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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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李光耀的儒家价值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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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头号代言人。但是，2001年1月28日的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发表的一篇专稿爆出冷门，题目是：《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以下简称“《李》文”）。文章一出，石破天惊。各种传媒纷纷以最能引人注目的标题加以传播，例如：《李光耀语出惊人：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李光耀令人惊奇的转变：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等等。一时间，这成为反对亚洲价值观的人们欢欣鼓舞的消息和关心亚洲价值观的人们的奔走相告的话题。 从《李》文内容看，作者是将“亚洲价值观”与儒家价值观联系起来说、等同起来讲的。由于亚洲价值观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所以，李资政曾说，我“从来没有谈亚洲价值观。我谈的是儒家价值观，可是西方媒体为了把它速记下来，而称它为亚洲价值观。” 这就是说，李资政的亚洲价值观，实质上就是儒家价值观。说“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也就是说李光耀放弃儒家价值观。那么，李资政真的放弃儒家价值观了吗？熟悉李资政思想的人们难免心存疑问。细读《李》文的内容，联系李资政的一贯观点及事后评说，笔者并不认为李资政放弃了儒家价值观。这里，笔者对《李》文的有关内容辨析如下。 一、《李》文指出：“李说，事实上，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 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李资政放弃了儒家价值观。 笔者认为，上述内容只是表明李资政肯定了所谓的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但不能说明李资政否定乃至于放弃了儒家价值观。回顾李资政对亚洲价值观与亚洲金融危机关系的有关论述，其观点可以归纳如下：（1）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的导因”是发生危机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制度不够健全完善，而不是被西方贬义化了“亚洲价值观”。李资政说：“西方评论员把这次崩溃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可是，这真的是根本的导因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几乎可说是社会病态的现象已经是老问题了，早在30多年前，也就是60年代‘亚洲奇迹’一开始时就已经存在。好几个新兴国家是到了近几年，因为过度地以外币借贷，不能自拔，才种下祸根。说穿了，过度借贷其实也不至于引发这么一场灾难，问题症结在于这些国家的体系不够完善，银行脆弱，监管不严，推行了错误的货币汇率政策。文化上的陋习加剧了损害，又因为制度不透明，任何违法行为就益发难以觉察暴露，更容易瞒天过海。” 金融危机出现之后，李资政对遭到金融危机打击的韩国朋友说：“你们不必为韩国的价值观道歉，你所须纠正的是你们的制度——你们做生意的制度，以及治理国家和政府的制度。” （2）亚洲价值观并不一定会导致制度缺乏透明度。李资政以新加坡为例说：“虽然拥有亚洲价值观，但我国的制度是完全透明的” （3）亚洲价值观有利于克服金融危机。李资政说，儒家强调的社会重于个人的价值观，在韩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最困难时刻，充分展现了它的意义。“韩国人民当时排队捐献金银首饰和其他个人财宝来解救国家，以使国家免于破产。”他指出，尽管这些努力无法非常有效地解决韩国严重的经济问题，但韩国社会所表现的团结和活力，却赢得世人的尊敬，从而鼓励外商更看好韩国的前景。李资政相信，当这个地区开始复苏时，儒家所鼓励的勤劳、节俭、为未来牺牲奉献、重视教育和学习等美德，将促使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复苏得更快。 而且，“亚洲式资本主义最终必定能克服经济危机。” 二、《李》文指出：“李说，……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儒家价值观‘导致了过分的做法’，尤其是任人唯亲——换句话说，把是否与某人熟识、而不是人们将如何处理资金作为投资依据。”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李资政放弃了儒家价值观。 有关资料显示，早在1998年5月，针对记者问及的亚洲价值观为东亚带来发展，但它是否也会导致东亚衰落的问题，李资政说：“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儒家价值观被贬低。我指的是对朋友和家人的义务。你必须照顾你的家庭和大家族，对朋友忠诚支持。当然，在对朋友和家人尽义务时应该自掏腰包，而不是挪用公款。一旦政府势力减弱，贪污的情况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就有动用公费来尽个人义务的情况出现。这是错误的。” 1999年10月，李资政进一步指出，儒家学说和价值观常常被人歪曲。儒家要求个人照顾家庭，但是这不应该理解为鼓励滥用个人的地位，牺牲公众的利益。“置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的‘小人’行经，是直接违背儒家思想的基本道德准则的。这种脱离常轨的行为必须加以纠正。” 而在2000年9月15日出版发行的《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李资政更为明确地指出：“西方论调其实都贬损了儒家价值观。儒家君子对家庭的义务，对朋友的忠诚，设想的纯粹是个人的施与，而不是假手官方资源。” 总括上面的论述，李资政的有关思想可以归纳如下：（1）儒家价值观肯定积极履行对于家庭和朋友义务的君子作风；（2）儒家价值观反对在行使对于家庭和朋友义务时的假公济私的小人行经。（3）履行对于家庭和朋友义务必须把握度，不能过分，也即不能用假公济私的方式来关照家庭和朋友，否则，就由儒家所肯定的君子而沦为儒家所否定的小人。因此，《李》文所说的任人唯亲的现象，并非儒家价值观肯定的行为，而是儒家价值观否定的做法；并非奉行儒家价值观引发的结果，而是歪曲儒家价值观带来的恶果。 三、《李》文指出：李光耀“甚至对孝顺这一最受珍视的儒家行为准则也颇有微辞。他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他认为，信息技术的成功需要‘有风华正茂、充满活力和敢想敢干的头脑。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李说，尊重学问是好的，但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李资政放弃了儒家价值观。 笔者认为，儒家文明产生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向后辈传递文化的后喻文化，因此，儒家所珍视的孝顺往往演变为对于长辈的无条件的顺从；当今社会处于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往往要向后辈学习的前喻文化，因此，就必须对那种无条件顺从的旧式孝顺加以改进。这种改进并非要否定孝顺的核心价值，而是要创新孝顺的具体形式。同样，李资政对孝顺的“微词”也绝非要对孝顺加以否定或放弃，而是要对孝顺加以改进与创新。实际上，李资政对待儒家所珍视的孝顺的态度，就如他对于儒家所强调的“五伦”的态度一样。李资政说：“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加强这些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 同样，对于孝顺的改进与创新，也就是要给予孝顺现代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前喻文化的不断变革与创新的特征。 四、作为表明李资政放弃儒家价值观的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李》文指出：“李用他在1994年使用的那种温和平静的语调断言，在全球经济的要求之下，‘儒家’价值观——他现在爱用这个词——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但是，这也不足以证明李资政放弃了儒家价值观。 根据李资政的一贯思想，《李》文转述的李资政说儒家价值观差不多过时了的观点，应该理解为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而不应该理解为李资政已经放弃了儒家价值观。实际上， 2001年1月28日（与《李》文发表同一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题为《李资政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说》的报道更为准确客观地报道了《李》文所报道的事件：“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如果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环球化的步伐前进，这些价值观就必须加以改进”。这里，“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不等于整个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这些价值观必须加以改进”不等于这些价值观必须加以放弃。紧接上语，李资政还说：“虽然没有任何一套价值系统是可以永远合乎时宜的，一些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却应该是所有人类文明中都永恒存在的特点。”这就实际上在指出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的同时，又强调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永恒存在”。2001年1月30日，当记者向李资政提及“《新闻周刊》最近的一篇网上报道宣称他在亚洲价值观的立场上，‘放弃原来的主张’”的观点时，李资政笑着说：“这是西方式的新闻处理方式。他们用标题来引起注意，如果你仔细阅读字里行间的意思，就会知道他们其实不是真的认为我放弃原来的主张。” 实际上，早在1999年10月，李资政在会见过曾在《外交》杂志撰文批评自己维护亚洲价值观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之后，记者曾向李资政问及两人在会谈中是否谈及亚洲价值观的问题。李资政告以双方并未谈及亚洲价值观，并以总结的语气说：“我们两人都70多岁了，金大中的观点是由他的人生经历塑造出来的，而我本身也76岁了，也应该不会改变世界观。双方已经提出了自各自的立场，至于谁对谁错，就由历史来判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的观点更正如下：李资政既没有放弃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也不是要全盘照搬儒家价值观，而是要在坚持儒家价值观的合理内核也即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不断改进、创新儒家价值观。（本文较原文有所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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