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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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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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共识是指一定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对于某些共有的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对于某些共有的政治规范准则的认可。实际上，任何社会的存在或维系都依赖于一定的政治共识。由于矛盾冲突是人类状态的核心因素，政治共识就成为和平而有秩序地处理政治事务的一个头等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一些得到广泛接受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规范准则，社会和政治组织就不可能存在。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传统社会的政治共识已经瓦解，新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共识又尚未形成，从而容易出现政治思想混乱、政治规范丧失的局面，发生政治共识的危机。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巨任务，又要求社会通过达成政治共识以维持稳定，促进发展。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出现的一定程度的政治思想混乱、政治规范沦丧，又意味着我们的确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危机。使社会民众在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规范准则之下达成共识，是领导人民长期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回首过去，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时的著名谈话（以下简称“南方谈话”）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成功范例。本文将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例，对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分析如下。 一．诉诸常识 所谓诉诸常识，是指通过揭示常识来达成共识。一般来说，一定社会的政治共识的达成有赖于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形成确立并深入人心。意识形态（Ideology）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对于世界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既可以成为统一人们思想的武器，也容易沦为圈定人们思维的藩篱，从而使人陷入僵化、迷妄的状态。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有人将Ideology（意识形态）音、意兼顾地译为“意谛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旧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新的意识形态尚未确立，社会难免出现政治共识的危机。这时候，想要通过确立和灌输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达成共识，往往非常困难。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于世界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很难在社会转型时期仓促形成确立；另一方面，确立形成了的意识形态又往往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政治急剧变化的障碍和观念意识不断更新的桎梏。于是，取代意识形态来达成政治共识的方式就往往需要诉诸常识。常识是平常普通的知识，具有切合人之常情、符合事之常理的特征。一方面，常识切合人之常情，也就最能替代意识形态以统一人们的想，促成政治共识；另一方面，常识符合事之常理，也就最能避免“意谛牢结”可能带来的僵化和迷妄。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通过诉诸常识以达成共识的成功范例。1992年春季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民众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较大迷惑，产生了较大分歧。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所以能够起到排难解惑、达成共识的作用，就因为“谈话”揭示了切合人之常情、符合事之常理的常识。一方面，“南方谈话”切合人之常情。所谓人之常情，就是普通百姓的思想感情。老百姓判断一项政策、一种制度的好坏，不是看它说得怎样，写得怎样，而是看它实际怎样，看它是否真正给国家、“自家”带来实惠。“南方谈话”正是从这种人之常情出发，指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上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南方谈话”符合事之常理。所谓事之常理，就是办事情的最基本道理。一件事情办与不办，最基本的是看它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以及利害的大小：有利则行，有害则止；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正是从这种事之常理出发，针对有的人说发展“三资”企业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他强调，“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由此可知，“南方谈话”正是通过揭示常识以促成共识，从而使中国人民在坚持改革、不断发展的共识下实现了意志的统一。 二．自由兼容 所谓自由兼容，是指共识的达成是以广大民众的自由意志为基石，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的兼容并蓄为特征。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已经厌弃传统专制体制下以君主个人专横意志为依据、通过“填鸭”灌输和愚民政策等方式达成的虚假共识，向往充分反映民意、尊重个性的真正意义的共识。这种真正意义的共识只有通过心灵的自由来达成。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走出传统封闭社会的思想静态同一，开始走向现代开放社会的思想动态多元。在现代开放社会，共识是基本价值观念、程序规范的共同一致，不是时时处处的千人一调、众口一声。所以、共识的本质是“和”，不是“同”。所谓“和”，是五味调和、五音相和的“和”，是包含矛盾双方的对立的统一，是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协调一致。所谓“同”，是“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若琴瑟之专一” ，实际上是排斥不同意见的万马齐喑。从“和”的本质特征出发，共识的达成又必须采取兼容的方式。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通过自由兼容以达成共识的成功典范。首先，“南方谈话”之所以能够排难解惑、促成共识，是因为体现了自由的精神。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主张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是依据某一个人、某一个小团体的意志，而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赞成、认同的基础上。正是立足于群众的赞成和认同，他指出：“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就会被打倒。” 以民众自由意志为基石的政治共识来源于自由心灵的自主选择、心悦诚服。这种政治共识产生于公民的自由意志，并藉此使这种自由意志本身成为政治进程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的唯一根源。产生于民众自由意志的共识，不是依靠单向“填鸭”，而是依靠双向沟通；不是依靠强制服从，而依靠教育等待。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所以能够悦心服人，达成共识，正是因为体现了这种来源于民众自由意志的大方向。邓小平说，当时搞农村改革，“开始并不踊跃”，“好多人都在看。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 。 其次，“南方谈话”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是因为体现了兼容的特征。兼容意味着开放。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而不是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原则，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的认同，才能成为统一人们思想的共识。另一方面，兼容意味着包容。当时代的发展从革命走向建设、社会的状态从封闭走向开放、党的任务从革命走向执政，我们必须走出过去那种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思维定式，树立兼容并蓄的新思维。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与他人协调合作；也只有这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体现的正是一种开放包容的胸襟和胸怀。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一思想表现了一种开放的胸襟；邓小平还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论点表现了一种包容的胸怀。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襟怀，使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达成了新的共识。 三．存而不论 所谓存而不论，是指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以避免不必要的歧见、争论和麻烦。先哲孔子对待鬼神与死后等问题采取的就是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这里，“敬”意味着对于鬼神不否定，“远之”又似乎是对于鬼神不肯定。在孔子看来，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存而不论，才能称得上“知”（即智）。进一步说，既然“敬而远之”方可谓“知”，那么，敬而近之或不敬而远之就分别将因为偏于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沦为不“知”。当弟子“问鬼神”，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弟子“问死”，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当弟子问及死人有知无知，孔子答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而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也，死徐自知之，尤未晚也。” 所有这些，都是将对方的提问搁置一边，存而不论。本来，在当时甚至后世的条件下，无论是肯定、否定乃至于怀疑实际上都带有几分轻率。同时，由于孔门儒学具有与宗教不同的另一种超越，宗教所必须关心和必须回答的鬼神与死后等问题，在孔子那里却可以不必关心，不必回答。因此，孔子在鬼神和死后的问题上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策略，是非常恰当和明智的。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辨明真相，弄清是非，从而也就很容易让众人无所适从，莫衷一是。这时候，为了达成政治共识，就需要对那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存而不论，以便腾出时间大胆实践，并通过时间的推移消除分歧，依靠实践证明达成共识。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通过存而不论以达成共识的成功范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主张“不搞争论”，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们不可能一眼就看清或一下就说清那些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那些一时不能看清、说清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要花过多的时间去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抓紧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就是因为不争论，人们才能求同存异，“抓紧时间干”，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试与闯中弄清真相，辨明是非，从而消除歧见，达成共识。 仔细分析，邓小平所主张的“不争论”，主要是对有关姓“社”姓“资”等的概念定义的问题存而不论，从而体现出不是拘泥于“是什么”、而是关注“怎么样”的实用理性。正是立足于存而不论的“不争论”所体现的实用理性，邓小平才从“怎么样”而非“是什么”的角度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有人认为，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并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的特殊内涵，因为其他社会形态也要消除贫穷，也要发展生产力。但是，讲求实用理性的邓小平并不拘泥于社会主义“是什么”（即社会主义的定义），从而避免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关心社会主义“怎么样”（即社会主义的现实），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当人们被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的极左观念（也即“是什么”的教条）和“斯大林模式”（也即“是什么”的圈套）所束缚的时候，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多种经济形式不是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铁论。这时候，从社会主义“是什么”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就难以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即使有所突破和创新，也难以获得公众接受，达成共识。相反，从社会主义“怎么样”的角度关注社会主义的现实——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就容易有所突破和创新，也容易获得公众认可。因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而一旦人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怎么样”的问题），就能够通过只有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形式才能摆脱贫穷、发展生产力的客观事实，进而“不争论”地达成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多种经济形式（这是“是什么”的问题）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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