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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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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 黄卫平 陈 文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518060）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是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扫清精神桎梏和观念障碍，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深化改革。三十年来，得到较广泛公认的对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有两次，分别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认真总结和分析两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明确推论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必将主要围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展开。 关键词：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民主法治 政治体制改革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全国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各种关于解放思想的研讨正在理论界、学术界深入展开。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避免对其做各种简单化、空洞化、泛化的误读，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解析，什么叫解放思想？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哪些？这些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是什么？目前中国是否正在迎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一、概念界定：何谓“解放思想” 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是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要变革一切阻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体制、机制。因此，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 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开放是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尤其是学习和借鉴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以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富民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改革开放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 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由于改革决不是一般意义的变化和改动，而是体制、机制的革命性变革，因此，改革者必须首先摆脱束缚自己思想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就是为改革开放扫清精神桎梏和观念障碍，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正是改革开放中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冲破牢笼，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地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三十年来，得到较广泛公认的对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只有两次，一次是以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另一次是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1976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后，党和国家将向何处去？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还是另辟蹊径，改弦更张的历史性关键时刻，使党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从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对“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没有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纠正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就不可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也就不可能开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1992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的“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东巨变”后，党和国家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重回“反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老路的历史性关键时刻，使党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使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带有猜测和假说性质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旗帜鲜明地宣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没有这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正是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改革开放的步伐摆脱了“被一些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束缚”，我国开始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加入“WTO”以来，在努力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象井喷一样地高速增长。 二、特点阐释：两次“解放思想”运动的共性 认真总结和分析改革开放中这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具有这样三个共同特点： 其一，解放思想的对象都是长期束缚党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理论教条，而不是别的什么思想。在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思想解放，既不是一般意义的公民言论自由和个人思想解放，也不是抽象地从各种错误、不合时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既不是从西方政治文明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也不是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而是使党从自己曾经长期奉为圭臬、敬若神明的某些意识形态理论教条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首先，是要从那些本来就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却是被附会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某些意识形态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其次，是要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些具体观点当作普遍真理的教条主义迷信中解放出来；再次，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是不合时宜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领袖的支言片语中解放出来。因此，邓小平极有针对性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党从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错误理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党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猜测和假说性质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正因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自我精神解放，其难度就特别高，风险也特别大，尤其是不容易被党内的一些“思想处在僵化或半僵化” 状态的同志所理解，其对推动改革开放和促进全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作用也就特别巨大。 其二，解放思想的本质是尊重理性，回归常识。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给人类的知识库中增加新的元素和内容，而是党的价值转型和对人类常识的回归，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迷信某些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转变为实事求是地尊重理性、尊重科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常识，也是现代科学的常识，但是在以“文化大革命”为登峰造极的极左路线和思想占据党内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加上党内的某些野心家、阴谋家推波助澜，形而上学猖獗，个人迷信盛行，将领袖的言论视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至在极端的意识形态偏执下，达到了指鹿为马的荒诞境地，如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因此，当党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引导全党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对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至于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更有助于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也早就不仅是经济学家已经充分论证过的经济学常识，而且被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证实，成为普通百姓的常识。但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偏执下，中国百姓对改革开放初“大陆经济不如台湾、北朝鲜经济不如南韩、东德经济不如西德”的常识判断，却不时地被视为“精神污染”。因此，当党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正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常识，恢复理性，从而创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其三，解放思想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党内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而最关键的核心人物是顺应时代潮流、洞悉发展规律的党的领袖。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先在社会和群众中广泛酝酿，再经党内知识精英和有改革意识的领导干部积极推动，并最后由党中央最高决策层一锤定音，转化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早在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广大群众、干部、党员就在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的过程中，愤怒地宣泄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仇恨，以及对党和国家未来前途的忧虑，这为后来由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参与直接撰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们和编辑群体，以及顶着巨大压力坚决地支持发表这一文章的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一批党内高级干部，无疑是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言者和时代精神的代表，是他们推动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走向高潮。而邓小平最初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起草、发表，在引起争论后，他对文章精神的坚决支持，最终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推动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而改革开放初我国农民自发创造并得到党内部分开明官员支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事实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的改革精英共同推动的。大多数不是死抱着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不放的普通百姓，已经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常识中，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更不必说一批有市场眼光的经济学家和有改革意识的高级干部。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改提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再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市场化的导向中发展。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左”的意识形态回潮，一时间有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表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夭折的危机。在关键时刻，是邓小平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发表了石破天惊的1992年“南方谈话”，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明确肯定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一举扭转乾坤，推动党的十四大全面开启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 三、发展态势：新一轮“解放思想”正呼之欲出 如果说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思想大解放运动的上述三个特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将极大地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就必然是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真正从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当作资产阶级专利的意识形态偏执中解放出来；就是要“从不重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意识中解放出来” ，从对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选择权疑虑重重、对建立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忧心忡忡等缺乏政治自信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因为： 第一，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观念羁绊更多，解放思想难度更高，因此，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更迫切需要思想大解放。因为，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这些与改善民生息息相关的市场经济改革，尚且曾遇到“左”的意识形态的打压；更不必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彻底改革邓小平早就指出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等，必然会受到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以种种传统意识形态教条的名义来横加阻挠。正如邓小平早已预见到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思想大解放，就不可能真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操作性步骤绝大多数局限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亟待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不断提升，社会舆论正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新一轮“解放思想”运动势在必然。邓小平早就发现：“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改革基本遵循了先易后难，渐进发展的路径，相对容易改革的领域都已逐步突破，现在面临的最艰巨的改革难题，大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在十七大指出的目前国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就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均不同程度地有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来逐步解决。在现实中，我国权力高度集中和监督制约机制相对匮乏等现象尚无明显改进，各级官员间的人身依附和庇护关系错综复杂，国家权力结构的体制性改革举步维艰。而在民间，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舆论持续不断，甚至一些“体制内”的官员、学者也深感忧虑，不断地在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因此，胡锦涛认为“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 。 第三，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已经开展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正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夯实社会基础。多年来党一直在探索“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提高党在民主法治条件下驾御选举政治的执政能力。党的十五大以来，在中央发展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宏观精神指引下，全国许多省份的地方党组织和基层政府进行了不同程度和范围的有关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方式改革和党代会常任制的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有300多个乡镇开展了乡镇领导班子的直选试点，用公推方式产生候选人的做法已经得到了普遍推广。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强调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标志着党开启了执政党的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2003年以来，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区级人大代表选举期间，民间自发产生的基层人大代表竞选现象，以及200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选举法》的修订，已为基层人大代表的“竞选”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为了更有效地巩固和发展这些改革的成功经验，防止和克服有些地方因为推动这些政治改革的地方领导班子的换届而使改革半途而废、“人走政息”，改变政治体制改革的操作性步骤长期徘徊的局面，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改革的全局考虑，对我国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发展，加以整体规划，为全面落实《宪法》、《党章》中规定的公民和党员的政治权利，制定有效落实各种选举法规的具体执行细则，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和期待。 第四，部分省已积极、稳妥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党内有一批高级干部在中央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下，充分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的迅速发展，有必要将提升国家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的“软实力”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早已是正在进行时，国家经济“硬实力”的提升，也必将对国家制度“软实力”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多年来，中共四川省委、江苏省委均在全省范围内较大规模地成功探索乡镇党政班子的直选和一系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面对香港将在2017年直选特区行政长官，并逐步直选立法会议员的民主政治发展态势，以及海峡两岸“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局面正在形成，21世纪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民主的康庄大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来呼吁广东省的各级领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求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路的深圳经济特区，不仅要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方面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还要在政治民主建设方面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必须认清民主法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保障” 。为此，深圳市委、市政府最近专门推出《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和《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两个文件，均以发展民主法治建设的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各项改革探索之首，承诺在未来的党内选举和区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将部分开放“竞选”和在区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区长进行差额选举，力争率先实行市区党政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以及一系列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举措，一定程度体现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和有效途径的政治体制改革，已逐渐成为新时期“经济特区”的重要历史使命，深圳经济特区正努力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这个最尖端问题上有所作为。 第五，党中央近年来在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预示着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大解放的高潮即将到来。江泽民前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提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精神，已经为党解放思想，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过去常常忌讳和回避的政治文明成果，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将“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定义，更是前所未有地肯定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一系列人类的普世价值。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些均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营造了更为宽松和开放的氛围。 如果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 。那么，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却是有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良政治传统，早在1978年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就已经成功地化解了领袖对真理的“垄断”问题，确立了人类实践和理性的权威；而在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更是自觉地放弃了对财产的“垄断”，开始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在日益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在“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这将有助于再一次推动党的意识形态思想大解放，具体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各种实现形式，使全体中国公民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 今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武警官兵，万众一心、团结奋斗，沉着应对，经受了抗震救灾的巨大考验，保持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再次向世人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传统政治本质和“以人为本”的崭新执政理念；而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次向全世界充分证明了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洗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理直气壮、充满自信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酝酿和开启之中，远没有达到高潮，更没有结束。从1978年到1992年底约十五年，而从1993年到2008年又约十五年，也许历史将以这样一种惊人的巧合在中国大地上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高潮，以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这将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最好方式。 论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 作者简介： 黄卫平（1954.5-）,男，汉族，教授、所长，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方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公务员制度 联系方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文科楼1427）（邮编：518060） 陈 文（1979.11-），男,汉族，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同济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与城市公共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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