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 Http://www.ccpri.com | ||||||||||||
|
|
||||||||||||
|
全球资本主义疯狂逻辑的深层解析 |
||||||||||||
|
||||||||||||
《一个世界，是否准备就绪》一书，是美国最著名的记实作家之一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1997年的作品。它的出版曾在美国引起一场轰动，因为格雷德笔下的全球化过程是一场充满革命性、残忍性、破坏性、不确定性、扩散性、无法驾驭性和无法回避的过程。它在为人们带来充足的财富，使处于落后状态的人们和国家迅速跨入现代化的同时，也使一度被禁止的野蛮手段和生产方式得以复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使一些人们和国家陷入相对更为落后的状态。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全球化到底是什么？格雷德所的回答是“它是一部既无确定方向、又无法受到控制，兼具革命性和破坏性，且力量无比的机器”。这一回答虽不像社会科学家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所作的定义那样清晰、明了，但他的确通过生动的比喻，说明全球化所具有的威力、作用和可以推断的结果。鉴于其结果所具有的两重性，因此，对其所带来的繁荣的真正价值作出深刻反思非常必要的。 那么，这部威力无比的机器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格雷德认为，其内在动力就是全球新的产业革命。如同先前生产力中所出现的迅猛而剧烈的变革一样，它亦会推动世界出现革命性的巨变。 迄今为止，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动力的发明和推广为标志，它改变了近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格局。由于英国人执其牛耳，从而奠定了英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但相对而言，其所具有的推动力仍然是有限的，正如格雷德所分析的那样：“18世纪初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最初也只涉及几个城市，至多也只涉及了几十万人”；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推广为推动力，它大大加快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兴起以高科技产品的出现为标志，其所具有的震撼力是前两次产业革命所无法比拟的，格雷德描述道：“从此工业革命的号角源于美国并从此一直由它来推动”。而最初吹响这一号角的是鲜为人知的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的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和费尔查尔德半导体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他们所发明的“硅片”以及随后逐步出现的各种新技术和产品使这个正在走向“一个世界”中的众多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 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至少在几个方面发挥着作用： 其一、带来资本的流动效应。资本的铁律是：哪里具有升值潜力，它就会流向哪里。资本的流动又会带来新产品生产的移动（一般是流入欠发达的地区，因为其劳动力廉价，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而新产品生产的引入和资本的流入可以增加生产所在地的国内就业并满足其资金需求，因此资本输入国或生产的引进国会给资本和生产的引入提供优惠。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全球资本和生产的流动。这种过去被界定为“新殖民主义”的做法在新的形势下似乎成为了一种“双赢”的策略。但格雷德在该书中提出了关于促进资本和生产流动动力的新观点，他认为，对资本和生产流动具有推动作用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资本和生产的流动与资本和生产的拥有者摆脱流出国的既定法律和社会责任的意图具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分析虽有些牵强，但仔细推敲却也不无道理，因为资本和生产在受到诸多限制的情况下是自然会流向限制较少的地区。格雷德的这一分析倒是为我们观察资本和生产的流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不过，在这一问题上，格雷德所花费的大量笔墨论证的是资本和生产的快速流动给美国所造成的损伤。尽管他在该书中反复强调他不带有任何的民族或国家好恶与偏见，但其所描述的内容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仍难免存在好恶偏见之嫌。然而，透过他的描述和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到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变化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具有正面或负面影响的。趋利弊害就成为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赢得发展良机的重要原则。 其二、给资本和生产的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危及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格雷德预言：“正在形成的‘一个世界’的本质是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旨在弱化国家的主权，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例外。”“而促使这种变化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护资本和生产的所有权。”格雷德在该书中不吝笔墨，着重描述了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国家在这方面所出现的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变化可能和已经产生的各种后果。 在回顾分析前两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不同后果的基础上，格雷德从一位学者的理性出发对第三次产业革命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提出了警告，他在书中写道：“全球体系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政治问题是：是否让历史沿着以前的工业革命所走过的同一条血腥道路重演一次？20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被各种事件所淹没，但我们的‘一个世界’革命所固有的矛盾正在为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冲突播下新的种子”——格雷德对“一个世界”前景的担忧溢于言表。 应当看到，格雷德写作该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反映跨国生产的产业制度、全球金融资本市场以及富国和穷国正在发生着和已经发生了改变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格雷德所提供的以资阅读该书的基本框架。 在该书的前三章，他着重介绍了“一个世界”形成的背景和范围。而对于在这个“一个世界”形成的过程中谁会成为“赢家”，谁会成为“输家”的问题，他运用活生生的实例说明了这一问题并没有绝对性。他认为，由于时间变化太快，此时的“赢家”可能是彼时的“输家”，反之亦然，关键是看谁能够把握时机了。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为了说明这种“一个世界”正在形成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存在的潜在危机，格雷德从三个方面列举了反映这个趋势的几种表现： 首先，在过去的25至30年中，虽然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销售量增加了6倍，然而，这些全球公司世界性就业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却几乎一直徘徊不前，滞留在2600万左右。虽然主要跨国公司的销售量从1971年的7210亿猛增至1991年的52000亿（这表明商业份额稳固增加，占全部生产性出口的三分之一、商品贸易的的四分之三、技术和管理服务贸易的五分之四），然而其每一单位产量对人力的需求却大大减少。 其次，全球化的基本机制――公司在外国投资、购买现存的资产或建新工厂――在过去的15年中爆炸式地得到加速，并它带来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变化：先前的债权国沦为了债务国、产品的生产国沦为了产品的进口国、传统国际贸易中的相当一部分变为了跨国公司旗下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传统依赖关系被“逆转式”的新的依赖关系所取代。 第三，金融资本――股票、债券和货币的交易以及更为怪异的金融证券――在全球范围内以惊人的步伐加速运动。国际银行的贷款从1980年到1991年翻了四倍，达至36000亿。全球债券金融也得到相应扩展。跨国界的所谓三角持股――欧洲、日本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格雷德认为，全球化趋势中的这些变化的“结果正在损害着国家的尊严”，使传统国家职能所具有的威力大大减弱，其所表现出来的管制能力削弱的迹象主要表现在对商业和金融的控制能力的减弱上，九十年代前半期世界主要国家为刺激经济而实行的“频繁”干预“锐气大减”的现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格雷德甚至认为，在“一个世界形成过程中，国家职能的重点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他写道：“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销售者，积极促进自己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以期为保持所有人都不致负债提供一种基础性繁荣。”但他认为这一战略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现实的发达国家所存在的两个基本事实――大量失业的存在和实际收入的下降（为应对通货膨胀所作的名义上的工资调整）就是明证。发达国家在其所称谓的“一个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后果尚且如此，那么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命运就只能是“受资本的任意摆布”了。格雷德的这一论断虽有些危言耸听，但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如何在赢得发展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另一后果是，全球劳工作为一股有组织的独立力量对全球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条件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其原因正如纽约的金融家罗伯特•A•约翰逊所解释的那样：“如今的资本长了翅膀”“资本可以同时应对20个劳动力市场并在其中作出选择。由于劳动力相对处于静态，流动性相对资本弱，所以双方力量发生了改变。” 对于“一个世界”产生过程中所产生的上述后果，格雷德认为均是跨国公司的活动所造成的，而跨国公司自身的安全问题则取决于其自身是否能够成功实现成本的不断降低和高利润回报率的获得。当跨国公司无法实现利润的高回报率时，金融投资者就会对其予以惩罚。然而，金融投资者并非仅仅针对跨国公司，而是针对所有对象（包括任何人、任何企业、任何国家或层级的政府），只要出现对可赢利性企业具有危害性的因素或对资本产生令人不快的惊吓，只要有保卫自由资本之必要，这种惩罚就会降临。从这点看，全球金融家倒的确在遵循着自己的平等主义价值观。 而对于“一个世界”形成过程是否会出现形成新的阶级斗争的社会条件的问题，对此，格雷德也做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回答。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为题论证了“激发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十九世纪对资本主义进行见解独创的批判的基本条件仍然存在，甚至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并提出“野蛮的生产手段和方式已经得以复兴”的警告，这对于一个西方作者来讲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一警告对于那些急功近利，只图快速经济发展，而不顾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国家来讲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 套利在市场经济中是一种古老而简单的规则。它指的是商人们在一个价格便宜的地方市场购买一种商品，然后将其在价格较高的邻近市场出售，并从其价格差中获利的行为。这些交易（无论是何种物品）都提供了一种连续的价格规范，并且在相距遥远的买者与卖者之间建立了对市场平衡的非正式限制。如果某一商品的生产者将其产品的价格定得过高，套利者将会介入，并且用购自其他地方的相同产品来压抑市场价格。其结果将是立竿见影的――高得离谱的价格将会迅速被迫下跌。格雷德认为：在现时全球化经济中，套利被应用于了一种极为与众不同的目的。商品不仅仅是物品，而是人的劳动，价格则是工资。工资套利（尽管各个公司不会这样称呼它）或多或少地以与其本来含义相反的方式运行着：它将生产和工作从高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劳动力便宜得多的市场。于是生产者们便通过这些工资差别套利，以此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通常他们会把所生产的成品卖回到高工资市场中去。然而，这种套利行为所存在的最大障碍就是相隔甚远的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成本。不过，这已并不构成障碍，因为现代技术已经使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世界各地的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即使是搬迁整个工厂，通过控制劳动力的成本，仍有大利可套。利用好这一点可以产生巨大的潜在收益，相对于此，运输成本只能算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于是，在全球贸易中，一个不成熟的劳动力工资平衡体系逐渐形成：这是一种形式分离的价格规范，把收入最高、最富裕的产业工人与那些最廉价、最贫穷的产业工人连结起来。格雷德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工资套利导致了人类劳动价格的下跌。” 客观地讲，格雷德的上述分析的确切中了现实世界市场中各种经济合作形式的要害，但格雷德是站在对此敌视的角度来描述这些“合作形式”的弊端的，他甚至认为，正是这种工资差异导致“抢了发达国家工人的饭碗”的结果，进而使人们看过此书后有一种全球化有百害而无一利之感。这显然没有全面反映全球化过程存在的两方面的可能性――即机会与风险共存。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避开全球化过程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显然，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逃避将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关键在于如何因势利导，趋利弊害，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格雷德认为，现实的全球市场是一个“供”远远大于“求”的市场，因此，这就决定了操作杠杆的主动权必定掌握在“求”的一方。为了倾销过剩的产品，跨国公司被迫与那些具有市场需求的国家进行交易以进入它们的市场，特别是那些需求在迅速上升的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这些交易中，制造商通常要把他们本国的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技术、部分的生产、部分的工作机会——转让给买主，即外国和它们初出茅庐的工业企业。在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情况尤为如此。其结果是市场准入的竞争构成了塑造全球体系中企业行为的基本动力之一。这一基本动力由两个强有力的诱因所构成：最先进的技术和对低劳动成本的追求。而当跨国公司在分配它们的生产要素并与其它公司分享技术时，他们无疑会招致更大的风险，即帮助培育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这是跨国公司所不愿看到的。在全球化中为了规避与其未来对手竞争的风险，他们试图与新兴市场中的生产商组成合作伙伴关系。但即使这种合作的策略能够成功，它仍然忽略了一个群体的利益：技术和生产输出国国内的那些工作机会正在不断大量流失的产业工人的利益。 乍看起来，格雷德的上述分析似乎很有道理的，然而，仔细推敲，我们不难看出格雷德的分析只是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倘若国家间的合作如果仅仅是一方受益，那么合作是不会持续长久的。先进的技术与低劳动成本的结合产生的是低价格的产品，而低价格的产品（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的直接受益者是双方国家的人民。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决不可将此简单地彻底归因于国家间合作中的部分技术的转让、生产的输出和部分工作机会的转移。再者，即使具有市场需求的国家能够获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通常这种技术转让是带有苛刻条件且并非最先进的技术），它们是否真能成为那些实力雄厚、技术先进且具有老道国际贸易经验的跨国公司的强劲竞争对手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决非如此。即使是那些在消化先进技术方面卓具成就的国家或地区，也仍然无法与之相匹敌，至于发展中国家在消化了发达国家有限的先进技术之后，其所生产的产品总体上仍然是附加值较低的，技术上的差距仍然甚大。理解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技术与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所具有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全球化的实质。 格雷德不仅对潜在竞争对手的危险提出了警告，而且还对全球现实中的跨国公司之间的残酷竞争作出了栩栩如生的描述，并认为，在激烈的技术和价格竞争中大型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扩大资本、增强研发能力和相互之间获得金融支持，必然形成所谓的“国际性战略联盟”，即实行所谓的“合作资本主义”。其主要做法是相互占有商业资产的份额，在共同开发、设计新产品上互相交换技术，共同开发新的投资项目。他认为，跨国公司之间的这种联盟是全球体系不稳定的表现，他所反映的是技术竞争已达到了绝望的边缘、竞争对手的关系不是相互自大，而是相互恐慌，试图通过寻求更为合理的结构来减少不稳定因素。但是，从根本上看，这种联盟是跨国公司试图将不断上升的新投资成本分散到众多游戏玩家手中。从另一方面看，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盟有违于自由市场信条和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它更近似于一种国际垄断。而这种国际垄断甚至威胁到主权国家对国内经济控制的程度。正如格雷德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跨国公司宣扬自由市场竞争并积极地不断解除政府对商业和金融的合法控制；另一方面，这些公司相互间又忙于签署地域性协议――这种合作性机制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私下管理贸易行为，从而超越政府的控制范围。当然，格雷德并不认为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盟会具有永久性，而是一种具有暂时性的“休战”，当竞争合作伙伴发现联盟的目标与他们自身的目标不一致时，联盟通常会崩溃并被遗弃。他甚至从历史的角度再次论证了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盟与一百年前的出现的垄断组织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可怕结果，即，如果在所谓三大列强（欧洲、日本和美国）的高端技术制造商中形成了这种公司联盟的形式，其最终的联盟威力会使一些较贫穷的国家的几代人都处在被支配的地位。 格雷德认为，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一直发挥着全球市场的安全阀作用――既是全球剩余产品的购买者，又是全球体系中公认的规则和价值的维护者。但是他也坦言：由于工资的下降和高收入就业机会的减少，美国大众消费的巨大能量正在削弱、美国债务也在日益积累、贸易逆差不断增大、美元也不像先前那样坚挺，汇率在徐徐下降，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上述安全阀作用正在发生动摇。他断言，当美国的这种作用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一场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他甚至发出了“这一高潮性时刻正在快速逼近”的警告。他预计美国会步英国的后尘，丧失其在世界的霸主地位，不过，他认为，“如果这一时刻能促使美国公民重新评估自己的社会安排，使美国人面对其经济体系所产生的严重缺陷以及美国物质生活中十足的铺张浪费，那么这一时刻的到来同时也会革新美国社会。如果霸权地位的丢失使美国人对自己和自己的经济有了新的理解，那么这种全球霸权地位的丢弃就不必是悲剧性的，而是能提供一个新的机遇，”但他同时认为，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对世界而言将是一种无法预计的灾难。世界经济中的发展现实的确体现了美国经济的重要影响力，但是否会像格雷德所预料的那样，出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则是有待于人们保持高度警惕。 在该书中，格雷德对有关金融市场以及各种金融投机活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作出的描述，是建立在他对金融资本在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以及对全球经济格局中强弱对别的强烈反差的观察之上的。他认为在资本长期扩张的周期中，金融资本通常在这个周期的最后阶段起着支配的作用，这种作用远远大于发明家和企业家在资本扩张中所具有的作用。金融资本所具有的这种作用在资本扩张的最后阶段往往表现出非理性，脱离社会事务和经济现实；投资者也往往对投资的回报率表现出过高的期望，最后导致的是金融与现实背道而驰，只有在出现了某种极端纠正方式，才能实现新的平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人们和社会都是极度痛苦的，但它能为资本的下一轮周期性扩张扫清道路。格雷德的这段论述再次应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张周期性的基本原理。他提醒我们说：“目前‘全球一体化’的工业革命发展到了一种病态的阶段。金融价值与实际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分歧显而易见，而且这种分歧正在扩大。它会诱发新的灾难性高潮。在反复出现的金融市场动荡中，在引人注目的债务危机中，在经常动摇全球贸易和国家经济的货币价值的旋涡中，我们都可以看见这种混乱的症状。”为了打消人们可能存在的幻觉和误解，他提醒我们，各种金融“事件会引起暂时的恐慌，但人们几乎不认为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一些复杂的东西和一些普遍的观点掩盖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从现实中分离的力量。人们通常认为，偶然的灾难可能是投资者或政府的个别错误所致。这种看法随着金融动荡的扩展和加快而变得越来越占不住脚。”笔者认为，格雷德所发出的上述警告的确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在金融资本流动如此之迅速的今天，其引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1996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近期发生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动荡虽然尚难以判断是否是全球经济危机出现的先兆，但对此倍加警惕总不失为先见之明。 格雷德对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所造成的一种经济困境的怪圈的描述是十分精彩的。他认为，“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向其最初的倡导者们发起了攻击，将他们诱入循环的错误选择之中，使之陷入20世纪陈旧政策和全球化金融的新经济之间。”面对这种困境，西方国家政府将不得不作出艰难的抉择：要么放弃旧的的政治对社会平等所做出的承诺、减少养老金、医疗保健和收入支持的福利体系以及种种改良性援助；要么面临周而复始的金融危机。选择前者，政治上具有风险，而要掩盖后者，政府就得举债，由于金融投资者认为不能承受债务积累的危险性，因此他们在给这些政府贷款时要求“风险补贴”——高利率，这当然只会加重借贷人的债务负担，从而使举债者――政府为此而付出更多。当然，政府也并不是束手无策的，它的应对策略就是货币贬值。现实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都试图以控制利率来调节经济，并在政府如何减债问题上踯躅不前，其结果是维系着一个“平静的大萧条”。 在该书的第四部分，格雷德对全球性的新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展开了论述。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化与民族和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全球化与政治和阶级斗争产生的问题、全球化与贫富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对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冲击、全球化与全球工人基本权利及全球工人运动的协调问题、全球化与自然资源的消耗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发人深省。在很多地方他甚至运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内容，这对于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记实作家来讲的确难能可贵。但是，格雷德毕竟是一个西方作者，他看待问题的角度仍然在很多方面带有局限性，甚至在该书所描述的许多事例上带有一定的偏见。 在《一个世界，是否准备就绪》的写作过程中，格雷德历经艰辛，先后走访了全球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查，先后与工厂的工人、田地里的农民、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资深的经济学家，公司的行政主管、跨国公司的技术人员，股市中的操盘手等都曾进行过深入而富有洞察力的交谈，并与那些曾经在国际金融市场叱咤风云的金融大鳄频频接触，其所采用的事实的真实度和数据的准确性颇让人啧啧称奇。 《一个世界，是否准备就绪》通过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机制和作用方式，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后果的深刻剖析，为我们展现了全球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真实图画。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分工和合作的国际化以及各国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强，一再说明了全球化业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回避、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自加入WTO后，需要更加全面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分工和合作中，我们该如何把握潮流、适应时势，如何既对自己在“一个世界”中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也能对自己在世界大潮中的发展方向作出前瞻性规划，如何把好方向掌好舵，皆成为我们亟待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格雷德所著之《一个世界，是否准备就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思考平台和理论借鉴，他告诉我们：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是一个机会与风险并存的过程，我们必须因势利导，趋利弊害，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