政治活动中，缺乏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只会陷入空想，没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必将沦为庸俗。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既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必须包含求实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必须具有理想的情怀。换句话说，他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或高瞻远瞩的现实主义者。 没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必将沦为庸俗。美国故总统尼克松所指称的“和稀泥的稳健派执行的实用主义”就是这一类型。尼克松认为，这种类型的人们象柏拉图所描绘的洞穴中的居民，认为自己所见到的就是生活，而实际上这只是真实世界的淡淡的阴影。他们的作风是“行的通就行”，“要想朝前走，就得随大溜”。他们完全沉溺在“和解”、“一致”、“妥协”这类词汇之中。因为这样，“付给他们的报答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吹嘘他们声望的新闻界，并且在行政机构影响的社交圈接纳他们及其配偶”[14]。尼克松认为，正确对待实用主义，就是要把它作为达到理想的一种手段。政治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领导则是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所以，没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即庸俗的实用主义]很容易被行政机构的官僚们所俘虏。“知道使某一种体制运转是重要的[这里需要的是现实主义——引这注]，但是不管哪一种体制，明确你要通过它达到的目的则更不可缺少[这里需要的是理想主义——引者注]”[15]。 没有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必然陷入空想。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人格和翻身解放的理想主义目标曾经激励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最后换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庄严宣告。但是，当理想主义一旦失去现实主义的基础与辅助，就会产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狂妄；就会说出“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话；就会陷入“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往天堂路一条”的空想，就会走向以理想扼杀现实，最后变现实为地狱的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就是以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扼杀“人是要吃饭的”这一现实，从而把现实拖到贫穷落后的境地。 只有高瞻远瞩的现实主义才不会沦为庸俗，只有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才不会陷入空想。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无疑都是具有远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却能够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人生，以为每个人身上都存有潜在的善和潜在的恶。所以，必须建立一种最为现实的秩序，以发挥人性中最好的一面，抑制其最坏的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疑是最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他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现实主义精神，却是服务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远大理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具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包含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典型体现。“过河”就是实现现代化，代表着一种伟大的目标和理想。“摸着石头”意味着通过“撞击反射”不断调整自己的路向，根据实际情况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表现了一种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很难是一种“一次完成”的过程。对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企图事先设计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完整方案，然后按照这个方案按部就班地去建设，实际上是夸大了人的理性的能力，是建不成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的关系为理性的正确运用开拓了方向。真正的理性应该是包含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或者说，是具有了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 （三）Ａ而不Ａ’ Ａ而不Ａ’是指以不Ａ’的形式泄Ａ之过，勿使Ａ走向极端。它强调适中而不过头，过犹不及，体现了中和原则中的中的精神。中国先哲提出的“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周而不比”、“和而不同”[16]的观点，是Ａ而不Ａ’的典型表现。 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但是，确切地说，人仅仅是理性有限的存在物。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至善至美，至真至纯。因此，人是价值理性有限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人是工具理性有限的存在物。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要求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理性，审慎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能无限夸大自己的理性，肆意滥用自己的理性。 专制政体其实是以君主个人理性无限的假设为基石。它把国家权力完全交给至高无上的君主个人。于是，君为尧舜则治，君非尧舜则乱。尧舜千世而一出，是一世治而千世乱。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被奉为圣人的尧舜只能活在人们的传说之中，不可能活在现实的政治里。现实中的人们都是理性有限的人。即便是所谓的明君圣主，也不可能至善至美，全知全能。因此，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腐败、政策失误乃至最后走向崩溃也就不可避免。计划经济体制同样是以计划者理性无限的假定为基石。他必须至善至美，才能大公无私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分配资源的权力；他必须全知全能，才能正确无误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分配资源的权力。然而人非至善至美，也非全知全能。计划经济体制的穷途末路也就在所难免。建构理性主义也是一种理性无限论。它对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抱有绝对的信心，认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从外部强行推行一种十全十美的社会制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从外部强行建构一种无所不能的社会秩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从外部强行灌输一种自以为是的思想体系。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计划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空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 民主政体强调治者的权力来源于被治者的同意。它不仅要求政府必须依法治国，更强调政府本身也要受到法律制约。民主政体是以人的理性有限的假定为基石，因而对掌权者的品德、智慧采取一种审慎、怀疑的态度。它赋予人民选择、更换自己政府及其领导者的充分权利和有效方式，要求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权力合理分开并相互制衡。一个分权制衡、权力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是一个真正理性的政府。市场经济同样是以人的理性有限的假定为基石，从而抛弃了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的计划神话，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自动地合理分配资源。进化理性主义也是一种理性有限论。它认为一种真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秩序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被发现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演进而来的。试以大包干这一制度创新为例。它不是被政府发明的，而是被政府发现的；不是被某个人或某些人凭空制造出来，而是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在新的环境下的演进或进化。 实际上，历代先哲对人的理性有限的事实都有过令人警醒的告戒。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早就认识到人们对自己无知状态的无知，因而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警语。中国宋代思想家吕伯恭有过这样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17]这种对人的道德与理智所抱的十分审慎的态度，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方面认识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但人是理性有限的人，不是理性无限的神。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与合理运用自己的理性，但不能无限夸大与肆意滥用自己的理性。 （四）不Ａ不Ｂ 不ＡＢ不表现的是一种不左不右、无过不及（即毋过毋不及）的适中状态，体现了中和原则中的中的精神。 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但人必须恰当适中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其一，人必须恰当适中地运用自己的价值理性。一方面，人不能放弃自己的价值理性，即毋不及。“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18]。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于那一点“灵明”，那一点“良知“。一句话，就在于人具有价值理性。否则，人就将成为徒具形骸的行尸走肉。而且，当人一旦失去价值理性，也难以实现工具理性所指向的目标。因为“失道[即道义——引者注]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19]另一方面，人不能将价值理性推崇到至高无上的极端地位。即毋过。比如，我们强调政治必须讲求道德，但这决不意味要将政治等同于道德；政治必须追求价值，但这决不意味要将政治等同于价值。政治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有时需要通过妥协、让步来实现理想，达成目标；有时则需要与站在自己道德价值对立面的人们结成联盟，以共同对付更危险的敌人。列宁有一句名言：“退一步，进两步。”这里，“退一步”，就是妥协、让步；“进两步”，就是实现理想，达成目标。丘吉尔曾说：“如果希特勒侵入地狱，我想我也会在下议院找对魔鬼的好话来讲的。”[20]这里，魔鬼就是道德价值的对立面，希特勒则是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死守道德价值，就不可能通过“退一步”来“进两步”，也不可能与魔鬼合作来对付更危险的敌人希特勒。这样，价值理性所指向的道德价值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更为严重的是，第一，当价值理性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极端的地位，还可能为了追求这种极端的道德价值而不惜采取所谓的最后一次不道德的手段 ，由道德拯世演变为道德毁世，由道德救人沦落为道德杀人。这里，毁世是为了拯世，毁就毁得更加轰轰烈烈；杀人是为了救人，杀就杀得更加理直气壮。“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文革”毁世的道理；“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21]，就是雅各宾派杀人的依据。第二，当价值理性推崇到至高无上的极端地位，必然轻视甚至鄙视外在制度的约束，必然忽视甚至无视人的有情有欲、有血有肉的一面，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提升。但是，因为这种提拔缺乏现实的根基，升华就变节为虚伪，制造出一些满嘴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造就出一些口头上为人民服务，行动上做人民老爷的假公仆。他们必须满嘴巴仁义道德，口头上为人民服务，因为价值原则的至高无上的极端地位造成了不得不然的形势；他们难免一肚子男盗女娼，行动上做人民老爷，因为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躯不可能凌空飞升或长期逗留在“高处不胜寒”的圣贤境界。于是，在缺乏外在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根据极端行为方式的铁律，从一个极端来，只好向另一个极端去：“不为圣贤，便为禽兽”[22]；有此无彼，非此即彼。 其二，人必须恰当适中地运用自己的工具理性。一方面，人不能丢失自己的工具理性，即毋不及。否则，任何伟大的理想和事业都不可能获得实际的成功和切实的效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就是失去工具理性的典型表现。当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没有工具理性去将它加以切实实现，道德价值也就沦为虚幻，社会主义也就被拖入泥污的深渊。另一方面，人也不能将工具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极端的地位，即毋过。否则，人就可能堕落为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无义之徒，政治家就可能沦为马基雅维里式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狮子”与“狐狸”。 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指向，所以，从工具理性的立场看，价值理性具有非理性的因素。而且，价值理性越是将道德价值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之相应的行为便越可能非理性。因为行为者越是无条件地执著于动机的善良纯正与道德原则[即“宁为玉碎”]，便越难根据客观情况实行应有的妥协与权变，越难考虑行为的后果或效果[即“不为瓦全”]。相反，从价值理性的立场看，工具理性具有非理性因素。而且，工具理性越是将目标效果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越难顾及行为的善良动机或道德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却是实质的非理性。只有根据中和原则，恰当地运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提供行为动力，以工具理性提供行为准则，才会有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才能作出真正理性的行动。（本文较原文有所修改） ———————————— 注 [1]参见韦伯：《社会学文选》第120页； [2]徐志摩：《读桂林梁先生遗书》； [3]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4]《史记 . 伯夷列传》； [5]《论语集注 . 述而第七》； [6]《论语 . 述而第七》； [7]《史记 . 伯夷列传》； [8]《里仁》，《论语集注》卷二； [9][10]《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11]《身之养重于义》，《春秋繁露》卷九； [12][1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14][15]尼克松：《竞技场上》； [16]《论语》； [17]转引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13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18][19]孟子语； [20]尼克松：《竞技场上》； [21]王养冲编译：《罗伯斯庇尔选集》第235页； [22]曾国藩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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