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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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中民主思想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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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方社会的“后发外生型” 现代化国家，韩国的民主进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则被誉为“民主斗士”。其传奇般的40多年为民主而奋斗的历史，就是韩国民主发展历史的缩影。不同于以倡导“亚洲价值观”闻名于世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持的“文化决定命运”的看法，金大中强调东亚国家民主发展的“最大的障碍不是文化遗产，而是威权主义领导人及其辩护士的抵制”，因此，“文化并不决定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民主”。立足于东方社会的文化背景，着眼于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金大中的民主思想别具特色，发人深省。目前，中国大陆对于金大中民主思想的系统论述尚属空白。深入探析金大中的民主思想，对于同具儒家文化背景和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的民主建设，具有填补空白的理论意义和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一．金大中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金大中坚信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并毕生致力于将产生、发展于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移植到韩国这一东方社会。其民主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民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民主不仅是金大中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也是金大中为之赴命的毕生信念，并视民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一方面，金大中视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必须并且可以在世界任何国家加以推行。他指出，20世纪里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主制度被作为最合法的政治形式而得到广泛接受。每一个国家都以民主的真正代表自许，或者正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民主这种政治工具是西方文明首创的，但是，如果了解这一工具的基本原理，它也可以由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加以使用。实际上，“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是在采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后才繁荣起来的，而自由市场体制是民主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经济发展快于政治进步的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历史证明，随着时间推移民主最终会获得胜利。” 在金大中看来，韩国就是要建立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我们要求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要保障劳工和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强调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金大中视民主是使韩国人民能够享受自由、正义和人的尊严的唯一途径，是能真正加强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是有朝一日实现韩国和平统一的唯一途径。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由和公正；没有自由和公正就没有国家的稳定和安全；而没有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就不会稳步前进”。 2．儒家文化含有民主取向的资源 不同于时下流行的将儒家文化视为民主政治的障碍的观点，金大中强调儒家文化含有民主取向的资源：首先，儒家文化含有民主取向的理念。金大中认为，深受中国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民为贵”思想的影响，韩国传统政府将民心向背视为政府是否合法的根据。韩国李朝500年的治国原则是“民意即天意”，事人即事天。金大中指出，虽然民主是起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民主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追求自由、正义和人的尊严等民主理想是韩国悠久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金大中更进一步提出了儒家民主思想萌芽“先于洛克”的观点 。他说，人们普遍认为，英国政治学哲学家约翰·洛克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根据洛克的理论，主权在民，统治者是通过与人民订立社会契约而获得授权进行统治的，人民可以撤回其授权。而差不多比洛克早两千年，中国哲学家孟子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根据孟子的“王道”政治原则，君王是“天子”，即天之子。上天授权给天子推行良好的政治，为老百姓谋福利。假如天子治理不当，人民有权起义，推翻其统治，替天行道。此外，孟子还为推翻暴君的所谓的“弑君”行为正名：一旦君王违反天意，他就不再享有臣民效忠。这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王应该像尊重上苍一样尊重他的人民。其次，儒家文化具有民主取向的机制。金大中认为，朝鲜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两班阶级的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例如，“言官”被委以建议批评之责；“史官”的工作不得被任何人干预；政府设立最高儒教学府“成均馆”，馆内学员可以奏本呈疏，设议朝政；两班阶级的一切成员都有权要求直接面君陈辞，君主有义务做出反应；从李朝第三代国王太宗开始，普通人可以击鼓求见君王，陈奏紧急事务等。民主取向的机制还表现在韩国的科举制度和地方自治上。与西方的官职世袭制相比，文官考试制度增加了人员的纵向流动。“乡约”制度在村一级传播儒教伦理道德，保证地方自治的广泛实行。基于儒家文化具有民主取向的资源，金大中得出结论：韩国不应把民主的失败归咎于儒家文化或历史因素，而应归因于人们既不承认实现民主的条件已早已成熟，也没鼓励和促进民主的发展。因此，在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和增进人权方面，最大的障碍不是文化遗产，而是权威主义领导人及其辩护士的抵制。 3．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必须共同发展 金大中民主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必须共同发展。在金大中看来，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自由、竞争、责任原则，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首先，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同具自由原则。市场经济是尊重私有财产权和个人自由意识的经济秩序；民主政治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也强调以法律手段限制国家权力。两者都是坚决抵制政治权力引起的各种侵权行为，从而使每个国民都能自由参与政治经济活动。其次，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同具竞争原则。为了更有效地运作市场经济，需要公正的竞争；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保证选举过程中政党或候选人之间竞争的公正性。最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同具责任原则。成熟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最讲道德的经济，自然强调责任原则；民主政治既强调人民要行使主人的权利和权力，也要求人民要承担主人的义务和责任。总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成正比例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共同发展。一方面，民主政治通过国民对政府的监督和牵制，杜绝政治权力的恣意干涉，防止政企勾结和营私舞弊等从根本上歪曲经济秩序的行为出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使每个国民的能力和努力得到正当的补偿，也为民主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金大中民主思想的批判精神 金大中民主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即从价值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等三个方面对权威主义政权进行了深刻批判。合法性是统治者之所以能统治的资格。合法性所说的“合法”，并不一定是指合乎严格含义的“法律”，而是泛指“集体公认的标准和价值”。它使被统治者相信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利，即相信其统治是合法的、正当的。合法性基础是统治者具有统治资格的理由，也即被统治者为什么要服从的理由。合法性基础包括价值的、程序的和绩效的等三项内容。根据基础的不同，可以把合法性区分为价值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无论是缺少何种合法性，都会导致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在不求助合法化的过程下，没有一种政治统治能成功的保证大众的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的自愿服从。 1．价值合法性的批判视角 金大中从价值合法性的角度出发，批判权威主义政权的独裁性质。利维塞特指出，“合法性主要是确定价值。群体按照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是否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念来确定该制度是合法的还是非法”。合法性危机“并非因为它是无能，而是因为它所象征的体系和基本价值观否定了他们自身的东西”。 因此，只有当存在一种用以提供统治正当资格的普遍信仰时，合法性才能得以实现。由于韩国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体系文化存在着双重性，因此，在长期的权威主义统治中，民主主义者总是承担着对于权威主义进行价值层面的批判的任务。在韩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既逃不脱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到美国现代文化的冲击。由于儒家传统既有民主资源，也有专制因素，因此，包含专制因素的韩国传统文化支持一个强大的家长制政府，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韩国当代文化又呼唤一个分权的民主化政府。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和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二元对立，发展成为二元对抗的政治社会局面。体系文化的双重性是韩国民主化进程充满血腥的重要根源，也是韩国权威主义政权始终存在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原因。在金大中看来，朴正熙政权和全斗焕政权都是非常脆弱的政权，他们完全以绩效合法性为支撑，违背了社会的民主要求，实际上是非法的。尤其是全斗焕政权在没有历史要求的情况下上台，更被他认为是非法的。权威主义政权的非法性和脆弱性的根本原因乃是其缺乏民主价值的支撑。 2．程序合法性的批判视角 金大中从程序合法性的角度出发，批判权威主义政权的独裁统治。合法性的程序基础和价值基础的分裂似乎在引进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中凸现出来。对引进民主的现代化国家而言，合法性的程序基础似乎更难在短时间里奠定。虽然政治统治者宣扬民主价值，但却忽视具体的民主程序。而人民主权理念的实现，必须具体落实为个人权利的实现。“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去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人民”就将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空壳。抽象地肯定人民的权利却具体否定个人的权利，实际上是通过架空人民而最终否定了人民的权利。同时，具体的个人权利的实现是通过具体的民主程序实现的。对引进民主的现代化国家而言，必须建立和实行大规模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工具和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政治是经验的、程序的，而不是理念的、抽象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英美国家的自由主义也更多地强调民主程序，而不是更多地强调民主理念。 在金大中看来，权威主义政权缺乏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和选举过程。韩国的诸多选举不具备合法的政治程序。在诸多不具合法程序的权威主义政权中，全斗焕政权的非法性质最为显著。虽然金大中对全斗焕政权的批判甚于对朴正熙的批判，但是，无论提及朴正熙政权还是全斗焕政权，甚至后来通过竞选上台的卢泰愚政权，金大中都对他们的军人期间通过政变上台的手法（卢泰愚曾帮助全斗焕政变上台）深恶痛绝。对全斗焕政权的上台和执政，金大中尤为痛恨。金大中认为，如果不是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韩国本来是可以建立起民主制度的。韩国没有实现民主，不是因为韩国人民的过失，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实施民主的能力，而是全斗焕的政变扼杀了民主制度。而且“全斗焕从一开始便以不民主的做法为合法。他继承下来的宪法使他可以任意解散政党。他可以依法剥夺他的对手或潜在的对手的政治自由。人民群众被剥夺了直接投票的权利。看起来像是一次选举的政治闹剧，其目的只在于使他成为总统而已。” 在全斗焕任期快满时，金大中呼吁，韩国必须废除现存的独裁制度，恢复保障自由的民主制度。“没有自己发表演说的自由，没有代表他人公开发言的自由，没有保卫投票箱的自由，没有核实选民登记表的自由——在任何时候，政府都有可能操纵和捏造这种登记表。不仅可能，而且过去已经多次这样做过。”金大中指出，假如恢复民主制度以后，全斗焕本人通过参加竞选而获胜，我们是会接受他的，因为那是人民自由做出的选择。 3．绩效合法性的批判视角 金大中从绩效合法性的角度出发，批判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绩效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一再地或长时期的缺乏绩效，必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金大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朴政熙政权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但早就对其体制导致的官营经济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诸多专家和观察家把韩国的经济发展作为成功对象加以研究和欣赏时，金大中已经对韩国经济的黑暗面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指出，“今天我们的现状从真正意义上而言，并非自由经济社会，而是官权支配下的‘特权经济体制’”。 这种发展模式与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共同发展模式是相悖的。在金大中看来，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特定时期里能促进经济总量的增加，但却无法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权威主义政府的过多介入使市场机制不能顺畅的发挥作用。权威主义政府控制价格体系，调整重或轻工业优先政策，实施特惠金融政策等等，歪曲了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原理，导致韩国经济处于极端不均衡的状态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状态。而在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大联合企业中的同时，农民、工人、中小企业和穷人的利益却被忽视了。在韩国，10个商业巨头控制着超过50%的国民生产总值。他们实际上控制了重工业、轻工业和金融机构。而这些商业巨头的股票又掌握在一小撮大家族手中。这是在民主制度下的任何国民经济中都找不到的控制权如此集中的情况。同时，在财富分配极不平衡的背后，在权力和财富大量集中的过程中，因为只有那些得到政府支持的人才能成为大亨，所以，政府和政党领导存在着严重的腐化，甚至于韩国的最高层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总统都贪污了巨额款项。韩国金融危机集中证实了金大中对权威主义体制下的官营经济的批判的前瞻性。正因为金大中对权威主义体制下韩国经济进行过深刻思考，他才能对其作出深刻的批判，也才能在1998年执政后力挽狂澜，较好的解决韩国的金融危机。 ，并认为全斗焕政权使官营经济的弊端继续恶化，连朴政熙政权所拥有的一定程度的绩效合法性也丧失殆尽 三．金大中民主思想的多维反思 阐析金大中的民主思想，重要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得可资借鉴的启发。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照搬金大中的民主思想，而应该对金大中的民主思想进行多维反思。 1．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反思 金大中关于民主政治必须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却含有视二者必须同步发展的偏向。他集中精力批判权威主义政权的独裁性质和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力求以民主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但未看到如下事实：在没有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从外面移植而来的民主并不能立即解决民生问题或经济发展问题。这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相对而言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是指率先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并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发展和逐步演变而实现的现代化，其典型形态是欧美等国的现代化。一般来说，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往往表现为同步发展。“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指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开始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而进行的现代化。这里，“后发”的特征使得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具有赶超的性质，“外生”的特征又使得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缺乏本土的支持。于是，具有赶超的性质需要经济优先，缺乏本土的支持又要求民主渐进。这时候，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就其根本趋势或总体状态而言的。当从西方移植进来的民主制度不利于经济发展时，通过高效的权威主义迅速发展经济往往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韩国建国初期，政府并没有将经济发展作为韩国的主要任务，而是致力于政治的民主化。折腾十几年后，尽管在美国的包办下，组建了一个以李承晚为首的“民主”政府，但这个政府既不民主，又非常腐败，学生游行、工人罢工以及暴力与流血事件经常发生，全国的混乱与无秩序简直难以形容。由于政局动荡，李承晚政府又不注意经济建设，所以，尽管有美国的大量援助，但经济秩序紊乱，市场萧条，到1959年，韩国经济尚未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当时韩国民众的生活连李承晚也承认：即便按亚洲的水平也不能说达到了糊口的水准。1961年发生“5·15”政变，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政权登上了政治舞台。面对严峻的现实，朴正熙总结了韩国以及其他后进国家的经验之后认为：在像韩国这样的后进国家中，从法制安全到政治、经济这些最基本的保障当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没有经济的现代化，其它领域的改革与进步也就无法实现。“民主这颗没有光泽的宝石，对于那些遭受着饥饿和绝望痛苦的人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要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一件至关重要的、压倒一切的大事。朴正熙政府通过威权统治实现了韩国的经济腾飞。朴正熙上台时，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82美元，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小国家。朴正熙上台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提出了“经济增长第一”的口号，制定了四个五年计划，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为韩国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自1961年至1971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2美元增至289美元，10年间翻了近两番。自1971年至197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89美元增至1644美元，8年间翻了2.84倍，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汉江奇迹”。但是，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发展的绩效，使政府在获得有效性的同时获得绩效合法性；也可以在经济发展之后随着人们的民主需求的增加导致威权式政府丧失价值合法性。因此，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吊诡：韩国建国之初的政府将政治民主化置于经济发展之先，却实际上导致了后来的朴正熙时期的威权政治；朴正熙政府通过威权统治大力发展经济，却客观上为自己的威权统治自掘坟墓，为未来的政治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正确理解民主政治必须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就要将共同发展与同步发展区别开来。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而言，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经济优先，民主渐进，也许是更为理性的选择。 3．关于民主与妥协原则的反思 金大中视民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以及为韩国的民主发展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这种时时处处都否定妥协的做法，却可能与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实际上，“妥协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民主国家的公民须乐于以妥协办法解决他们的分歧。民主的所有条件之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 妥协要求冲突各方具有包容、忍让的精神。一个民族惟有培养起包容和忍让的文化，民主才行得通。在这样的环境里，少数人能够接受多数人做主，直到下届大选为止；同时，他们会耐心、和平地等待机会，以说服更多选民支持他们的主张，使他们能够组织政府。因为民主需要包容与忍让，所以，把民主制度强加给那些传统上你争我斗、至死方休的国家，往往事与愿违。种下的虽是“龙种”，收获的则是“跳蚤”。正因为如此，亚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就往往表现出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亚洲国家的民主进程才会那样艰难曲折。韩国的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曲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包容与和解的文化。韩国文化向来讴歌苦战到底的勇士，却并不推崇互相让步以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人生哲学。中国、日本和韩国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但三个国家所突出的儒家文化核心并不一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恕，日本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忠勇，韩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节义。节强调保持气节，为坚持原则而甘愿杀身成仁；义强调舍生取义，为追求真理而不惜流血牺牲。对于许多深受儒家节义文化影响的韩国人来说，妥协、让步是完全陌生的概念。于是，人们将坚持原则和作出妥协完全对立乃至于对抗起来，有此无彼，非此即彼。考察朴正熙政权和民主斗士金大中之间的关系，可管中窥豹。虽然朴正熙以军事政变的形式上台，不符合民主原则的要求。但客观地讲，由于当时的韩国在经济上可谓一穷二白，在政治上照搬美国模式，民主政治并没有在韩国扎根，生长。李承晚政权的无法无天，张勉政府的矛盾重重，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效能。甚至于当张勉政府获悉朴正熙的政变计划时，都无力达成一致，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因此，朴正熙上台，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而且，他上台以后，为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乃至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朴正熙政权虽然缺乏意识形态合法性，却具有充分的绩效合法性。但是，在民主斗士金大中看来，坚持民主的原则和向朴正熙政权妥协是截然冲突的。民主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是他必须誓死遵循的原则；即使朴正熙的军政府经济绩效显著，也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他将朴正熙的独裁专权视为为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的为所欲为。因此，如果要选择与朴正熙政权作出妥协，金大中宁可选择死。反过来，在威权领袖朴正熙看来，在当时韩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下，民主是一颗没有光泽的宝石。他一意孤行，无法容忍反对党斗士金大中，并对他进行多次迫害。于是，冤冤相报，无有已时。因此，接受和坚持妥协原则必须认识到如下事实：“你认为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公正的，但同一社会内别人也可认为并坚信他的原则，与你针锋相对的原则，是正确的、公正的，这两者是互相抗衡的” 。如果金大中能从当时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朴正熙政权的绩效合法性的角度考虑，对朴正熙政权包容一些，愿意暂时接受相反的看法和听从合法政府的命令，坚持有原则的妥协；或者朴正熙能够从民主的角度考虑，对反对党包容一些，作出些许让步和和解，韩国的民主进程就不至于如此艰难曲折、布满血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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