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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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党能力：特征和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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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党能力：特征和途径 摘 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一定是为政治行动而组织起来的具有团结一致性和内聚力的集团，一定是以人民大众为号召对象，并且能够通过有效的组织与群众联系在一起，对群众实现了充分动员的集团。政党的本质说到底是组织群众支持的工具。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脱离群众才是政党力量之源泉。 关键词：政党 组织 动员 群众路线 一、 强有力政党的特征 在当今世界无政党国家已十分鲜见，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就是进入了政党政治的阶段。传统社会可以有民主、共和、宪法、议会、选举、法律，但是没有政党，政党是现代政治中特有的体制。[1] 几乎当今所有的国家，无论民主与否，都有某种政党制度来联系公众和政府，政党已经成为当今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工具。同时，政党力量的强弱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对此，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曾经指出，进行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决定于其政党的力量强弱。凡取得真正或推定的高水平政治稳定的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都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2] 其理由在于只有如此般的政党才能提供有效的权威，他们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基础，他们党的组织提供了具备体制性质的组织结构，以此来动员支持和执行政策。这样的政党所创造的政府才能统治，建立秩序。 那么，一个强有力政党的特征是什么？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政党的力量反映出支持的规模和组织的水平。” [2] [P440] 具体来说，第一，政党力量可以从其适应性方面来衡量。政治生态环境总是会给政党组织带来各种挑战。一个政党组织能否应付这些挑战，能否经住时间的考验，就取决于它的适应性。测量组织的适应性有三个标准：⑴组织及程序存在的时间长短。一个政党存在的时间愈长，其组织和制度化的水平就愈高，愈老的政党组织，在未来的特定时间内，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愈大，所以一个强有力政党是不可能在一夜间建立得起来的，它是在长期的岁月之中，经历各种挑战锤炼而成的；⑵代间转移——如能不引发继承危机而更换新程序操作者（即领导人）的次数频繁。政党组织如果已经多次和平地解决了继承问题，其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就愈高；⑶功能——能历经主要功能的变更而继续存在，一个历经环境变化而能应付自如，历经主要功能的变更而继续存在的政党，可算是一个强有力政党。达到这三项标准的政党组织及程序，便是适应性强。政党组织的适应性愈强，其组织的水平和制度化的层次愈高。 第二，政党力量可以从复杂性来衡量。复杂性的意义包括层次上或功能上的次级单位之增多，以及各类各型单位的结构分化，换言之组织分支单位的多元性及具有多项目标的组织是属于复杂性的组织。复杂性使组织可获得及维系其成员的忠诚，并由此产生稳定性。因此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层次也越高。 第三，团结一致性(或统一性)和内聚力。这种团结一致性和内聚力，以其成员自觉到作为一个组织而具有的集体统一性和自觉到自己对党的目标、利益或价值体系所应承担的共同义务为基础，其包括组织成员对组织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自愿自觉的认同，对履行组织目标的自觉程度，包括组织成员彼此间的共同的规范和价值准则的共识程度，以及情感上的一致性程度，亲密忠诚关系的维系等等。 团结一致性和内聚力这些概念几乎从其本身的定义来讲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组织财富，最基本的集体资源。许多个人把他们的金钱、劳动时间、技术和知识等等个人资源汇入集团，使之为共同的集体目标服务，这种作法本身就意味着在他们中间存在着对政党共同目标的认同和对集体一致性的认识为基础的团结性。团结一致性和内聚力、是支持强有力政党的精神力量。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一定是为政治行动而组织起来的具有团结一致性和内聚力的集团。中国共产党经常把团结、组织性等词作为很受珍爱的、号召性的口号加以使用，这并非偶然。普遍团结状态的实际存在，政党集体的存在所象征的那种组织性和团结一致性，其本身甚至应当变成一种价值，而不仅仅是被看作一种对提高组织力量的有效工具。 二、能力建设的途径：组织和动员 一个政党如何获得力量？其基本途径是组织和动员。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一定是以人民大众为号召对象，并且能够通过有效的组织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实现了充分组织和动员的集团。组织和动员是获取或建立权力的必经之途。 社会首先是由个人构成的，但是个人资源如果不通过组织汇合成集体资源，就不可能获得力量，人类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是在组织的组建过程中才能够实现。组织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集体资源，而一切组织都是由聚集起来综合的集体资源构成的动员。而组织又是藉以对其它一切资源进行动员的基础，使动员成为可能。而动员是指一切为了服务于一个集体目标而做的协调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努力。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曾定义过的那样：“动员指的是为了追求集体目标而组成群体集团、联盟和组织的过程” [3] 人类社会为什么出现政党组织和政治动员，是由于由众多的个人聚集而成的集体资源也只能为政治目的而被动员起来。政党组织与其它组织之区别在于其的政治属性而产生出的巨大规模。没有任何经济的或社会的组织有政党那样大的规模，可以汇聚那样大的集体资源，所以，政党比一般的组织有力量是因为它是政治组织。而强有力的政党比一般的政党有力量是因为前者动员的规模和组织的水平，强有力的政党在于能够通过组织和动员集聚起更大的集体资源，因而它就能够行使更大的权力。 充分组织起来并动员起来，是一个政党获取力量之源泉。如何才能充分组织起来并动员起来？如何才能在创造和维持为政治目的服务的集体资源方面取得成功?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询问有助于团结的条件，凡是在人类保持一种永久的集团生活的地方，就都会发现人们在集体目标上的一致性，普遍团结状态的实际存在。正是团结，它使组织和动员成为可能，并从而形成力量。而团结可以定义为某些人所具有的能够唤起其它人对自己的支持的那种能力。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权力定义中说过这样的话：“权力不是等于人仅仅去行动的能力，而是等于去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决不是个人的财富，它属于一个集团，并且只有当这个集团保持团结的时候，权力才得以维持。” [3] [P219] 团结当然是可以被用作“力量”同义语的，正如人们常说的“团结就是力量”。 原来分散的个人将其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贡献出来汇集而成集体资源，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集中起来的，是对共同目标的认同使得集团得以形成，并且维持着团结的基础。共同的目标的产生和团结的形成的动因，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换言之，集体的存在可以向被组织进来的人提供改善其利益的条件，或者是被组织进来的人们具有一些能够转化成为共同利益的相似的利益。组织可以保卫和推进他们的利益，这样，整体的利益也就变成了为每一个人的利益。所以维持组织对于以前在孤独中来追求的个人利益的实现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组织的存在所象征的那种组织性和团结一致性，会被其成员看作一种对保护和提高个人利益有益的工具。如果组织中的成员把组织看作为他们的目标和价值服务的组织，组织成员之间的团结性就会坚强得多，并且就会更多地以认同性的权力形式，作为组织本身的权力结构的基础。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认识到了这么一个道理，即：人们不会持续地被动员起来为实现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而奋斗，一定要使社会主义变成现实，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改变成更具体、更容易在经验上加以验证的事情。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具，工人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有力量实现社会主义运动。 三、从历史的角度看党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84年历史的政党，其经历了28年的革命战争锤炼，又已有56年的执政经验，可谓是一个历史悠久，久经锤炼，经验丰富的政党。从近代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正是它建立了一个中国近代以来真正可以统治的政府，建立起了社会秩序，实现了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不论从何角度看，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代（1912—1949），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的黑暗时代。一个古老的民族不仅为外患所扰，饱受外国侵略者的侵害，处在半殖民地社会的困苦、屈辱状态中，同时又为内乱所累，国家分裂，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因此，振兴中国所必需的全国统一和重建秩序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其条件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可以统治的政府，而中国共产党则使这一目标成为现实。 中国共产党何以有此能力？当然是由于它具有高度的组织水平和动员能力，从而成为中国唯一具有广泛大众支持的政党。这就是在与中国国民党竞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使得中国共产党“集聚起来的集团资源”的分量超越了中国国民党“集聚起来的集团资源”的分量。中国国民党有美式武器、有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大财团的支持、有8百万的正规军；中国共产党有的就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党员精英和充分动员起来的亿万大众，他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是力量之“根基”，中国国民党掌握的只是力量之“枝叶”。 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通过“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土地改革”获取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他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4]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大法宝”。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或者说“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5]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它十分重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建设以及党的团结和统一，从而在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关于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后曾明确地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5年10月 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6] 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富有特色的创造，也是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依靠这条群众路线，使自己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群众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的动员方式。我们完全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群众路线的方式集聚起巨大的集体资源，调动起了千千万万个革命大军，取得了与中国国民党竞争的成功。以淮海战役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战役中组织起来的随军民工约十万二千八百一十九人，二线转运民工约五十三万零七百九十九人，后方临时民工约一百六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人，共达二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八人。担架七万三千九百多付，小车四十一万多辆，大车三千多辆，挑子四万二千四百付，牲畜六千三百余头，船只一万三千六百三十艘，汽车二百五十辆。共运送粮食五亿七千多万斤，弹药一千四百六十多万斤，以及无法估算的其它军用物资。这些民工运输队伍日日夜夜在大道小道上川流不息，风雨无阻。在几百里、千余里广阔的原野上，如同一股股洪流，涌向前线。[7] 所以就有了陈毅元帅这样的说法，“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8] 中国共产党所以有如此的动员力量，其动员的条件在于付出了可见的利益，或者说通过土地改革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土地改革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9] 中国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真正使它成为了保卫和推进当时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农民利益的组织，从而成功地实行对他们的政治动员。正是通过土地改革这样一个集体目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共同性，党与农民具有了利益一致性，团结了农民。以前在个人行动中难获得的个人利益——土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动员下可以实现，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的利益也就变成了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利益，维持中国共产党组织和这一组织的团结，对他们就变得至关重要。 四、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仅仅是在于善于革命，推翻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而是在于十分善于建立一个政府，这是一项难的多的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的条件，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政党。中国现代化以及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考验，是我们这个民族是否具有建立有效率、有适应性、有复杂性和团结性组织的能力。组织的学问是政治学问之本。执政能力的保持和增强取决于政党组织力量的发展，而后者又取决于团结和动员能力的保持和提高。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达到相当高组织水平的政党。根据组织的世代性寿命来衡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代间转移已经多次和平实现，从“革命战争型”人才，最终过渡到“技术结构型”的新一代政治精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尤其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进而再到胡锦涛，领导人的代间转移已经多次和平经历。 1989年9月，邓小平有意识地选择退出领导岗位交班江泽民，显然是为了要促进党的制度化和领导人的代间转移。事实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政治继承危机，权力承传已经呈现出制度化的轨迹，在党的第一代领袖之后，新一代的领导人已经成功实现了领导。 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可以历经主要功能的变更而能应付自如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出身，在1949年之前，其主要的职能是组织革命战争。这一任务的实现程度以及组织水平，恐怕没有人，包括对手可以置疑。在1949年之后，成为“执政党”，其主要的职能是组织现代化建设，1978年之前，使用计划经济模式，1978年之后，又转型到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十分巨大的变化，然而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顺应了变化，应对了挑战。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执政能力的政党，是一个有力量的党。 中国共产党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腐败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因为这两者可以严重败坏党的组织性和动员群众的能力。腐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就是执政党组织衰弱的表现，换言之，政党组织的软弱就是腐败的机会。腐败的行为可以说就是其行为背离了党的组织原则的行为，是对党组织共同规范和价值准则的违背，是对党的团结一致性和内聚力的破坏。这种人大量的出现，当然意味着党组织的涣散，党的组织水平的下降。所以，反腐败是我们的一项十分严重的任务，一个组织的巩固是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努力和集体纪律的，自觉的认同是需要的，而强化组织的行为规范，执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则也是有效力的“组织武器”。 政党的本质说到底是组织群众支持的工具。脱离群众意味着政党失去了力量源泉，意味着政党生命力的枯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脱离群众才是政党力量之源泉。群众路线在价值层面应当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在实践层面应当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行动纲领，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群众路线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需要再肯定。那种整齐划一的，忽略了个人的实际需求，侵害了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没有确定制度程序式的群众运动可以放弃。 可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决不可以放弃。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得心应手、具有效力的动员方式。而当下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不采取群众运动方式的群众路线如何行动？再就是，在执政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密切联系群众？提出后一个问题的理由是，目前由于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工作更多的是政府工作，党的职能更多是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和履行职能的方式更多的是行政的和经济的。另外，重要的党务工作就是选拔和录用干部。那么，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呢？现状是非干部的群众与党的组织，双方客观上缺少联系，更缺少与高级党组织的联系。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是加强党对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的领导，党管干部，党管媒体；还必须加强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从而获得支持。党要管党的题中之内容，一定要有群众工作，甚至可以说党要管党最重要的是群众工作。政党不能不向广大群众发出呼吁，不能不通过有效的组织工作把群众和自己密切联系在一起，不能不把组织人民的支持的工作视为重要工作。 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组织系统，它为执政提供了具备体制性质的组织结构， 这个组织结构应当是履行两种职能：一是执行政策；二是动员支持。执行政策的职能目前得到了充分的重视，通过强化行政系统得到落实。现在需要的是强化对群众的动员，恢复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的活力。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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