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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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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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从取得政权就开始了。然而，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执政角色具有充分认识并给予正确定位，却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点，就是要正确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角色定位。“角色”（role）一词，原指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后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G.Mead）引入社会心理学中，并被社会学理论所借用，成为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这里，“角色”是指个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占有的地位及其规定的行为模式。角色定位则是指参加互动的个体根据交往对象的行为、符号等线索为其他互动者确定位置，同时也为自己确定位置。由于角色定位是在互相参照中确定彼此的位置，所以，正确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角色定位，就必须将作为 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党”、“专政党”及“在朝党”相区别。实际上，正确的角色定位是成功的角色扮演的先决条件。正确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角色定位，也就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点。 一、 执政政权巩固的基点：不同于“革命党”的执政角色定位 革命是以暴力的手段夺取政权，执政是以和平的方式运用权力。由此可知，“革命党”是指通过革命手段并以推翻现有政权、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政党，执政党则是指掌握国家政权并运用国家公共权力对全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政党。一个政党是把自己定位为“革命党”角色，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执政党角色，其相应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也必然不同。如果一个已经执政的政党还把自己定位为“革命党”，就必然会引起角色错位，造成角色混乱。 “角色混乱” 是指角色承担者有意或无意将一种角色规范加于另一种角色之上，导致角色行为准则和角色规范的混淆和紊乱。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党在革命取得成功并已执掌政权的情况下，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把“革命党”的角色规范、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加于执政党的角色之上，从而引起角色混乱，危害了自身的执政基础，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重大损害。 首先，把“革命党”特别强调阶级性的角色特征带到执政党角色之中，将会损害执政政权的基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因此，领导革命的政党无疑应该站稳革命阶级的立场，走在革命阶级的前列，从而十分强调自己的阶级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将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并进而带领革命阶级奋起反抗反动阶级，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当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建设国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也已经不复存在。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和绝大多数阶层的关系不是敌对关系，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时候，过于强调党的阶级性，却没有注重党的代表性，就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曾几何时，执政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依然仅仅强调自己的阶级性，而没有注意自己的代表性，从而人为地把一部分阶级、阶层的群众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极大程度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在坚持党的阶级性的同时，注重了自己的代表性。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延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提法的同时又强调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并进而极大地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从而使执政政权得到巩固。 其次，把“革命党”特别崇尚斗争的角色特征加于执政党角色之上，将会影响执政政权的稳定。“革命党”的角色目标是推翻反动政权的统治，夺取政权。“革命党”与当时的现存政权是一种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关系。这就决定了“革命党”在行动过程中必定特别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以一种反对现存政权的斗争角色出现。而执政党角色的角色目标是要运用国家公共权力对全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和管理，并进而实现安定局面，构建和谐社会。同时，由于执政时期也是和平建设时期，社会上存在的大量社会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扬弃“革命党”特别强调斗争的思维方式，注意采用审慎、渐进的方式实行变革，采取和平、合法的方式进行管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执政政权。但是，曾几何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取得成功、已经执掌政权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提倡“继续革命”，崇尚“造反有理”，坚持“斗争哲学”，认为“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高呼“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这样，不仅不可能在执政之后使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其结果不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基础遭到很大程度的削弱。 二、 执政形象确立的基点：不同于“专政党”的角色定位 执政党如何树立好自身的角色形象，角色扮演非常重要。“角色扮演”是指角色表演，即按照角色规范和角色期待表现出来的角色形象、行为。角色扮演成功与否，取决于扮演者对角色地位、规范、期待的认识是否准确和角色扮演的技巧如何。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长期执掌政权的政党，并领导人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很多人就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专制的、独裁的“专政党”。这与中国共产党应有的执政形象很不相符。 “专政”（dictator）是一个翻译名字，原意指无限的权力，特指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和统治方式。在西方，专政即专制、独裁。所谓的“专政党”往往是指掌握国家绝对权力，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滥用权力以谋取专政者个人利益或狭隘的政党利益的政党。执政党与“专政党”的角色有很大不同：“专政党”往往排斥其他政党，企图独掌国家政权，而执政党并不排斥其他政党参政，而且可以与其他政党相合作；“专政党”往往废除民主自由，临驾于法律之上，而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党”往往以谋取个人利益或其狭隘的政党利益为目的，而执政党必须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因此，要树立良好的执政形象，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实现不同于“专政党”的角色定位。 首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执政党角色形象，绝不同于“一党专政”的“专政党”角色形象。“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所讲的“专政”，是指作为国体的阶级专政，指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类型。马克思认为，任何国家都是一定的阶级的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统治阶级的政党都是“专政党”。超越这一意义，将在执政方式上不同于两党轮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说成是“专政党”，就会犯概念混淆的错误。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政党。这与“一党专政”的“专政党”是完全不同的。“一党专政”是排斥民主政治的，而“人民民主专政”则必须以民主为前提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民主方式，选举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显然，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民主专政”绝不等于少数人专政，更不等于“一党专政”。 其次，“依法执政”的执政党角色形象，绝不同于临驾于法律之上的“专政党”角色形象。执政党虽然是掌握国家政权或在国家政权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党，但是，执政党的产生和运作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执政党执掌政权要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执政党行使权力，也必须依法用权。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程序的一切权力行为都是非法的。同时，执政党的执政权力还将受到法律的监督，滥用权力的现象和行为将依法律受到制止或惩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各种国家机关无不是经过选举程序或人大的决定、任命程序而产生的。党的执政权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运作。虽然我国的选举制度尚有不少地方需要改革完善，政府也有一些违法侵权行为，然而，这并不能否认执政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这一原则。而“专政党”的权力是绝对的、无限的，是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它不可能尊重法律或坚持“依法执政”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自“十二大”以来的党的章程就一直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与“专政党”临驾于法律之上的角色形象完全不同的。 三、执政关系协调的基点：不同于“在朝党”的角色定位 “在朝党”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的。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在朝党”和“执政党”的含义相同，都是指在选举中获胜，负责组织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党或政党联盟。而在选举中失败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就被称为“反对党”或“在野党”。但是，在我国的政党体制中，没有“在朝党”与“在野党”之分，只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别。我国的“执政党”与西方的“在朝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政党体制的本质特征在于“竞争”；而我国的政党体制的本质特征在于“合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合作的主导者，在协调与参政党的关系和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方面，就必然会比西方“在朝党”被寄予更多的期望。 角色期望是指群体或个人对某种角色应表现出的特定行为的期望，角色扮演者的角色行为是否符合其所处的地位和所具有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看他是否遵从了角色期望。这种期望可能来自他人，也可能来自本人。合理并适度的期望可以带来前进的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长期执掌政权的执政党，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对党的期望与西方社会对简单的“在朝党”角色期望具有很大不同。这就要求党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协调好执政与参政的关系，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期望。 首先，与“在朝党”的所担当的角色期望不同，中国共产党必须协调好自己与参政党的关系，合理满足其他参政党的参政期望。在西方，“在朝党”与“在野党”的关系是以价值共识和程序共识为基础的相互竞争关系，彼此间可以轮替互换。这次选举中失败的“在野党”，其参政期望可以通过寄希望于下次选举获胜来实现。因此，“在朝党”不需要特别注意协调与“在野党”的关系，也不必特别满足“在野党”的参政期望。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参政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关系。它要求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自觉协调自己与参政党的关系，主动满足参政党的参政要求，积极发挥参政党的监督作用，努力建设与参政党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执政党长期担当的任务和责任。这与西方“在朝党”所面临的角色期望是很不相同的。 其次，与“在朝党”所担当的角色期望不同，中国共产党必须协调好自己与民众的关系，主动整合民众愿望和利益诉求。按照系统理论，每一个完整的系统都可以分为输入和输出两个过程，政治体系也由输入和输出两部分构成：它接受来自公众的“要求”和“支持”作为其输入部分，通过政府决策，形成政策或法律作为其输入部分。在现代西方，由于公民社会发达，公民被组织在各种政治组织、社会团体之中，形成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介于公民个体和国家政府之间，成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可以起到实现利益聚集和表达、过滤公民所提出的个性化的利益要求、形成相对一致的组织化的团体利益，并有组织地表达给政府的作用。这样，由西方“在朝党”组织的政府，就不必主动去整合民众愿望和利益诉求。而在当代中国，由于公民社会尚不发达，输入政府的民众愿望和利益诉求处于个性化的未经整理的状态，需要政府去对它加以整理和消化。因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主动整合民众愿望和利益诉求，承受着较之西方“在朝党”更多的角色期望。 《新华文摘》篇目辑览收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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