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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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思维的实用理性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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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领导新加坡取得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辉煌成就，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该党坚持了正确的执政思维。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是以华人为主的领导集体，所以，该党执政思维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儒家实用理性特征。从字面理解，实用意味着注重实际，强调效用；理性则是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实际上，长期担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现代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对儒家实用理性也有十分深刻的觉悟与觉察。他说：“儒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 这里，李光耀实际上是将儒家实用理性分解为注重实际和强调理性等两方面原则。一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注重实际。当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 他从“不相信任何理论光靠听来不错、写在纸上合符逻辑、言之成理，就一定能付诸实现。一切得看现实人生里发生什么些事，在社会上工作的人怎么过日子。” 另一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调理性。李光耀说：“所谓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是说你必须要虚心，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 儒家实用理性具有十分丰富的具体内涵。这里，我们将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李光耀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为例，在阐释儒家实用理性的具体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思维的实用理性特征。 一．不是拘泥于“什么”，而是关心“怎样” 孔门儒学最具实用理性。当有人向孔子“问孝”、“问仁”时，孔子总是从怎样去做才是孝或仁的角度加以回答。这就是说，他回答的并非什么是孝，什么是仁；而是怎样是孝，怎样是仁。实际上，中国从来少有“什么是”即“Being”和“Idea”的问题，而总是“怎样是”也即“How”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儒家哲学传统是非本质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的。它重视的是存在的多元状态和功能，而不是固有的实体或本质。相对而言，希腊哲学追求从各种具体事物和具体概念（如美的瓶罐、美的小姐等等）中抽升出一个普遍必然以至超越的‘理式’（如美的idea），并以此抽象、思辨的‘理式’作为标准或准则来规范具体世界；孔门儒学则确认“真理”总是具体的、多元的，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离此具体、多元而求普泛，正如离此人生而求超越，为儒学所不取。换句话说，儒家实用理性不是拘泥于“什么”，而是关心“怎样”。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思维充分体现了不是拘泥于“什么”、而是关心“怎样”的儒家实用理性。长期担任该党领导人的李光耀曾真诚信仰过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不相符合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一位卫生部工作人员利用上班时间偷偷外出兼职赚钱的事情曾给李光耀如下启示：“我确信他一生的目标，是对自己的主要雇主付出最少的劳动，这样他才能去做其他的工作。在主要工作方面，也就是在卫生部，他所要做的，是避免引起工头的注意。而工头所要做的，是要避免督工的注意，免得督工知道有这样一个不尽职的员工。督工的唯一顾虑是确保他的主管不会抓到他没逮到工头。”李光耀由此得出结论，群众是因为想要提升自己和家庭而得到推动力，而不是出于社会主义使命的热情。因此，除非工人能受到利益推动作出最好的表现，否则，国家将会缺乏资金来改进整体人民的命运。正是因为不是拘泥于“什么”（即概念定义），而是关心“怎样”（即现实实际），所以，李光耀反对用死的定义束缚活的实践，主张用活的实践创新死的定义。李光耀说：“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弊病，在于如何为社会主义下定义。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使每一代人都有相等的机会的哲学，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种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 二．其志虽在大同，其事只是小康 孔子晚年政治理想有大同与小康之分。在孔子看来，大同虽为理想政治之极则，但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并非一朝可以企及，必须从“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逐渐演进而成。因此，孔子思想虽以大同为依归，其言政却都是就小康而言。这里，大同是远大理想，小康是现实目标；远大理想是现实目标的着眼极则，现实目标则是远大理想的入手门径。近代康有为也说自己“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只是小康”。他的学生梁启超对此有过精辟解析：“先生教学者常言：‘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大；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其行事恒践乎极小极近，以是为调，以是为次第。”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思维充分体现了其志虽在大同、其事只是小康的儒家实用理性，将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区分开来。民主社会主义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建党时确立的远大理想。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刺激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他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人不应该剥削人这个基本原则的信仰。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文盲、贫穷和经济落后，才是恰当的。” 实际上，一项合理的抉择往往不是比优的结果，而是比错的结果。区分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就是要避免盲目乐观地好中求最好，强调客观现实地坏中求不坏。人之常情，都希望好中求最好，坏中求不坏是一种“不得不”为的选择。由于能够区分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李光耀才能果决地作出一系列“不得不”为的决定：“我们不得不调整适应，不得不暂且离开我们的理想和现有规范。”“不得不付出代价。”“不得不修改法律本身。” “那些被省释的绑匪、杀人凶手、持械打劫的强盗，我们不得不加以拘留——违反着我们自由民主社会的理想。” 三．时中而有权，反经而合道 孔子云：“君子而时中。” 时中者，适时而中也。这就是说，君子之中，并非一定就在与两端等距离的中心点，也不一定老在一个点，而是根据时势的变动而有所变化。这样，固执死守中心点或某个点，反而是失中的极端行为。时中就需要有权变，能变通。在孔子看来，那些将礼看成僵死规矩的人是“未可与权”的。古人云：“反经而合道谓之权”。这里，权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合理结合。如果说，经是那个与两端等距离的中心点的中（中间的中，读平声），那么，权就是 “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的中（中意的中，读去声）， 就是恰到好处。由于时中有权强调灵活性，所以，被称为“圣之时者”的孔子的言行也往往表现出“亦可亦不可”或“无可无不可”的特征。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思维充分体现了时中而有权、反经而合道的儒家实用理性。时中有权首先必须承认世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时处于变化之中。人要适应、改造世界，就必须适时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作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李光耀曾说：“变是生活的本质。当我们停止了变，（不）能够对新的形势适应、调整和有效地应付时，我们就开始要死亡了。” 因此，“我们能够成功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能够预料到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决心和本领，对现在预料中的必要的变，开始作变革、调整和适应。” “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他们“是现实的”，他们随时“准备改变政策，以适应新的现实”。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能够随着情况和社会的改变而改变”。 适时而变，不仅不违中，而且是从更深刻的意义把握中。因此，在如何处理同一社会不同种族的差异问题上，李光耀主张“在保持社会一致性和保持个性的某种自由度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李光耀所说的“中间道路”，实际上就是一种根据时势变化而加以变化的道路（或政策）。以如何对待穆斯林姑娘的装饰为例：在此时此地，“如果有些穆斯林姑娘坚持裹着头巾上学，并且准备忍受由此而来的烦恼，那么我们其他人也应该容忍这种陌生的习俗”；在彼时彼地，“如果她到海关或移民局工作，而每年有数百万人与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奇装异服会使人困惑，那么她必须穿制服”。李光耀认为，“这种方式在新加坡一直是行之有效的”。 这里，一方面，李光耀所说的“中间道路”或“这种方式”无疑不是与两端等距离的中心点，更不是死守一个点，而是根据时势的变迁加以变化；另一方面，李光耀所说的 “这种方式”（即“中间道路”）“在新加坡一直是行之有效的”，所以，它是一种“中意”的道路和方式，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符合、把握了中。 四．有所革新，有所因循 孔子对社会发展始终抱持一种有所革新、有所因循的渐进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与他对人的有限理性的清醒认识密切相关。孔子从不承认任何人格品质的尽善尽美、全知全能。在孔子眼中，任何人都具有不如他人之处，因此，“三人行，必有我师” ；任何人都具有为而不能之事，因此，“其言之不怍（怍意为惭愧——引者注），则为之也难” 。于是，人的真正聪明之处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的上述论述在中华文化中影响深远，使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和“人贵有自知之明”等格言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正是来源于这种对于人的有限理性的清醒认识，孔子强调社会发展必须既有所革新，也有所因循：一方面，社会总是处于变动发展之中，即相对于过去有“所损益”，这是“革”；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以过去为基础依据，这是“因”。这就肯定了新的社会制度是在以往的社会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否定了任何天才人物可以抛开历史条件凭空设计、建造出一种全新的制度。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思维充分体现了有所革新、有所因循的儒家实用理性。例如，该党领导人李光耀反对强加的没有经过本国实践考验的外来美好概念，却珍惜那些经过了历史考验的本土价值观念。渐进谨慎当然不排斥必要的改革，但却要求尊重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李光耀说：“政体的制定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并符合其人民的特性。就像穿鞋子一样，穿得越久，就越觉得合适。我们可以把鞋皮扩大，变软，可以换上新的鞋底，并加以修补，这会比一双新鞋更好穿。我国人民已习惯了现行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行得通。许多国家在独立后曾经试过及经历过种种的体制，从总理和议会制到总统制，又变成实行军法统治，过后又回到选举制，选出新人民共和国总统。这些都没有带来稳定或合法性。我相信，当我们了解年轻一代对鞋子的外形和适度要求不同而需要改变时，最好还是把旧鞋子弄松弄软，使其变得好穿。 李光耀十分赞赏哈耶克的社会进化思想。哈耶克的观点“清楚而权威地帮助”他“将一桩一直心有所感、却无法表达的事实一吐为快，亦即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多位公认一方权威的睿智之士，都以为好头脑就能设计更好的制度，创造比历史演化或经济达尔文主义所能建构更多的‘社会正义’，其实是非常不智的。” 哈耶克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到全部知识，并据以建立十全十美的制度。经过多个世纪演化而成的制度，比人类所能设计的任何制度都更优秀。在他看来，传统绝非抽象的社会规则而已，而是通过竞争淘汰的生存者：通过物竞天择的可以继续保存，没有通过的就被扬弃。哈耶克十分欣赏儒家思想，并多次引述孔子“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格言。实际上，哈耶克的社会进化思想与孔子有所变革、有所因循的实用理性具有相通或亲和之处。正因为如此，具有实用理性的李光耀自然很容易接受哈耶克的社会进化思想。李光耀认为，政治发展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相似，也就是在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中，适者生存。“如果西方价值真是那么优越，能为某个社会带来优越的表现和生存，那么它将会被接纳。我确实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如果采纳西方价值观会削弱一个社会的生存机会，西方价值观将被排斥。比方说，弱国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对一个象中国这样人口稠密的国家的生存没有帮助，那它行不通。” 李光耀强调：“我不是一个理论家，我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你可以称我为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我相信你不能在一个理论的试验结束以前，就证明它对或错。美国人非常重视民主与人权。（不过）如果民主与人权真的能够为每一个人带来和平和富裕，那即使美国人不去推动它，它也会实现，因为较没有效率的制度遭淘汰，是不可阻挡的自然法则。” 五．存而不论，勉力而行 所谓存而不论，是指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先哲孔子对待鬼神与死后就是采取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这里，“不语”意味着不去肯定，“如在”则意味着不去否定。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就是典型的存而不论。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这里，“敬”意味着不去否定，“远之”又意味着不去肯定。在孔子看来，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存而不论，才能称得上“知”（即智）。进一步说，既然“敬而远之”方可谓“知”，那么，敬而近之或不敬而远之就分别将因为偏于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沦为不“知”。当弟子“问鬼神”，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弟子“问死”，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当弟子问及死人有知无知，孔子答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而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也，死徐自知之，尤未晚也。” 。所有这些，都是将对方的提问搁置一边，存而不论。本来，在当时甚至后世的条件下，无论是肯定、否定乃至于怀疑实际上都带有几分轻率。同时，由于孔门儒学具有与宗教不同的另一种超越，宗教所必须关心和必须回答的鬼神与死后等问题，在孔子那里却可以不必关心，不必回答。因此，孔子在鬼神和死后的问题上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策略，是非常恰当和明智的。当然，存而不论并不是坐而不行，而是要在行所心安的基础上勉力而行。近代严复在介绍斯宾塞、穆勒等人的不可知论时指出，“理至见极，必将不可思议”，所以，正如“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对于理的探索，也“不必亟求其通” 。“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因此，赫胥黎、斯宾塞等哲学大师“皆于此事谓之不可Unknowable（不可知），而自称之为Agnostic（不可知论者），盖人生智识至此而穷，不得不置其事于不议不论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思维充分体现了存而不论、勉力而行的儒家实用理性。早在1965年，该党领导人李光耀就指出亚洲社会主义的前途“要看亚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否抱现实主义”，并强调“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方法上应该实际和注重实际一些。”他说：“如果你们采取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说：“好吧，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我认为你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这里，李光耀关注的是“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至于有关措施“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可以存而不论，“让下一代去决定”。由于有了这种存而不论的实用理性，当时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民行动党才“没有在新加坡把资本家赶跑”，而是与他们“相处得相当好”，并“把新加坡工业和经济活动的收益用一种公平得多的方式重新加以分配了。” 在处理一国之内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的问题上，李光耀主张“在很多情况下”应采取“不涉及差异问题”这种“比较明智的办法”。以新加坡为例，所有种族都可以平等地就业和做其他许多事情。“人们需要在保持社会一致性和保持个性的某种自由度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明智的做法是，把基本信念问题搁置起来，让时间去化解它们。” 这里，李光耀主张“不涉及差异问题”和“把基本信念问题搁置起来”，就是对“差异问题”和“基本信念问题”存而不论，“让时间去化解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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