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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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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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 ——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周林刚 （社会学博士，副教授，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该文在《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上发表后，先后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观点摘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6期“论点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1月22日)、《中国财经报》（2007年12月11日）转摘，并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7年第11期）全文复印。中国社会学网、社会学视野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文库、北京市社科联、浙江省社科联、三农中国等多家网站转发。 摘要： 文章从新都市社会学的集体消费视角出发，在对集体消费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以深圳实证调查资料为依据，重点解析了农民工集体消费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变量。结果显示：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以及关内、关外二元结构是制约农民工集体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而且反映在集体消费领域。 关键词：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乡镇企业崛起之后的又一伟大创举。 但“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这种断裂的城市中又以另一种方式映射出来。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这种断裂甚至也发生在城市的本身。”（孙立平，2002）由于户籍制度和身份的区隔，在生产领域，农民工被甩到主流劳动力市场之边缘。 在传统社会学研究领域，生产主义的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消费现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消费研究长期处于主流社会学家的视野之外（王宁，2005）。其实，在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上，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消费，消费问题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中的核心问题（蔡禾、何艳玲，2004）。面对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学者们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社会学家对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消费问题的忽视令人遗憾（王宁，2007）。鉴于此，本研究以新都市社会学的集体消费为理论视角，遵循地位结构观和制度身份的解释逻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农民工的集体消费水平受制于其地位结构？还是制度身份？还是其它因素？ 二、基本概念界定 （一）集体消费 卡斯特认为，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劳动者起初主要是通过个人提供的私人消费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如休息、休养、生殖、学习等）；在农业社会中，农民为自己提供食品、衣物、房屋、出行手段以及其他所需的大部分东西。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已日益变成以国家为中介的社会化集体消费（夏建中，1998）。卡斯特指出，集体消费指的是消费过程就其性质和规模，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例如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和闲暇的满足、医疗、教育等(Castells,M.1983:75)。 集体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满足公共需要的功能、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和社会整合的功能（Saunders,P. 1986:197）。桑德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嵌入集体消费中，集体供给的模式同样导致了社会再分层。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因而会影响他的集体消费水平、类型以及他与城市系统的关系。（陆春萍，2006） （二）集体消费品 卡斯特把消费品分为二类，即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私人消费品（private individual consumption）指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或自己提供的，被个人单独占有和消费的产品，比如日常的吃、穿、用的商品。集体消费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蔡禾、何艳玲，2004）。集体消费品 十分常见，比如，在现代社会中，国防、不付费公路、社会福利、公共教育、法律和民主都是常见的集体消费品。而社会上的大部分物品都不是集体消费品，比如，在商厦里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商品，除非偷抢，不付钱就不能获取。虽然社会多数物品不是集体消费品，但集体消费品却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文明得以存在的关键（赵鼎新，2006）。 1919年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林达尔（Lindahl.E）首先正式使用了“公共产品”一词，并对公共产品的决定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林达尔模型。之后，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任何其它人消费的减少”。弗里德曼则把公共产品定义为“它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而斯蒂格利茨对公共产品的解释是“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类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要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却要花费巨大成本”。（刘乐山、何炼成，2005）经济学根据物品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把经济中的各种物品分为四类：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共有资源、自然垄断物品。（平狄克，鲁宾费尔德，1996：581）在论及集体消费品时，社会学家马威尔和奥立弗(Marwell＆Oliver)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集体消费品。第一种是零和型集体消费品，如公路、公共图书馆、公园等，在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它们的好处的确会减少。第二种是非零和型集体消费品，当享用这些集体消费品的人数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中能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如和平、民主、法制等。(Marwell＆Oliver,1993：89)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于集体消费品（公共物品）的界定基本上没有超越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二维框架。集体消费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要对其进行明晰的区分并非易事。 集体消费品往往是根据政府权利行使的政治逻辑来分配的（陆春萍，2006），政府供给集体消费品时不得不设置一系列的制度门槛，从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排除在集体消费之外。在充分考量农民工消费特殊性的基础上，笔者根据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制度门槛高低，将当前中国城市的集体消费品分为两大类： （1）高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品，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由于这类资源供给的十分有限，作为资源配置者的政府就会设置一些较高制度门槛（如户籍身份、市民资格），从而保障某些优势群体的利益。 （2）政府在供给有些集体消费品如公园、广场、街头绿地等时，对其消费者基本上没有设置制度门槛，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可以去消费，我们将这类集体消费品称为低（无）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品。 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依据集体消费品对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要求高低的不同，我们还可以将集体消费品分为以下两类： （1）高消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如博物馆、公共图书馆、音乐厅、歌剧院等公共文化产品。一般而言，这类消费品对于消费者知识要求较高（文化素养较低者一般不会消费这类产品，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消费知识），而且，消费者还得交费数额不等的费用，有经济能力上的要求。 （2）另一类集体消费品如免费公园、街头绿地、社区内外免费的消闲设置等，对其消费者既没有知识素养方面的要求，也没有经济能力的要求，我们将其称为低消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 整合以上两大分类标准即制度门槛设置的高低和消费能力要求的高低，我们不妨将集体消费品分为四类（详见表1）：第一类为高制度门槛、消高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集体消费Ⅰ）；第二类为高制度门槛、低消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集体消费Ⅱ）；第三类为低制度门槛、高消费能力要型集体消费品（集体消费Ⅲ）；第四类为低制度门槛、低消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集体消费Ⅳ）。 表1 集体消费品的分类 制度门槛 高 低 消 费 能 力 要 求 高 集体消费Ⅰ（高制度门槛、高消费能力要求型）： 1.住房 2.医疗 3.子女教育 集体消费Ⅲ（低制度门槛、高消费能力要求型）： 1.游乐园、度假村 2.市内景点、小山、海边 3.电影院、剧院、音乐厅 4.动物园、植物园 5.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 6.文化站、文化中心 7.图书馆、书城、阅览室 低 集体消费Ⅱ（高制度门槛、低消费能力要求型）： 1.社会保险 2.社会救助 3.社会服务 集体消费Ⅳ（低制度门槛、低消费能力要求型）： 1.公园、广场 2.社区内外体育休闲设施 3.街头绿地、空地 4.大型商场、超市 二、资料来源、研究假设与样本概况 （一）资料来源 短短二十多年，深圳由一个只有几万人口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特大都市。深圳全市面积2020平方公里，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特区的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包括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90.2公里长的铁丝网，将深圳分为特区内外两个世界（关外包括宝安、龙岗2个区）。由此，“关内—关外”、“特区—非特区”的二元城市空间社会性的建构起来。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严重倒挂是深圳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200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827.7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81.93万人 ，暂住人口645.82万人。（深圳市统计局，2006）据深圳市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的统计，外来的暂住人口中，农业户口占88.69％。（深圳市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2006）显然，在深圳的各行各业中，具备农民身份的人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 2007年1月7日至2月12日期间，笔者以户籍性质和所在区域（关内关外）为准则进行配额分层抽样，调查了3264（深户：非深户＝1：5）生活、工作和居住在深圳者的集体消费状况。本文在对原始数据整合后，建构一个农民工（669个样本）和市民（即具有深圳户籍者，542个样本）组成的数据库。 （二）研究假设 卡斯特认为，政府对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导致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和市场，还取决于获得集体消费品的途径和能力（蔡禾，2006）。桑德斯指出，在当代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能力不完全由个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所决定，政府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如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上的重要性十分凸显。家庭消费能力取决于三个因素：家庭挣钱能力、享有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自我供给能力 (Saunders，1986：291、292)。也就是说，制度身份、家庭经济能力是决定集体消费水平关键因素。而经济能力往往同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的。于是，我们演绎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1：制度因素影响显著假设。同市民相比，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层次普遍较低；受雇于公有制企业者的集体消费水平较非公有制企业者低；特区内农民工的集体消费水平较特区外高。 假设2 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影响显著假设。受教育年限越长，则集体消费水平越高；工作时间越长，则集体消费水平越低；个人月收入越高，则集体消费水平越高；管理层的集体消费水平较非管理层高；有技术证书者的集体消费水平较无技术证书者高。 假设3：家庭因素影响显著假设。家庭规模越大，集体消费水平越高；家庭收入越高，集体消费水平越高。 （三）样本概况 表2 样本的基本情况 选 项 频 数（％） 性别 男：423（65.7）；女：221（34.3） 年龄 16～20岁：57（9.2）；21～30岁：306（49.4）；31～40岁：215（34.7）；41～50岁：40（6.5）；51以上：2（0.3） 婚姻结构 已婚：289（43.9）；未婚370（56.1） 家庭规模 1人：151（25.9）；2～3人：241（41.3）；4～6人：171（29.3）； 7人以上：20（3.3） 受教育年限 0～6年：34（5.2）；7～9：245（37.1）；10～12年：381（57.7） 每周工作时间 1～5天：129（20.3）；6天：301（47.8）7天：202（31.9） 个人月收入 810元以下 ：67（11.2）；811～1500元：331（55.1）； 1501～2000元：105（17.5）；2001元以上：97（16.2） 家庭月收入 1～810元：22（4.2）；811～1500元：123（23.5）；1501～2000元：89（13.3）；2001～5000元：242（46.3）；5000元以上：45（9.0） 区域结构 关内：243（36.3）；关外：426（63.7） 单位性质 公有制：93（14.9）；非公有制：530（85.1） 技术证书 有：176（30.1）；无：408（69.9） 社会阶层 管理层：161（27.4）；非管理层：426（72.6） 三、模型与结果 （一）农民工集体消费总体状况：兼与市民比较 按照我们前文的分类，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险均属于制度设置门槛较高、消费能力要求较高的集体消费品。无论市场体制还是再分配体制，住房都是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边燕杰、刘勇利，2005）住房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是一类特殊而重要的集体消费品。我们根据深圳实际情况，将住房品质分为4个层次，结果显示：居住在城中村和临时搭建棚房里的农民工占72.8％，而90％以上的市民则居住在普通住宅和高档住宅中，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同市民的分层十分明显。从住房产权情况来看，市民群体中拥有住房者占78.3%，而农民工群体中拥有住房者仅占11.6%。 表3 高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概况 变量名称 变量值 频 数（%) 农民工 市 民 住房品质 1）高尚住宅区 0（0） 52（9.8） 2）普通住宅小区 285（33.2） 429（80.6） 3）城中村住房 224（49.9） 51（9.6） 4）临时搭建住所 151（22.9） 0（0） 住房产权 1）没有产权 501（88.4） 110（21.7） 2）拥有产权 66（11.6） 397（78.3） 交纳社 保份数 1）0份 221（33.0） 51（9.4） 2）1份 166（24.8） 116（21.4） 3）2份 132（19.7） 187（34.5） 4）3份 121（18.1） 96（17.7） 5）4份及以上 29（4.3） 92（17.0） 子女教育 1）公立学校 18（6.8） 320（89.4） 2）民办学校 245（93.2） 38（10.6） 医疗消费 医院、门诊部（次/月） 0.8 1.7 在社会保险方面，33.0%的农民工未交纳任何社会保险；而市民中未拥有任何保险者仅占其总体的9.4%。 在子女教育方面，市民比农民工拥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农民工子女就读公立学校者仅占6.8%，而市民子女89.4%的上公立学校，另外的10.4％也是在民办贵族学校就读。 就医疗消费而言，农民工平均每月到各类医院、门诊部消费的次数不到市民的一半。 表4列举的均属于低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品，其中，集体消费（Ⅲ）对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要求比较低，基本上不用收费或收费很低；集体消费（Ⅳ）对消费者能力的要求则比较高，消费者不仅要付出一定经济成本，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 表4 低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概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消费频率（次/月） 农民工 市 民 集体消费（Ⅲ） 1）公园、广场 5.9 6.5 2）社区内体育休闲设施 2.7 4.1 3）社区外体育休闲设施 1.4 2.5 4）街头绿地、空地 6.4 6.7 5）大型商场、超市 0.6 1.4 集体消费（Ⅳ） 6）游乐园、度假村 9.2 9.7 7）市内景点、小山、海边 1.7 2.2 8）电影院、剧院、音乐厅 0.8 1.3 9）动物园、植物园 0.8 1.0 10）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 0.6 1.0 11）文化站、文化中心 1.4 1.7 12）图书馆、书城、阅览室 3.5 3.9 （二）影响农民工集体消费的主要因素 1.高制度门槛性集体消费 从表5可以看出，对“住房品质”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有“家庭收入”、“工作区域”、“社会阶层”，家庭收入越高、在关内工作、管理层，居住在小区的可能性越大。对住房产权有着显著影响的变量有“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工作区域”和“社会阶层”，也就是说，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收入越高、在关内工作、管理层，其拥有（产权）住房的概率越高。表5还显示，对“子女教育”产生显著影响的有：“是否有技术证书”、“社会阶层”、“工作区域”，即有技术证书、在关内工作、管理层，其子女就读公立学校可能性较大。性别、年龄、婚姻等人口特征没有对住房和子女教育消费产生显著影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没有住房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也没有对子女就读学校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收入对住房消费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对子女教育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社会阶层和工作区域是影响住房消费和子女教育消费的显著变量。 表5 住房消费与子女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Binary Logistic） 住房品质 住房产权 子女教育 自变量 B (odds ratio) B (odds ratio) B (odds ratio) 男性 .163（1.178） -.340(.712) -.169(.845) 年龄 .017（1.017） .070(1.072) .025(1.025) 已婚 -.512（.599） .652(1.920) .402(1.495) 家庭规模 -.081（.922） .401(1.493) ** -.058(.943) 受教育年限 .060（1.062） .131(1.140) .136(1.145) 家庭收入 .012（1.052）** .013(1.108) ** .008(1.000) 在关内工作 .597（1.816）*** .934(2.544) *** .476(1.610) ** 受雇于公有制单位 .591(1.806) .033(1.033) .525(1.690) 有技术证书 .018(1.018) .266(1.305) 1.040 (.353) ** 管理层 .358(1.431) ** .229(.795) ** .855 (2.352) ** 常数项 5.341(.711) 8.989(.000) * 3.313 (.036) * -2 Log likelihood 392.771 159.554 205.872 Chi-square 27.836** 51.762** 19.056** 注1：为了分析的方便，住房品质转换为二分变量即“是否居住在小区”（1为住宅小区，0为非住宅小区包括城中村和临时搭建棚房）。注2：***表示P≤0.001，**表示P≤0.05，*表示P≤0.10。 表6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婚姻、家庭规模等人口特征变量没有对社会保险消费和医疗消费产生显著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工作时间对社会保险有着负向显著影响，（每周）工作时间越长，其拥有社会保险的份数反而越少。关内工作者的社会保险和医疗消费水平高于关外工作者。就单位性质而言，受雇于公有制单位者的社保消费和医疗消费较非公有制者高。技术证书和社会阶层是影响社会保险和医疗消费的显著变量，拥有技术证书的农民工比没有技术证书者消费水平高，管理阶层的消费水平较非管理层高。个人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没有对社会保险和医疗消费产生显著影响。 表6 社会保险、医疗消费影响因素（Beta系数） 自变量 社会保险模型 医疗消费模型 性别 -.072 -.034 年龄 .055 -.044 婚姻状况 .005 .036 家庭规模 -.113 .106 受教育年限 .012 .105 工作时间 -.131** .055 个人月收入 .144 .181 工作区域 .181*** .146*** 单位性质 .119*** .109* 技术证书 .115** .139** 社会阶层 .133** .116* 常数项（constant） 3.048** 3.244* F 5.908 5.763 Adjusted R2 .155 .161 注：***表示P≤0.001，**表示P≤0.05，*表示P≤0.10。 2.低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 根据消费能力要求的高低，低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又可再分为集体消费（Ⅲ）和集体消费（Ⅳ）。集体消费（Ⅲ）主要指到公园、广场、街头绿地空地、社区内外体育休闲场所、大型商场超市等设置游玩或者闲逛，消费者消费时基本不用交费，而且对于消费者消费知识的要求也比较低。 从表7可以看出，对集体消费（Ⅲ）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有：家庭规模、工作区域、单位性质、技术证书、社会阶层。家庭规模越大、则消费频率越高。相对于在关外工作、受雇于非公有制单位、没有技术证书以及非管理层而言，在关内工作、受雇于公有制单位、拥有技术证书、管理层的集体消费（Ⅲ）水平较高。 集体消费（Ⅳ）指的是收费性休闲景观和学习型文化设施的消费，它对于消费者的消费经济能力和知识素养都有一定的要求。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对于集体消费（Ⅳ）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主要有性别、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工作区域、单位性质、技术证书和社会阶层。男性比女性的消费频率高，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收入越高，则消费频率越高，关内工作者比关外高，受雇于公有制单位者比非公有制单位者的消费频率高，有技术证书比无技术证书者的消费频率高，管理层比非管理层的消费频率高。 表7 低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的影响因素（Beta系数） 自变量 集体消费（Ⅲ） 集体消费（Ⅳ） 性别 .092 .125** 年龄 -.076 -.086 婚姻状况 -.037 -.080 家庭规模 .140** .132** 受教育年限 -.059 .003 工作时间 -.059 .003 家庭月收入 .042 .155** 工作区域 .114** .101* 单位性质 .153* .172** 技术证书 .148** .135** 社会阶层 .135* .105* 常数项（constant） 146.973* * 154.730* * F 5.738* * 5.823* * Adjusted R2 .105 .113 注1：**表示P≤0.05，*表示P≤0.10。 以上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概况为如下几点： （1）户籍身份始终是影响集体消费水平的显著变量，无论是哪一类集体消费品，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均普遍低于市民。单位性质除了对住房消费和子女教育消费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外，医疗、社会保险以及低制度门槛型消费均在单位性质上表现除了显著差异性。区域结构是影响农民工集体消费的显著变量，特区内农民工的各类集体消费水平均高于特区外。 （2）在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没有对集体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工作时间对与社会保险消费有着负向显著影响，除此之外，没有对其它类别的集体消费产生显著影响；社会阶层是影响所有集体消费的显著变量，集体消费水平有着明显的阶层分化现象；技术证书除了没有对住房消费产生影响外，其它类型的集体消费均在这个变量上表现出了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性。 （3）家庭规模对住房产权、低制度门槛型消费有着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对于住房消费和集体消费（Ⅳ）产生了显著影响。 四、结论 随着生产主义研究范式向消费主义范式的转型，从集体消费的视角探究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不愧为一个有益的探究，通过本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自帕森斯以来，地位结构观一直是解释人们社会行为的基本逻辑。本研究再次彰显了这种解释逻辑的生命力所在。家庭规模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先赋性因素和是否属于管理层、有无技术证书等自致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集体消费的显著变量。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社会地位，往往导致农民工不同水平的集体消费。 第二，尽管从理论上，集体消费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但本研究表明，无论是高制度门槛型的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还是低制度门槛型的体育休闲消费，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均远远不如市民。制度障碍和身份区隔始终是制约农民工集体消费的深层因素。在生产领域中，“农民工”不能与市民“同工同酬”，在消费领域，他们又被排除在集体消费之边缘。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从生产领域拓展到了集体消费领域。 第三，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在区域结构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关内、关外断裂式集体消费品供给模式。长期以来，鉴于政府行使权利的政治逻辑，政府供给集体消费品时往往优先考虑关内，而忽视关外。数据表明，特区公共设施建设用地占总建设用地的比重达到7.2%，而特区外公共设施建设用地占总建设用地的比重不足3%，其中宝安区为2.59%，龙岗区为2.87%。（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07）关内关外集体消费品供给区隔和不平等，带来了社会排斥，并且导致了关内外农民工集体消费的断裂。 参考文献： 边燕杰、刘勇利（2005），《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蔡禾（2006），《集体消费与社会公平》，http://www.gzass.gd.cn/content/news_self. 蔡禾、何艳玲（2004），《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学术研究》，第1期。 蔡禾、王进（2007），《“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学术研讨会.广州：中山大学.2007.5.13～14. 刘乐山、何炼成（2005），《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解析》，《人文杂志》，第1期。 陆春萍（2006），《资本主义都市中集体消费的问题与启示》，《经济研究导刊》第6期。 尼古拉•埃尔潘著（2005），《消费社会学》，孙沛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平狄克，鲁宾费尔德（1996），《微观经济学》，张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发展与规划布局研究》，2007年4月。 深圳市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深圳市流动人口基本信息统计情况》，2006年12月8日 深圳市统计局主编.，《深圳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孙立平（2002），《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战略与管理》，第2期。 王春光（2005），《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学习与探索》，第1期。 王宁（2005），《序二》，载尼古拉•埃尔潘著（2005），《消费社会学》，孙沛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宁（2007），《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逻辑——围绕劳动力动机与消费欲望的政策演变》，《消费社会学国际研讨论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06.12. 15－17。 夏建中（1998），《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社会学研究》，第4期。 赵鼎新（2006），《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第1期。 Marwell,Gerald ＆Pamela Oliver 1993,The Critical Mass in Collective Action: A Micro Soci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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